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在现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是全球性MDB（如WB）以及区域性MDB（如ADB）主要借款国之一，主要处于“获得贷款”和“接受既定规则”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为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供资的能力日益增强，但它在全球性MDB（如WB）以及区域性MDB（如ADB）中的捐赠和增资额度并不充分，所拥有的地位和发言权也仍是十分有限的。这是因为，为保持既有的利益结构，发达国家尽可能避免对全球性MDB（如WB）以及包括ADB在内的区域性MDB进行重大改革以及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注资。在现有国际发展融资机构改革不力，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和发言权难以提高的情况下，为弥补现有国际发展融资机构的资金缺口，也为了充分提升自身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中国倡议组建新的国际发展融资机构。
一 中国在WB、ADB等现有MDB中的地位
（一）作为借款国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长期以来，中国是WB和ADB等MDB的主要贷款对象。
截至2015年6月底（2015财年年底），中国从WB获得的贷款总额接近560亿美元，是WB的主要借款国之一。2011—2014财年，中国所获WB贷款额度占当年WB贷款承诺总额的4.19%、3.66%、5.22%和4.09%（见图1—1）。
图1—1 中国所获WB、ADB贷款占各机构贷款承诺总额度比（2011—2014年）
注：ADB数据截至2014年底（自然年度数据），WB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财年数据）。
资料来源：ADB、WB官方网站。
2015财年，WB的贷款总额为425亿美元。在该财年中，WB前十个贷款国中，包括4个亚洲地区国家，它们的排名分别为印度（1）、孟加拉国（2）、中国（3）和巴基斯坦（7），它们所获贷款额占WB贷款总额的占比分别为：印度（8.91%）、孟加拉国（4.53%）、中国（4.29%）以及巴基斯坦（3.18%）。[2]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与ADB之间的业务往来对于研究中国与现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关系意义重大。中国于1986年加入ADB。截至2014年底，中国获得ADB批准的贷款、赠款及技术援助累计321.13亿美元，是ADB的第二大借款国（详见表1—1）。
表1—1 中国获得ADB批准的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累计金额（截至2014年底）
2011—2014年度，中国所获ADB贷款额度占当年ADB贷款承诺总额的11.42%、15.44%、15.42%和14.09%（见图1—1）。2014年度，ADB承诺资金总额为229.3亿美元，其中前十大借款国所获额度占比分别为：印度（15.08%）、中国（14.09%）、巴基斯坦（13.20%）、越南（10.30%）、印度尼西亚（7.68%）、菲律宾（7.02%）、孟加拉国（6.51%）、斯里兰卡（4.00%）、老挝（3.22%）和乌兹别克斯坦（3.10%）[3]
（二）作为捐资国
MDB的每个成员国都必须认购“股本”，这种认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成员国在MDB中的投票权占比。但长期以来，为保持既有利益结构，发达国家尽可能避免对资金不足的现有MDB进行重大改革以及接受新兴经济体对“股本”的大规模注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也希望提升自身在MDB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但其对现有MDB股本的大量增持难以实现。
鉴于此，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合作伙伴”的身份捐资并参与到MDB的活动中，但它在全球性MDB（如WB）以及区域性MDB（如ADB）中的捐赠和增资额度仍然是并不充分的。例如，2006—2014年，中国向WB旗下的IBRD、IDA和IFC信托基金实际累计捐资仅为380万美元。[4]
与WB相比，中国对区域性MDB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大一些。中国通过直接捐资或设立合作基金等多种方式，加强与ADB、AfDB、IDB、西非开发银行（Banque Ouest Africaine de Development，BOAD）以及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CBD）等机构的合作，促进更多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截至2012年底，中国向上述机构实际累计捐资约1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AfDB的支持额度最高，合作形式也最为丰富。除了作为成员国参与增资外，截至2014年5月，中国已累计向非洲开发基金（AfDF）“承诺捐资”9.38亿美元，向AfDF落实多边减债行动（MDRI）承诺捐款2亿美元以上。2014年5月，中国与AfDB就总额2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基金“非洲共同增长基金”（the Africa Growing Together Fund，AGTF）签订协议，将在未来十年向非洲的主权担保和非主权担保项目提供联合融资，以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及工业化建设。中国对ADB的支持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向ADB的亚洲开发基金（ADF）捐资1.1亿美元，“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是中国与ADB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2005年，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在ADB设立“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Poverty Reduc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Fund），成为首个由ADB的发展中成员国建立的信托基金；2012年4月，中国再次出资2000万美元续设该基金，使其2005—2016年的累计出资额达到4000万美元。
（三）投票权
中国在现有主要MDB中的投票权占比仍是十分有限的（详见图1—2）。投票权占比基本上取决于成员国在MDB中缴纳的“股本”。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IBRD和IDA中的投票权占比分别为4.83%和2.12%。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AfDB中的投票权占比仅为1.12%，远低于美国（6.61%）、日本（5.51%）和德国（4.14%）等发达国家；中国在ADB中的投票权占比为5.47%，远低于美国（15.66%）和日本（12.84%）。中国在现有MDB中的投票权占比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是不相匹配的，根据IMF的WEO数据库，2015年中国GDP世界占比（PPP）约为17%。
图1—2 中国GDP世界占比及其在各MDB中的投票权占比
注：数据截至2014年底。
资料来源：GDP世界占比（PPP）数据来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其他数据来自各MDB网站。
长期以来，WB、ADB等MDB受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操控，并且，相关MDB的改革实践表明，既定利益结构不易打破以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此，中国不得不提出组建新的国际发展融资机构的倡议。
二 中国组建新的国际发展融资机构
（一）新开发银行（NDB）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避免再次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冲击，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于2012年提出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the New Development Bank，NDB），计划构筑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2014年11月15日，在出席G20布里斯班峰会前夕，习主席同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他指出，金砖国家要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通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大交流，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要抓紧落实建立新开发银行（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RA）。2015年7月21日，NDB在上海开业，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
当前金砖国家国内的发展融资渠道不畅。“金砖五国”中印度、巴西和南非是储蓄不足和经常账户逆差国家，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需要依靠外部资金流入来支持国内投资增长。因此其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较依赖国际开发机构提供的融资便利。与之相反，中国和俄罗斯是储蓄过剩和经常账户顺差国家，一般认为其国内投资可以通过国内融资来实现，甚至国内资金还可以进行对外净投资。但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储蓄投资转换体系并不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内融资渠道并不畅通。例如，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其财政支出功能不匹配，依靠土地和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建设来融资的模式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问题。要改变这一模式，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的融资体制改革，其中开发性融资将是一个重点领域。
现有MDB也无法满足金砖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尽管现有MDB对金砖国家基础设施融资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一方面，现有MDB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资本总额相对于全球发展融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现有MDB的服务对象众多，金砖国家在其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都较低，因此所能获得的贷款额度也是极低的。即便现有MDB扩大贷款能力，“金砖五国”最终可获资金与其庞大的融资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NDB的设立对金砖五国意义重大，但具体到各国作用又各有不同。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均依赖于国内融资渠道的改革和畅通，而外部融资如来自MDB的融资仅在其国内融资渠道受阻时起补充作用。因此，组建NDB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解决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而在于巩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发展融资机构，提升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的话语权的同时，促进境外资产配置的多样化。而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但国内融资规模和渠道非常有限，因此组建NDB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其融资压力。同时，“金砖五国”充足的资金条件也为发展融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是经常账户顺差国，有大量外汇储备；印度、巴西和南非虽是经常账户逆差国，但目前有充足的外资流入，也积累了为数不少的外汇储备。
综上，尽管“金砖五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金砖国家彼此间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以及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强烈要求它们在多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而建立NDB正是推动金砖国家开发性金融领域务实合作的具体体现。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在2013年10月印尼的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的倡议。2015年6月29日，AIIB的57个创始成员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签署《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定》，AIIB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性MDB，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AIIB实施“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其成员资格向区外国家（包括非主权机构）开放。
目前，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却严重不足，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如苏西洛指出：“（亚太地区）需要改善低效的供应链，我们必须让跨境服务和货物贸易变得更容易、更便宜和更快捷，这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这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更能创造就业。”[5] AIIB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发起的专注亚洲区域内最具全局性的、重大的民生利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业务的区域发展融资银行。对亚洲各经济体，它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的金融支持，可有效缓解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和自身可用财力有限、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渠道少、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互联互通建设的问题，从而加快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对中国自身来说，AIIB也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投资关系，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