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停战议和，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之后公开向社会发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5年10月，历尽千辛万苦的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来不及洗去长征途中的血迹尘埃，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在瓦窑堡紧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共赴国难，促成全国共同抗战，竭尽全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包括许多国民党元老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全国讨伐蒋介石的声浪越来越大。

蒋介石虽然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仍孤注一掷企图“剿灭”红军。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约3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否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杨虎城的第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开战，也不愿离开西北。二人在反复劝说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无效后，决心实行“兵谏”，以救时局。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了西安城，并扣留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第17路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平息事态。周恩来凭借其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高明的策略，穿梭于各方之间进行斡旋。

周恩来，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什么是我们求同的基础呢？那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着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啊！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应该一致对外！

虽然蒋介石的心里很不情愿，但为了尽快脱身，他还是在见到周恩来时说，我们不要再打内战了。

无论如何，蒋介石算在表面上答应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南京。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显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挫败了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派的阴谋，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对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转换时局的关键。

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中共中央及时将“逼蒋抗日”的政策转为“联蒋抗日”的政策。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能毅然确定此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通过的宣言和议案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重申了保卫领土主权的立场，反映出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的明显转变，表明国民党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初步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奠定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着眼于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不同方面加快了全国抗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