中国的崛起与美国霸权的自我消耗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这是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提出的重要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谈到国际形势，当前的焦点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而且事态发展变化得很快，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疫情期间国际航班都停了，国际研讨会改到在线上进行，更加方便了，中外学者的交流有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总的看法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影响很大。现在，疫情后的世界、疫情后的全球化、疫情之后的国际格局等，都很难判断，因为这一切都要受到中美博弈结果的影响，终局将会是怎样的，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什么是“国际格局”

我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观察，结合自己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谈谈对国际格局变化的看法。什么是“国际格局”？简单地讲，国际格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国际力量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国际格局指的是世界权力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苏两极结构，两个国家各自领导一个集团，把世界分成两个对立和互不相通的体系。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从美国的角度看，世界成为美国的一统天下，是一极格局。然而，冷战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其他国家发展也很快，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都曾经对美国形成追赶之势。中国国际关系界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

在国际关系历史的视阈中，现代国际政治的起点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明确了主权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之后的500年间，多次出现大国争霸和国际格局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哪里？中国虽然有自己悠久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与伴随工业化进程发生的国际上的大国竞争没有很大的交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与世界上的强国竞争脱离的，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承受者，是被作用的对象。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国际史学界作为纪念出了好几本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2013年出版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终结和平之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这些书与过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的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共同点是，没有突出描写那些宏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而是把视角放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当中相关国家关键的决策中枢发生的事情上——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谁是如何回应的。作者的意图是让读者看到，形势如何从各方对一件件事情的处置和问题的累积，发展到矛盾发生性质的转变，滑向了那场谁都不希望发生的、谁也没有估计到其严重后果的大规模战争。

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关键人物可能都没有刻意地推动战争，但是，他们在相互的驱动和算计中不断产生新的作用力。哪怕是德国，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其对战争时间和结果的预期都与现实有着巨大差距。国家之间的博弈就像是打桌球，一个球被敲打出去之后，会撞击到另一个或几个球，而这些球又会撞击到其他球，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最初可能难以完全预料的局面。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界已经高度关注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重点之一，中国的一言一行相当引人注目。这些书有一个隐含的指向或者说潜台词，那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世界秩序的下一个挑战者是谁？围绕这个话题的国际讨论很热烈，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写评论文章：谁是“亚洲的梦游者”，矛头指向中国。针对这些问题，我写了一篇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的文章，2014年9月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文中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是资本对市场、殖民地的争夺导致了无可避免的战争。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国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再用战争和大国竞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在《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内容不多，但是中国显然是在列强竞争和分割的单子上。原版书的169页有一幅源自19世纪《法国画报》的漫画（见图2.1），其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法国的玛丽安娜（法国国家象征）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围坐在餐桌旁边，手中举着刀子，面前摆着一张地图大饼，标明是“CHINE”（中国），围坐在桌子旁的这些人正在考虑自己能得到的那一块。他们身后站着一位戴着清朝官帽和留着长胡须的老人，应该是映射李鸿章，他焦急而又无助地将双手举向空中抗议着。这幅漫画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国际格局变迁中的处境，既是一个看客，也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为什么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角之一，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变化的作用力而不仅仅是被作用者，是这一次国际格局动荡、调整的牵动因素之一。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人的言论和行为会产生对他人的作用力，就像在球桌上，我们敲出去的球会撞击到其他球，引发新的变化。大国一旦进入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环境里面，它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会招致反应，甚至引发反作用力。因为大国的言行会触及他方的利益，引发其他力量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所以我们对新形势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自身拥有对这个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的力量。

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心结。2014年6月我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要作为嘉宾在一个关于地区安全的论坛上发言，同台的还有时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J.洛克莱尔。开场之前有几分钟时间请嘉宾在会场旁边的休息室相互介绍和熟悉，我找到他，想商量一下出席发言的基调。当时外界对中美海上分歧很担心，这场论坛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我想说服他，中美两国的发言嘉宾最好不要在地区中小国家代表的面前吵架，让人看热闹，给地区平添焦虑情绪。他同意我的提议，但是一再请我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强的受害者心态？”我在两分钟内极为浓缩地讲了一下鸦片战争和之后的历史。他认真地听了，然后说：“鸦片战争是19世纪的事情，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啊，现在中国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还是一谈起国际问题，就表现出一种受害者愤愤不平的情绪呢？”

我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决定了国民的思维和价值。例如，美国人言必称人权，这是否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严重的种族压迫问题呢？这是美国最大的伤疤，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而中国人最大的历史伤痛就是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这必然在国民心中留下印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历史经历，人民的心理特征与历史总是相关联的。不过，他的感慨对我也有一定的提示，中国人确实需要注意自己的心态会给外界什么样的印象和由此引发的反应。

国际上各国外交的起源大多是关于如何谈判以实现和平和阻止发生战争的，而中国的外交起步于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抗争，中国现代外交最初的几十年都是在争取撤销或者是减缓各种不平等条约和不公正待遇问题。在我担任驻英国大使时，中英之间还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是这样的，2008年3月发生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Minister of State）约见我表达关切。他听我介绍了情况和中国的政策立场之后，念了一个口径，其中提到“理解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这是长期以来英国关于中国西藏地位的一个含有殖民色彩的政策表述，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我马上提出交涉，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所谓的“宗主权”是英国在殖民时期强加给中国的，早就应该放弃了。但是，英国外交部一直不愿面对和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翻看历史档案，在中华民国政府期间中方就与英方交涉过此事。1943年宋子文两次会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提出“希望英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遭到拒绝。同年8月，艾登致信宋子文，附以《“在中国尊重西藏自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内阁决议备忘录》。“宗主权”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政府的立场是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2008年8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访问中国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中国国务院领导人在钓鱼台同他谈了几个小时，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布朗都听得很认真，最后应该是听明白了。布朗是个比较实诚的人，说话做事讲道理，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很清楚，但是他也存在国内政治和程序问题。他结束访华后两个月，也就是10月29日，米利班德外交大臣在英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英国在20世纪初对西藏地位的立场有时会影响我们表达观点的能力，这一立场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我们对中国在西藏‘特殊地位’的认识是从过时的宗主权概念发展而来的。有人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追求的目标表示怀疑，并声称我们否认中国对其大片领土拥有主权。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公开表明不支持西藏独立。像其他欧盟成员国和美国一样，我们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中英之间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看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会是像看一座山似的，要么岿然不动，要么就山崩地裂。国际形势更像一条大河，不断地涌动，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什么。每年春天，黄河在流经宁夏、内蒙古时都会发生壮观的冰凌解冻，观察这一自然现象也能给我们观察国际形势以启发。国际形势是流动性的，变化在某个时段发生，不会是具体哪一件事就改变了国际形势，但是，每一件事都自会有其影响，都不会被历史忽略，一件件事情累积起来，就会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作用力，留下印记。

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上升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变化、国际社会看中国的心态发生变化，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认为是2010年，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界开始从世界大国的角度关注中国。以我的切身体会，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也比较特殊。中国故事、中国印象、中国形象在2008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经历了一个相当动荡的过程，导致了后续变化的产生。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发生雨雪霜冻，火车和长途汽车停运，大量春节假期返乡的农民工聚集在车站，国际媒体一片哗然，预期中国要出大问题。结果滞留人群得到妥善安置，很快有序踏上旅途，显示了中国政府高效的组织、处置能力。2008年3月14日，发生拉萨骚乱，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描绘中国发生了“血腥事件”，对奥运火炬传递带来极大的干扰，在国际上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顶住压力，完成了预定的全球火炬传递，最后在中国境内的火炬传递中展现了人民的团结一心和热情支持，圆满收官。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强烈地震，中国人民守望相助、勇敢抗震，政府和军队全力投入解救受难群众和重建，让世界刮目相看。当时国内的新闻报道活跃、信息透明度很高，可以说中国人是在全球媒体高曝光度之下走出汶川灾难的。记得英国的《每日邮报》曾经在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是一位骑着摩托车的汶川男子背着用棉被包裹着的妻子的遗体，标注着他的一句话，“要给妻子一个有尊严的死”。外界从中看到了中华文化中强大的人道主义内涵，这是他们过去不了解的。汶川得到英国乃至世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驻英国使馆收到社会各界的捐赠，接受了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清洁工、从骑自行车募捐的青年到牵着母亲手的孩子对汶川的赞许和支持。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为这轮国际形象冲击波画上了句号。尽管之前国际媒体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很不看好，但开幕式的场景让一切都改变了，其中传递出的信息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国家高效的组织能力、社会财富的增长、观众和表演者的笑脸等，突然之间通过绚丽的画面传递给了世界。

北京时间晚上8点是伦敦时间下午1点，我在使馆大厅举办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观摩活动，馆员和家属齐聚一堂，也邀请了一些英国朋友。英国客人看得非常专注，有时都忘记了自己不在现场，看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就鼓起掌来，大家都非常兴奋。临走告别时，一位老者握着我的手说：“大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成人礼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

第二天，英国所有的报纸都用头版刊登了对开幕式的正面报道，配以漂亮的画面。西方媒体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离心离德的，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们认识到，党和人民是一体的，中国的党和政府是为人民做事的，中国制度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世界看到了一个走向成功的中国。确实从这一年开始，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发生微妙和复杂的变化。

2009年我有一次在曼彻斯特演讲，现场有200多人。在英国，演讲是社会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作为大使收到的演讲邀请很多。按照规范做法，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主讲人可以讲20分钟，之后答问40分钟。我会重点讲中国的发展与变化，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去克服和解决。这一次，当我讲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听众哄地一下子笑了，不是一个人，是大家都在笑，我以为自己有哪句话讲错了，一下子有点懵。

等我讲完，进入答问环节时，第一个举手提问的人就说：“大使，您刚才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能不能给出一个定义？为什么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呢？有哪几个标准？”他说，“我们需要了解，因为中国的GDP超过英国了，如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那么英国是否应该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减）’呢？中国定位清楚了，其他国家也好调整自己的位置”。

的确可以感觉到，2009年世界在等待中国的自我定位，中国地位的变动会波及方方面面，如果中国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其后很多国家的排序都要发生改变。2009年至2010年，我在演讲中遇到最多的提问就是：中国强大了，想向世界要什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准备如何改变世界？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从几百年国际格局的演变路径来看，中国作为新生大国，有权也必然会设定一些新的规则，那么其他国家就需要考虑，在中国新设的规则当中他们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是利是弊？他们将由此来决定自己对待新生大国的态度。

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形势时，一般都是要关注“美国怎么了”“欧盟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怎么了”这样的问题，现在国际上都想知道“中国怎么了”。那么，中国人怎么看呢？2009年我在驻英国大使馆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除了使馆的外交官，记者和企业家也应邀出席，有120多人参加。开始讨论之前先做了一个测试，我的提问是：中国是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吗？只有五个人举手表示同意，主要是坐在前排的参赞级外交官，其他大部分人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中国不是世界第二，谁是世界第二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五花八门。2010年我回到国内后，应邀讲课时也会做同样的测试，对第一个问题举手同意的人不会超过出席人数的15%。对第二个问题人们给出来的答案很有意思，最常见的答案是俄罗斯，同意的人也最多，然后会有人提到德国，还有人说是日本。这应该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国家的世界定位的基本看法。

我与美国人讨论中国的国际地位时，采用了这个案例，他们都表示难以置信。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听我谈过这个现象，2013年我们在韩国相遇，她说在美国讲我所介绍的中国人的普遍观点，别人都认为是她听错了。因为，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追求强大，要挑战美国。

当世界已经从一个排位世界第二的角度看待中国、期待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识相对滞后一些，中国人更现实，当时谈到国际地位时更多采用人均GDP指标。但在英国人看来，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例如，卢森堡的人均GDP高达10万多美元，世界排名第一，但是它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外界认为中国现在国力强大，是世界大国，需要说清楚自己是谁，打算干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隔十年之后，2019年我在北京会见一位英国议员，她的关注点仍然在这些问题上，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可见这个问题困扰他们十年了，估计未来十年，外界还是会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自己，恐怕也需要不断地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

从数据上看，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1997年的3%增长到2019年的16.2%。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中国有13亿人口，相当于4个美国，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

中国的发展变化带来的冲击是牵动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变化，美国在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和在对外政策上犯了错误。中美两个国家在冷战之后的20年，在对外政策上出现了反向的演进。中国对冷战后国际大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都顺势而为，对内推行改革开放，对外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成功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中国提出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判断很重要。2010年我有一次在欧洲出席国际会议，应邀在基辛格主持之下发表讲话，介绍中国。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我阐释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判断，把“势”翻译成“trend”。基辛格打断我，说：“我帮你解释一下。”他对听众说，“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势’，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个政治概念。‘trend’这个英文单词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意思，可以直接用‘s-h-i’（势）”。他说：“中国人说的‘势’，就像激流从高山上冲泻而来，无可阻挡。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判断‘势’在哪里，然后带领人民群众顺势而为，取得成功。”

我说：“您讲得比我讲得要好，更清楚。”

美国霸权的自我消耗

美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世界进入一超独霸的时代。那么，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1994年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时，参加了一个由美国国务院新闻署邀请的发展中国家青年外交官访美代表团，选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我带去的调研课题是，冷战之后美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是什么？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仍然保持着在海外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其目的是什么？谁是美国的敌手？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和纽约、圣迭戈、加州等许多地方，无论是在与官方人士还是与国会议员、媒体记者、智库学者的交谈中，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推进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我问，美国的军事部署属于硬力量（harddeployment），而其宣称的目标是软性的（soft target），缺乏清晰的边界，在现实世界如何操作和实现呢？美国人说“我们就是要这样做”，而且说得相当自信，好像美国已经无所不能了。

复盘一下“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际行为，确实是这样的，一直试图追求实现那个漫无边际的软目标，即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的重点之一是改造中东欧国家，推动制度转型，结果怎么样呢？2011年我随团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总理在给中国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说道，金融危机对匈牙利的打击很大，西欧企业纷纷撤资，经济陷入困境。欧尔班曾是学生领袖，谈到匈牙利的政治转型是否实现了当年追求的目标时，他认为，政治上算是实现了，有了自由，有了选票，但是，经济上没有。显然，当年的人们以为改变了政治制度就能得到西欧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在代表团与匈牙利老朋友座谈时，一位资深汉学家讲道，他的生活比父辈要好，但是他的孩子过得不如他，孙子还需要他关照。整个中东欧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状况，平静，同时也沉闷，年轻人都到西欧去找工作。许多人羡慕中国的成功，既保持了自身的制度和稳定，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将注意力投入了反恐战争。2001年乔治·W.布什出任美国总统，谈到中国时用的是“战略竞争者”，白宫制定战略安全报告的草案中已经考虑“中国威胁”问题，据说都已成稿，但因“9·11”事件的发生而被迫重写。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议程，美国全面转向反恐，小布什向世界宣告，恐怖袭击事件是历史的分水岭，美国的国际关系将以是否支持反恐画线。美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和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白宫的战略安全报告推迟到2002年才发表，将聚焦点转向反恐。当时中方对“9·11”事件做出了及时和明确的判断，认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中国支持反恐。

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接受了美国关于阿富汗存在恐怖主义者的信息，对这场战争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和支持，美国的军事盟友包括英国、德国、波兰、捷克等北约国家。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行为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比较低，美国的一些盟友也没有给予支持，当时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十个北约成员国表示拒绝向伊拉克派遣士兵。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开始仅一个月，在美军地毯式轰炸的攻势下，北方联军快速攻克了阿富汗北方大型城市马扎里沙里夫。2001年11月13日，北方联盟部队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的力量几乎未抵抗就撤退了。2002年5月我跟随中国外长代表团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那时在喀布尔街上散步很安全，我们头上戴着自己买的普什图帽子，向街上的人借来他们手中磨得很旧的步枪拍照，气氛热情友好。市中心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大扫帚扫过的痕迹，街道两边的房子二层楼以上都被炸得或者烧得只剩下水泥架子，在一层已经有人居住，窗户是用纸壳封上的，炊烟袅袅。一些人家的门前摆着小摊位，出售自家做的烤饼。有一群小男孩儿跑到我们面前来，手里举着黄色的苦菜花，都蔫了，孩子们放在鼻子前，满脸笑容地一再向我们展示（见图2.2）。陪同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意味着和平。阿富汗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我们在喀布尔充分体验到了一个长期战乱国家的人民对和平的期盼和珍惜。

代表团住进一个非常破旧和简陋的酒店，是喀布尔勉强恢复起来的第一座酒店。一个中年男服务员端着一个盘子来到我的房间送茶，他穿着熨烫平整的深色旧西服，上装和下装都不是一套，脚上穿着一双很旧的运动鞋，刷了白粉显得干净。他端的盘子旧得看不出颜色，上面垫着一张报纸，茶杯旁有一个图案模糊的小瓶子，插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茶特别甜，也不热，我喝了茶，付了小费，感动于他的这份心思和尊严感。在经历了20年战争之后，在这么一个破旧的酒店里，出现这样一位服务员，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

然而，一直到2014年12月，美方才勉强宣布战争结束，持续了13年之久，而且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和平。十年后的2012年，我再次来到阿富汗的喀布尔出席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部长级会议。此时城市里的房子比过去完整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和平也没有留住，恐怖袭击频发，街上极其不安全，我们已经不能随意走动和散步了。阿富汗总统宴请各国代表团，地点在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院子里，我问同桌的一位阿富汗人怎么看战争，怎么看未来。他低声说，美国在阿富汗花的钱就是用金子铺路都够了，但是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和平和建设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本·拉登。

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3月20日开始，次年5月，小布什站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宣布“美国取得胜利”。但是，在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批美国军队作战士兵于2011年12月18日才撤离伊拉克，若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标志，历时八年多，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期。由此可见，哪怕是在美国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军事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美国这个战争的发动者仍然无法估计，也无法控制战争的走向和结果。这自古以来就是战争所特有的残酷逻辑。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消耗和损耗是巨大的。耗费了那么大的成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形势直到现在还是很乱。正如理查德·哈斯在2010年5月出版的《必要的战争，选择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的回忆》（War of Necessity，War of Choice：A Memoir of Two Iraq Wars）中所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美国完全可以在不改变政权的情况下改变其行为和威胁”。特朗普更是直接讲“美国的路走错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很大，国库更加空虚，这进一步制约了美国的国际行动能力。记得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时，形势比较紧张，我在欧洲开会，问坐在旁边的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怎么样，美国还要打利比亚吗？”他说不会打了。我问：“你怎么那么有把握，有什么根据？”他说：“因为没有钱了。”美国霸权的自我消耗和战略透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表现得更加明显。

而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2003年美军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中国的GDP是1.6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7，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一半。美国惊回首，发现一个新的大国崛起了。美国在宣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被中国追赶的焦虑感就已经出现了。

美国史学家加迪斯2018年出版的《论大战略》中，对何为战略有一段精辟的论断：战略就是常识，是目标与手段的结合。他用大量史实进行比较，展现了在目标和能力的平衡中，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者的得与失。虽然加迪斯在书中没有直接评价美国政府反恐战争的错误，但是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没能逃脱无视常识的失败后果。诚然，任何战略的成败都脱离不了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战略的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世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美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失误是导致其战略透支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