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　急先锋阴谋侵华，诡计连连得逞

1931年1月，日本政友会议员、原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议会上攻击政府的软弱外交，带头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煽动口号被大肆传播，“保卫满蒙权益，死守满蒙生命线”的言论甚嚣尘上。

只要走在日本的大街上，就会发现一些受骗群众那血红的眼睛。

6月，在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永田铁山等五课长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决定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7、8月间，日本制造和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进一步在国内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和排外主义情绪。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师团长会议的训示中，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从8月初起，政友会在各地举行集会，鼓吹打破软弱外交。政友会干事长森恪公然宣称，处理日美关系和满蒙问题必须有待国力之发动。此时，民政党内阁虽尚未最后抛弃协调外交，但在排外煽动中也不甘落后。民政党总裁、内阁首相若木规在民政党大会上表示，为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这时，贵族院各派也在商议满蒙问题的对策。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的《对满积极政策》奏折上奏日本天皇。这篇以流利的日语陈述的长达60多页洋洋4万余言的奏章，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大书特书占有满蒙之好处和暗示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野心。

日本帝国主义者后来精心设计的“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无一不是根据此奏折所拟定的方针而进行的，尽管田中本人在上奏之后的两年又两个月后病死了，但并没有影响这些方针的施行，所以它极令世人痛恨。

战略确定了，日本现在需要的是机会和借口。终于，1931年9月18日，一批日本士兵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声称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铁路。旋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从旅顺搬到了沈阳。

“日本国的武士们，军人们，你们终于可以为天皇效命了。我也必须去那个地方，而不能等到皇军凯旋之时再去。不扩大事态，岂不是贻误战机吗？”东条英机面对如此局面，心中这样想着。

“我们要为天皇去征战，要有勇气和决心为天皇去赴死。我们愿意做天皇的挡箭牌，永远保护他，并为他效劳。为了天皇，我们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来，大家喝掉苦茶，听听这悲壮的萨摩琵琶曲，把你的剑舞起来，把你的枪端起来，装上子弹，对准我们的敌人，时刻准备扣动扳机。让我们共同去奋斗——为天皇效忠的时刻到来了。让我们起来勇敢地去作战，为天皇效忠！”东条英机在狂吼着。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东条认为自己很得志，没多久就得到提升，先后任陆军省副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等职。

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或者说对于这个武士世家出身的狂热分子来说，无论有没有官职，有没有晋升的机遇，东条都要去充当鼓吹侵华的急先锋。

日本军中自上到下，狂热的呼号一阵接着一阵。东条英机由附和者逐渐成为领导者。他对其他一些与自己一样早已磨刀待命的青年军官大肆鼓吹向中国东北进军，其“理论”与军国主义前辈如出一辙：

“满蒙是日本国的生命线，我国的军人不能让生命线落入别人手中而坐以待毙，我们必须以实力占据并保护好这块基地！”

是什么基地呢？它是日本妄图征服整个中国和在东亚展开更大规模侵略扩张的跳板。

可日本军部没能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东条为此绞尽了脑汁，急得团团转。他是坚决支持日本出兵的，他甚至不愿意看着关东军一直在等待时机：“口实必须由我们日本军人自己制造出来，看样子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先采取行动的，傻等下去何时能结束啊？要主动出击，哪怕做出一些财产和生命的牺牲也要干。”他暗中盘算着。对军部、关东军的行动，东条此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他在鼓动宣传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他私下里曾与身边的人说道：“政府如此软弱，军部就不该继续听他的话了。可以自己制订作战方案请示内阁，他们不同意就倒掉它算了，碍手碍脚，很不方便。何去何从，政府还是糊涂的，等他们制订出对满蒙的具体行动方案，就太晚了。”

于是，他立刻和另一个课长给陆军大臣写了份建议书。

陆军部长、参谋长南次郎、金谷范三，两个可称得上是干练的军事长官，看过这份意见书后，很长时间相视无语。

他们开始注意并赏识带头签名的这两个课长及其所作所为。

此时的东条英机，刚升为第一课长，此职务对他来说有点儿父职子继的意味，他承父业为天皇效忠，青年时代的梦或许到了要圆的那一刻了吧。“九一八事变”之前不久的人事调换，很像是一个宣言，至少可以作为一个暗示，暗示紧张局面的制造者已经出现，紧张局势的出现由此之后只是时间早晚、闹大闹小的问题罢了。

1931年春天刚到，日方的背后策划工作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并已经有部分公开的倾向。陆军参谋本部中的军事课长永田、补任课长冈村、编制课长山胁、渡欧美课长、中国课长重藤加上建川美次等人经过仔细的分析论证，整理制订了所谓《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

《大纲》无外乎有这样几项内容：争取避免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上日本已决心使用武力。在武力行动之前必须争取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恐怕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形势，因而请求支援。另外陆军部认为军事出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要等待更有力的口实，这似乎与关东军有一些分歧。

东条英机、今村均、土肥原贤二等调任新职位的人，一上任首先就是着手研究这一方案。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东北问题的方针大略，东条英机这些人还没来得及也没有足够的依据提出修改建议，他们现在的职责只是在此蓝本上研究制订出具体的实施方法。

东条自然是核心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开始着手研究工作时，“中国通”矶谷廉介——当时任日本教育总监部的课长，也参加了讨论与研究。由于这些人都是刚经过调任的骨干分子，个个都在绞尽脑汁，争取想出最好的方法。所以可以认为，当时日本军事行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指令都由此发出，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并且其声望不断提高，大有可能作为制订应付紧急时局对策的中心，俨然是军部所辖的一个很有权力的智囊团。

东条英机一伙人的目光并没有完全落在一纸《大纲》之上，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因而时刻关注着满洲时局的微妙变化；同时十分重视关东军、国内军部、政党、内阁的动向与主张，以便提出更有利于加快军事侵略步伐的方法。此外，他们还承担了带有煽动性的宣传工作。

1931年8月初，陆军大臣南次郎要参加由各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参加的临时会议，他准备在会上做训示演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军队的重要性显得特别突出，因而作为日本陆军一把手的陆军大臣，在这种高级军官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自然而然地会显露出至少是军部方面的某些倾向。甚至可以说南次郎的这次演说极有可能被那些司令官、师团长们理解为带有政策性的东西。所以这次演说的内容当然应该严格起草。这样一来，起草人的选择就是慎而又慎的一件事了。

这个后来引起政界及舆论界激烈争论的陆军大臣演说辞的起草者，恰恰是东条英机他们这个研究班子。

因此，东条是“九一八事变”阴谋的积极策划者与参与者，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令东条英机惊喜的是，天皇对“九一八事变”似乎早有预料。

1931年9月19日凌晨，天皇的随侍人员奈良武次大将从报纸得知了昨夜满洲出现的事端后，立即向天皇陈述。而天皇对此并未吃惊，并且一言未置。

下面的情况更有些微妙，一系列的“战果”频频报上来，天皇对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未下令禁止，只是接受。

9月19日上午，南次郎在得知关东军已经侵占奉天、长春，并攻击中国兵营后，上奏天皇说：

“我军与中国东北军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我军已占据北大营，内阁会议将讨论对策。”他有意回避了最新消息。

奈良武次插话说：“关东军的行动范围，有它自己的条例，在其军内部就可以独自决策。若事实上超出其条例，必须召开内阁会议，擅自扩大行动是军部的越权行为。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大量出兵的时候，那就需要召开御前会议来裁决。”天皇随侍说的话，代表了天皇的心思，因为天皇只是倾听而没有表示反对。

这无疑是天皇向军部交了底：你们若需大规模动武，那我将主持御前会议加以配合。

日军占领奉天城、攻击长春附近兵营的消息传到军部后，金谷范三于19日向天皇奏报了战况，并将朝鲜派遣军与关东军的勾结行为也做了说明。可天皇却对上奏的这些严重事态置若罔闻。

9月21日，驻朝鲜日军越境。当天下午，金谷范三将实情奏报天皇，而南次郎则更加大胆，他在内阁会议上除了提出增兵的要求之外，又公然提出请求天皇批准增兵，只是由于内阁反对而使其动议夭折。

9月22日，天皇询问奈良武次：

“你应代我提醒参谋总长，现在的事态不宜扩大，你做了吗？”

“我已告诉了他们，但很显然的事实是，已经出动的军队势如骑虎，覆水难收，尽管有很多越轨之处，但只能成为遗憾了。”

天皇似乎表示理解。

当天内阁就承认了“既成事实”，天皇随后批准了内阁关于支持军费的决定。内阁、天皇的决定和批准书，使朝鲜派遣军增兵、独断越境得以合法化，而天皇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是轻描淡写地提醒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以后注意不要再做出类似事情。于此一事，内阁、天皇对事态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天皇的“宽大处理”使陆军、关东军更加肆意妄为，“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危险事态越发不可控制了。

这样，“九一八事变”深夜的沉寂被打破之后，日本驻中国东北的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即做出攻击北大营、奉天城的决定，并且以十分强硬的口吻命令：“不得有误！”

于是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步兵第29联队等纷纷行动，执行板垣的命令。之后，北大营、奉天城开始受到日本猛烈的炮火袭击。

东北军参谋长赵镇属等人边组织抵抗，边准备有计划的撤退，且战且退。至9月19日凌晨5点，尽管广大官兵奋不顾身地英勇抵抗，但孤军奋战的第7旅无法顶住武装精良的日本军队，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的东北军北大营兵营在“不准抵抗”的方针下落入了日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