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边际生产力论的雏形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即英国资产阶级后期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时期，边际分析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现了一些运用边际方法建立理论体系或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著作。这一进展在价值论方面主要表现为边际分析同效用价值论的进一步结合（详见以下三章），在分配论方面主要表现为：边际分析从地租理论向利润和工资理论的扩展，出现了最初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理论是对此前已经存在于级差地租论中的边际分析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后来更完善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先声。朗菲尔德和杜能被公认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先驱者。
朗菲尔德和杜能的理论是在不同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环境下提出来的，两者无论在理论内容和阶级倾向上都有不小的差异，这是不应忽视的。
第一节 朗菲尔德和巴特的观点
爱尔兰经济学家芒蒂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1802—1884）[69] 的理论是在修正英国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且，就其理论的基本结构而言，在相当大程度上预示了后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结构，所以，朗菲尔德这位久被遗忘的经济学家近些年来受到西方经济学界愈益增多的关注和研究。
朗菲尔德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生产成本和商品效用通过影响供求而间接地影响价值；在供给已定的条件下，商品价值则随人的需求强度而定，并由最低需求强度来衡量。朗菲尔德价值论的这些要点，在第四章还有较详细的评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朗菲尔德的包含着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原理，正是以其价值论为基础提出来的。
作为边际生产力论的先驱者，朗菲尔德的观点不仅体现在他的地租论方面，更具特征的是在他的利润论方面。
在地租论上，朗菲尔德接受了李嘉图提出的地租原理，并将它们同马尔萨斯的一些论点结合起来。他认为，农产品价值（实指价格）决定于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又由于土地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致使农产品的供给受到自然的限制；而随着人口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却不断上升。原有的土地数量（或原有农业投资）不足以应付需求，不得不扩大耕作面积或追加投资，而土地在肥力、位置或投资效果上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别的。朗菲尔德继续写道，劣等地或最后投资的效果差，运用此等土地或投资生产同一数量农产品所需生产成本高。由于它们是为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才投入耕种或追加投资的，所以，这部分土地或投资的产品价格必须足以应付工资和利润，否则，农业家便不愿租佃。这就是说，“产品的自然价格或生产成本一定要等于在最差土地上种植谷物的成本，这些土地是由于社会需要而投入耕作的。”[70] 这样，生产成本较低的其他土地或投资便会从这一价格中得到超过一般利润的收入，即地租，它是作为租佃土地的代价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朗菲尔德重申了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农产品高价的原因不是由于存在地租，地租反而是农产品高价的结果。在以上分析中，朗菲尔德显然承袭了李嘉图的包含边际分析的级差地租原理。
在论及地租来源时，朗菲尔德同样接受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不同说法。他说：“决定和调节农产品生产成本或自然价格的，是以最大量劳动从事耕作的那部分生产的费用。”[71] 这似乎把农产品的价值（从而地租）的源泉归结为农业劳动了。但他又说，规定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的原因之一，“是土地具有生产出更多产品的能力”。[72] 这就把地租又归结为土地本身的生产力了，这种说法同马尔萨斯所谓的“自然恩赐”之说并无二致。
朗菲尔德虽然接受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原理，但拒绝下述理论：利润取决于最劣等土地之肥力。他认为，这种理论是机巧的，但缺乏应有的基础，而且，土壤状况难得对利润率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在他看来，将利润归结为最劣等土地之肥力这种错误说法，是由于对资本及其报酬的不正确看法。
那么，什么是资本呢？资本有何功能？又有哪些特点呢？朗菲尔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有对传统观点的承袭，又有自己的创新。他说：“一般说来，资本就是用于生产或交换以取得利润的财富。”[73] 在他看来，资本服务的实质在于进行巡回的生产，因为，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作用，“便会看到，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出全部的成果之前，必须经常经历一个相当的时期。”[74]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可以说没有任何生产成本，但为了未来，须以牺牲现在为代价，这种牺牲是财富所有者（用它作为资本，而不为眼前满足而消费掉它）而做出的。”[75] 这样，朗菲尔德便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把资本功能归结为使现在与未来之利益实现均等。他说，资本积累得越快，报酬越低；资本的“第一个直接的最显著的作用，就是使未来同现在时期具有大致相等的意义”。[76] 在朗菲尔德看来，资本具有上述功能，又是由于资本具有生产力的缘故。一方面，借助于事先垫支资本，生产者得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借助于机器工具等资本的使用，生产率可以成倍增长。研究资本报酬，也就是比较现在的和未来的收益。
朗菲尔德认为利润是资本报酬的一般形式，它是劳动者为眼前支付而付出的“折扣”（discount）。“雇主按照契约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他直接支付工资；作为回报，他得到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以获得最好收益。雇主通过这一转变取得利润。劳动者固定或转移到任一物品上的价值，多于劳动工资，其中的差额就是资本家垫支所带来的利润，它是劳动者为（资本家事先给他的）当场支付而付出的折扣。”[77]
朗菲尔德的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庞巴维克著名的“时差”利息论，只是朗菲尔德还不曾把物品在现在和未来不同时间的价值差异（即所谓“时差”）归结为主观评价，也没有把资本收入的一般形式称为利息。当然，把资本利润归之于资本自身生产力，与时差利息论并无实质差别。
还剩下一个问题：资本效率（生产力）各不相同，比如，同样的工人使用不同的机器，生产率便不同，在这种情形下，利润量如何决定呢？在这里，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资本效率的观点，并以它说明利润大小之决定。他说：“利润水平必定要由效率最低的机器决定，因为这种数额绝不会超过该机器协助劳动者的价值……为使用机器而支付的数额，其最高限决定于资本协助劳动者经营的效率，其较低限决定于以效率最差的方式（但并非轻率鲁莽的方式）进行经营的那部分资本的效率……每个产业所用资本一定会发现，利润的水平和高度，是由效率自然地最低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润决定的。”[78] 这就是说，边际原则既适用于单个资本，也适用于整个产业。
朗菲尔德从资本最初积累的角度考察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分析说，没有资本之助，劳动者效率很低，有了资本，效率提高。但同量资本由不同能力的劳动者使用，效率也不会一致。“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能力较低的其他工人也被雇用，按照上述原理，利润率必定要由效率最低资本的场合决定。”[79] 他还论证说，由于雇主之间，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利润率恰好等于效率最低资本场合，不高于它也不低于它。朗菲尔德的这些分析，在后来的边际生产力论者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关于工资，朗菲尔德没有提出边际原理，不过已涉及劳动生产力。他不同意传统的观点——把工资归结为劳动的生产成本或生活资料；他强调说，劳动工资如同任何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比例。所谓供给指的是现存的劳动者人数。需求则由劳动者所能从事的工作之效用和价值而定。朗菲尔德由此得出结论：“工资必定出自劳动者劳动的产品，或这些产品的价格。”而且，实际上，劳动工资的要素是“利润率和劳动生产力，这些劳动是被雇用来生产从中支付工资的那些商品的”。[80]
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朗菲尔德也发表了与古典派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引述了李嘉图关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利益对立的观点之后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每一契约的各个当事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捞到彼此对立的利益，每一方都想尽可能地多得少给，可是，其他人的竞争会阻止这一相反的利益去损害对方，竞争事先就把它从契约中排除了。在以最好最省的方式生产出交换的物品方面，所有当事人有着共同的利益。”[81] 这些话，充分暴露了朗菲尔德分配论的辩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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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菲尔德在都柏林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席的继承人伊萨克·巴特（Isaac Butt，1813—1879）也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一位先驱者，他在《地租、利润和劳动》（1838）等著作中[82] ，把他前任的边际生产力利润论和萨伊的价值论结合起来，试图提出更完整的边际效用归算论，因而受到人们的注意。[83]
萨伊提出了著名的生产三要素论和三位一体公式。按照这套理论，土地、劳动和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都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地租、工资和利润就是对各要素所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巴特看到，萨伊的三要素论为三位一体公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理论基础，三位一体公式则是三要素论的合乎逻辑的引申，可是，这个公式并没有指明归算给各要素分配额的具体方法和标准。他还看到，朗菲尔德的利润论以及古典派的级差地租论虽然提供了归算的方法和标准，但是缺乏一个可以接受的价值论作为基础。于是，巴特试图把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同朗菲尔德的边际生产力利润论结合起来。
首先，巴特采纳了萨伊的观点，把产品或其市场价值理解为效用，即各要素所创造的效用。其次，巴特指出，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它们的效用和稀缺性。他既不同意单用劳动，也不同意单用资本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因为劳动和资本都具有稀缺性，而且在多数商品的生产中是协同参与，而非单独使用的。问题在于，劳动和资本协同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如何决定？这又涉及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价值如何决定？他接过朗菲尔德的理论，认为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值决定于一国的全部资本皆能得以使用的那一点，而且，各资本的竞争将确保资本所交换的劳动产品，等于劳动以效率最低方式协助资本之成果，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满足于此。换言之，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比例取决于它们的边际产品，即边际效用。
不过，巴特还不曾得出边际效用决定一般商品价格的结论，但上面的论述已接近于这个结论了。他关于级差地租论的解释更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认为，古典派的级差地租论所涉及的，正是优地与劣地的生产力的级差，这种差别造成了效用即价值的差别，在这里，决定价值标准的，仍是劣地（边际土地）的生产力。
可以看出，巴特试图论证的正是这样一个观点，即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同它们在各自的边际（即效率最低的）使用上所创造的效用相符合的。尽管他还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表述，但由于他将效用论、边际生产力利润论和级差地租论联系起来，这无疑前进了一步。
第二节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亨利希·杜能（John H.Thunen，1783—1870）[84] 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先驱者，他最先把边际原理扩大到包括地租、利润和工资理论在内的全部分配理论，提出了相当完整的边际生产力论。
杜能在边际分配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戈森（详见第六章）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相类似：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奠定了边际分析的基础，提出了有关理论的主要原则。他们学说的命运也大体相同：在德国以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长期未受重视，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所谓“边际革命”之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杜能的著作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除了与戈森著作的命运相似的原因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马克思曾指出：“我向来认为杜能在德国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他们中间十分少见。”[85] 杜能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立场出发，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关系和问题做了独立的客观的分析，并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不着意掩饰，甚至承认资本剥削了劳动，这就使其理论从方法到内容都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大相径庭。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是从他所设想的“孤立国”特定的经济条件中引申出来的。这个孤立国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其中心是一个大城镇，周围是一片肥沃的平原，无河流可通舟楫，土壤皆宜于耕种且无优劣之分，农村向城镇供给农产物，城镇向农村供给工业品。杜能问道，在此条件下，农业应如何安排和区划？他认为，一般来说，很显然，邻近城市的地区应当生产那些重量大而且占地多（相对于其价值而言）的农作物，或者生产那些运费高而不宜从边远地区运往城市的农产品，还包括那些易腐烂而必须趁鲜使用者。离城越远的土地则应生产运费越少的产品。杜能说，我们可以据此原则划出若干个以城镇为中心的同心圆，表示农业耕作的区域（如图3-1）。[86] 图中之星花表示城镇；自由经济包括蔬菜、奶牛等业；林业为城市提供燃料及木材等；第三到第五圈为种植业；最远的第六圈为畜牧业。
图3-1
现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将遵循什么原则？杜能在讨论了种植业布局之后，首先提出了地租问题。他指出，由于生产地距离城镇远近不同，每单位农产品（比如一蒲式耳黑麦）运往城镇的运费不等，其成本自然不同。距离愈远者，成本愈高。可是，每单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却必须是一样的，购买者不管农产品来自何方。他又指出：“谷物价格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平，俾不使产量最高、成本最贵，而其产品又为满足需要所不可缺少之土地的地租跌落于零数之下。”[87] 换言之，谷价必须能使最边远地区之土地资本足够支付地租并获得应得之利润，至少不从利润中支付地租。地租若从利润中支付便是“负租”，它是对土地投资的侵蚀。说得更明白些，即最边远（边际）土地资本之成本和利润决定市场价格。
杜能继续写道，这样一来，“邻近城镇的生产者从其产品所获得的（收入）便会高于生产成本，这对他是一种纯收益。因为这种收益是持久的，年年皆有，所以这种土地便会带来年租。换句话说，土地地租来源于某些土地的位置优越，或其土壤质量高于最贫瘠（最不肥沃）的土地，而后者之生产又为满足需要所必需。”[88]
杜能的这些分析，显然接受并发挥了安德森和李嘉图的包含边际原理的级差地租论，其优点是突出了土地位置差异在级差地租形成中的作用，其缺点是缺乏价值论基础。
杜能进而独立提出了工资和利息的边际生产力原理。和一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杜能把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称为资本。他认为，资本是积累劳动，又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而资本的使用又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产品超过劳动者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比没有资本协助而提供的余额高出许多。他说：“至此，我们就有了利息的起源和根据，以及利息与资本的关系。利息对于资本，和劳动工资对于同一劳动（如果用来生产资本）所生产的租金额是一样的。”[89] 这就是说，单靠双手创造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是工资，而利用资本所生产的超过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是资本租金。
杜能举例说，假定一年中劳动者维持生活的资料是100个单位，他仅靠双手在一年中能生产110个单位，余额10单位就是劳动工资。如果他再借用资本来生产，便能生产150单位，余额是40单位，这个余额就是他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租金，也是创造并借出该资本的人“劳动”的收入。杜能强调说，资本及其利息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此地所谓劳动，显然既指雇佣工人的劳动，也指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因而它是一个模糊不清、混淆劳动与资本界限的概念，这也许是德国当时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劳资分野尚不十分明显的一种反映。
使用资本所得余额（租金）的增加是否同资本量的增加成比例呢？杜能说：“我们知道，资本额每有增加，并不能使劳动效率成比例增加……不管如何使用工具和机器，总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工具等进一步增加便不再有用，也不再产生租金。一旦达到这个界限，用于生产资本的劳动必须转而生产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尽管后者不如前者有用，而且它所生产的租金也可能比前者少。”[90] 杜能由此断定：“资本的每一增量所产生的租金比前此使用资本的租金要少。”[91] 或者说：“新增资本倾向于使每个劳动者产量增加的程度比先前每单位投资使产量增加的程度要小。”[92] 简而言之，资本生产力是递减的。
杜能由此引出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他指出，各种劳动所用资本量不同，生产力必不同，因此各自所得的余额（租金）也不等。这样，“劳动者”便纷纷涌向获利较高的部门，供求关系的变动最终会使利息率达于均衡。另一方面，“一种商品的价格对不同的买者不能两样，它又不能按照该商品对个别买者的主观价值来决定，（同种商品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应相同，所以，资本的价格，即为使用它所必须支付的租金，不能按照总资本为借用它的人所产生的效能来决定。换句话说，价值相等的商品（即这些资本的生产需要相同的劳动）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不能有两个不同的价格。”[93] 这就是所谓“利息率同一”和“价值同一”法则。杜能据此得出结论：“所借出的总资本的租金决定于被使用资本的最后单位的效用。这是利息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94] 资本的最后单位效用，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用。
关于劳动工资，杜能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认为，随着劳动者人数增加，新增工人的生产率趋向减少。在工人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工资率必然达于平均。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不变或者继续增长，则工资水平势必由最后被雇用的生产率最低的工人的生产率决定。该工人的生产率应能至少补偿其工资，而生产率较高劳动者却为雇主提供了超过工资的剩余，因此，最后生产率法则，就是剥夺劳动的法则。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包含有不少对客观经济关系的冷静考察。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劳动价值论，但他把商品价格最终归结为劳动生产力，而没有归结为主观评价；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划分还不甚明确，资本利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出现，但他肯定地说，边际生产率法则就是剥夺劳动的法则；他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做出完整而符合现实运动的分析，但他意识到，一定程度的抽象（“孤立国”的模式）对于研究经济法则是必需的。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以资本或劳动生产率递减为前提，可是，他又指出，只是在劳动或资本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时，才出现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可见，把这个有条件的局部的暂时现象说成一般法则，显然是片面的。
杜能的分析还以资本具有生产力这个论断为前提，然而依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不能成立的。鉴于这个论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在此略为详细地加以说明。
认为资本同劳动一样具有生产力的观点由来已久。自从萨伊首创生产三要素论和三位一体公式，以及罗德戴尔提出土地、劳动和资本是财富的三个独立源泉，都具有生产性的学说以来，资本生产力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教条。19世纪上半期（杜能的《孤立国》第一卷1826年初版，1842年再版），马尔萨斯、罗雪尔和亨利·凯里等人都曾发挥过类似的观点。
资本生产力论者几乎都把资本的生产性归结为生产工具和机器的生产性，似乎工具机器的使用和改进能够提高生产率便是资本具有生产力的明证。然而，生产工具和机器并不等同于资本，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存在的形式，才发挥资本的功能。工具和机器等生产资料，确是生产的要素之一，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构成部分，是使用价值的一个源泉，然而，工具机器必须通过劳动者的操作和使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有力手段。因此，表面上是资本（指工具机器等）具有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具有生产力。这是就使用价值生产而言的。在价值生产上，依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工具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确是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活劳动的吸收器，但它本身仍不是价值源泉。没有原先的劳动，工具机器本身的价值无从获得；没有新加的劳动，它们的价值不能转移到并保存在新的产品中。价值源泉在于人类抽象劳动。除此以外，若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物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则连计算和比较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因为从使用价值上无法计算和区分产品中哪一部分是生产工具的产物，哪一部分是劳动或土地的产物，作为使用价值，它们是各生产要素协力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上述各种关系被颠倒了。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所占有，劳动从形式上到实质上逐渐隶属于资本，劳动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劳动受资本支配，劳动成果被资本剥夺，甚至劳动者自身只有转化为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的存在形式，即被资本家所雇用，才能得以生存。结果，原本是劳动的生产力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生产力论正是这种被颠倒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杜能在内）头脑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