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门罗主义”：一个空间　政治概念的全球旅行

太平洋！太平洋！大风泱泱，大潮滂滂。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¹⁾

人生活在空间之中。各种财产制度、统治模式与生活方式，无不以对空间的分配、占有和使用为基础。当人们舒适地栖居于某个空间之内并以其为中介展开种种活动时，通常并不会将这一空间整体作为对象和客体加以凝视。空间脱离中介状态，成为对象和客体，一般是因为人们所接受或习惯的空间边界（boundary）受到某种挑战，从而引起了某种不适感。为了将边界回复到让己方感到相对舒适的状态，持有歧见的不同群体就开始对空间展开对象化和客体化的考察，并以各种物理与心理的力量，来加固特定人群与特定空间之间的关联。当围绕空间边界的分歧和冲突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空间政治”就发生了。

当两个原始部落就狩猎地盘的边界发生争论乃至开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空间政治”的原始形式。相比于今天高度发达的“空间政治”，原始部落的斗争当然缺乏丰富多样的物理力量的工具，但更欠缺的是今天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话语形式，其所涉及的空间层次也是极其有限的。而在今天，人类的空间政治发展出了非常多的层次，已经从国家边界以及超国家的区域边界的安排，发展到对全球空间乃至对外太空空间的争夺，而像“网络空间”这样比地理空间更为抽象的空间，更已经成为当代空间政治的焦点。⁽²⁾丰富的空间政治也产生了类型众多的法律规则，它们有时候能够“定分止争”，有时候直接服务于冲突一方，成为战争的工具，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法律战”（lawfare）。⁽³⁾

在19世纪欧洲主流的历史与社会理论中，空间被逐渐置于从属于时间的位置。⁽⁴⁾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按照不同阶段渐次发展的过程，而空间上不同的社会，可以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文明程度，被置于时间线的不同位置，而欧洲文明处于最为先进的位置，因而拥有某种领导乃至支配其他区域的资格。那是一个欧洲列强相互协调、试图宰制欧洲之外的族群/国家的时代，这种征服和支配不断被解释为欧洲列强站在先进的历史——时间位置教化万邦的伟业。

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冲突的加剧，空间的理论地位不断上升——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⁵⁾是在被视为具有相似“文明程度”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德国）的区域和全球角逐中诞生的，因为冲突各方在文明等级论中的历史——时间定位相似，空间的差异得以凸显；而发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欧洲中心的线性时间观与文明等级论的巨大打击，促生了亚非拉的“去殖民化”，一个又一个主权空间获得了其法律上的独立性；而后殖民国家曲折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更是带来了一波对于“中心”“边缘”空间位置的探讨。⁽⁶⁾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莫斯科基于对自身的历史——时间位置的自信，不断总结和推广自己的“普遍经验”，但也不断遭遇到各国共产党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自主探索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对于革命与建设应当“因地制宜”的强调，体现出极强的空间性。而在“铁幕”的另一边，美国推广的是时间——历史维度极其显著的“现代化理论”，以与莫斯科的时间——历史论述相竞争。在冷战即将落幕之时，福山（Francis Fukuyama）做出“历史终结”的预言，祭出一种以“承认”（recognition）为基础的线性时间——历史观，试图以此统摄广阔的全球空间。⁽⁷⁾然而在将近三十年后，面对全球不同区域空间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他不得不尴尬地给自己的理论打上了补丁：“历史的终结”“推迟”了。⁽⁸⁾

这三十年中发生了什么呢？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时间——历史色彩浓重的概念得以流行，并一度带动了对“全球”（global）这一空间观念的密切关注。美国新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在2005年出版以《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为题的畅销著作，⁽⁹⁾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许多知识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想象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会带来一个资本、商品与技术知识自由流动的、日益均质化的全球空间。这个空间让许多人感觉到一定的新颖性，是因为它冲击了我们所熟悉和习惯的民族国家的空间边界。只是对于弗里德曼与他的许多受众来说，这种冲击给各国民众带来的好处远大于损失，因而值得拥抱。三年之后，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出版了《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该书以弗里德曼的“平的世界”概念为背景，将作者所采访的一系列中国思想者对世界秩序的想象概括为“有墙的世界”（the walled world）。⁽¹⁰⁾这似乎在暗示，尽管中国已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化经济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但中国的思想者们仍然更习惯于民族国家的秩序，更慎于在政治上迈出新的步伐。

然而，2008年的莱昂纳德大概无法想象，在十年之后，是美国而非中国，变成一个最热衷于“修墙”的国度。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公开宣布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全球主义者”，⁽¹¹⁾他的标志性竞选主张，就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围墙，防止拉丁美洲难民/移民的涌入。然而在这里，20世纪美国所热衷的建构普遍时间——历史观的努力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对民族国家空间内部主体族群狭隘利益的宣扬。也是这位总统，发动了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贸易战，以及对中国的科技战、金融战，并退出《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试图用自身的金融霸权，⁽¹²⁾迫使一系列欧盟国家放弃与伊朗的贸易。

特朗普政府利用经济与产业的依赖关系来打击其定义的“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的盟友，其结果是迫使各国重新考虑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调整产业供应链，建造非美元的国际货币结算系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世界不是平的”，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正在发生着重组，许多旧的边界和围墙正在不断加固，一些新的边界和围墙还在不断出现。

在种种“修墙”行为之中，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作为尤为引人注目。在2018—2019年，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新加强美国对拉丁美洲支配力的外交政策：推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的缓和战略，重新寻求古巴的政权更迭；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带来“债务陷阱”；指责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支持，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扶植反对派，推动政权更迭；以召回大使的方式，对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自主决定与北京建交表示不满。

特朗普政府更是在2018年10月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塞入了一个“毒丸”（poison pill）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一成员国如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其他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这一条款意味着，如果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美国就可以单方面退出《美墨加贸易协议》，这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对外贸易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尽管加、墨两国在形式上同意了这一协议）。这些做法无一不体现美国将美洲（或西半球）视为专属势力范围的意识。

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行动上重新加强对美洲国家内政的公开干涉，在话语上也毫不隐晦。2018年2月1日，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场演讲中，赞扬1823年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称这一原则在当下仍然与它刚刚问世的时候一样具有现实相关性，并指责中国“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state-led model of development）是对西半球的威胁。⁽¹³⁾2019年3月3日，CNN主持人在访问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John Bolton）时提问：美国一边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形容为“独裁者”，却又在全球支持其他独裁政权，是否自相矛盾？博尔顿给出否定的回答，称因为委内瑞拉位于“我们的半球”（our hemisphere），对于委内瑞拉，美国不惮使用“门罗主义”这个表述。⁽¹⁴⁾

2019年4月17日，博尔顿又在宣布针对古巴、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制裁时评论称：“门罗主义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the Monroe Doctrine is alive and well）《经济学人》评论认为，此话针对的正是俄罗斯与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¹⁵⁾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荣休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新门罗主义”（Neo-Monroe Doctrine），试图重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全面支配。⁽¹⁶⁾

然而，“新门罗主义”真的新颖吗？⁽¹⁷⁾在历史上，美国使用“门罗主义”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当1823年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后来被命名为“门罗主义”的一系列外交主张的时候，他是在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试图排除域外势力的干涉。此时的美国尚缺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很快能够以排除域外势力干涉为名，推进自身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进而实现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内政施加影响。

“Monroe Doctrine”这一表述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设定特定空间边界的概念与符号，围绕这个概念与符号，衍生出了种种与这些边界的正当性相关的理论，乃至“区域国际法”（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的实践。⁽¹⁸⁾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已经将干涉之手伸向中美洲，并在那里与英国势力发生冲突。19世纪末，美国的美洲霸权地位获得英国承认。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20世纪初将“门罗主义”发展成为支持美国在西半球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主义。从那时候起，美国一直具有干涉拉美各国内政的能力，但究竟干涉到什么地步，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外交需要。在“一战”中大讲各民族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以及后续的三任共和党总统其实都热衷于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

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面对拉美各国对美国的怨气，提出“睦邻”（good neighbor）政策，减少对拉美的公开干涉，将一些单边主义的干涉形式变成多边主义的形式，换取了拉美各国在“二战”中对美国的支持。但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以排除“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在美洲施行强化版本的“门罗主义”，加强对一系列国家内政的干涉，给它们留下了新的历史创伤。⁽¹⁹⁾借用博尔顿的话说，从1823年到冷战时期，“门罗主义”一直“存在，而且生机勃勃”（alive and well）。

冷战的结束使得“共产主义威胁”这一干涉主义的借口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但更重要的是，业已确立单极霸权的美国对其全球帝国之梦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而拉丁美洲不过是其全球帝国所支配的区域之一，其特殊性正在消退。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晚近的《新势力范围》（“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一文中明确指出的，在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²⁰⁾当美国致力于通过某种“多边主义”姿态为其霸权维持普遍主义外观时，在拉美大肆宣传“门罗主义”，并不是最为有效的话语策略。

于是，后冷战的美国放低了“门罗主义”调门。在1995年，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出版了一本题为《门罗主义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的著作，仿佛“门罗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了。⁽²¹⁾但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告要到2013年才发生，当年11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将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²²⁾但2018—2019年美国重新加强对拉美的控制与干涉的态势表明，尽管“门罗主义”的干涉性存在增强或削弱的周期性变化，但干涉本身并不会缺席。

美国的评论家们也以己度人，将“门罗主义”这个词转用于美洲或西半球之外的空间，比如说，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²³⁾日本学者卯木孝则在其2016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和太平洋战争的起源》（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一书的最后煞有介事地比较当代中国与近代日本，探讨当代中国会否走向日本式的“亚洲门罗主义”。⁽²⁴⁾在这些表达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评论家在将“门罗主义”用到美国身上时，视之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一用到中国身上，就成了坏词。“门罗主义”意义的丰富性，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要回应这样的评论，也就面临着一个先决问题：什么是“门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