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穷就穷在没文化

这里我们想先将受访对象所在村的基本情况做一汇总，以便从总体上把握调查地区贫困人口的基本状貌。

问题：“受访地区贫困人口的基本状况。”

1.全村总人口

可利用的有效问卷共43份，占比50%。其中，全村总人口低于500人的有7份，占比16.28%；介于500—1000人的有13份，占比30.23%；介于1000—1500人的有11份，占比25.58%；介于1500—2000人的有4份，占比9.3%；介于2000—2500人的有7份，占比16.28%；介于3000—3500人的有1份，占比2.33%。

分析：如果像城市类型的划分那样，把乡村也按照人口数量区分为特大、大、中、小型几种类型的话，那么本次调研所采集的村庄样本数量，两头小、中间大，在规模类型上分布较为合理。基于不同类型村庄的调研分析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应具一定的代表性。

2.贫困人口

有效问卷41份，占比47.7%。其中，贫困人口数占全村总人口数的比重低于10%的有27份，占比65.85%；介于10%—30%的有10份，占比24.39%；介于30%—50%的有4份，占比9.76%。平均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贫困人口数约为3人（由于未对全村总户数进行统计，所以无法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全村总户数的比重进行分析）。应该说，受访地区贫困人口占比不低，扶贫脱贫任务还很艰巨。

3.贫困原因

有效问卷43份，占比50%。回答结果详见表3-1（多选题）：

表3-1 受访村干部对贫困原因的解释

在村干部看来，致贫因素中，客观原因显著地要多于主观因素。如病、残、灾以及劳动力的缺乏（四者相加，占比达69.9%），都属于人力不可抗因素。其中，因病致贫位居其首，占比29.2%，这就等于说，近1/3的贫困户属于因病致贫，足见问题的严重性。难怪有农民调侃说，一人得病，一家受穷；半生积蓄，一夜清零。将这一结果与表2-1.5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对致贫原因的应答结果比较，发现如果把“父母或家庭成员患病”和“身体残疾”相加，后者占比为23.77%，说明两者差距不是很大。村干部和村民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结论却相去不远。“因学致贫”到底意为何指，没有细说。可能与家庭上学孩子多少、上学距离远近等因素有关。尽管专家的研究认为“因学致贫是个伪命题”，但民众可能不这么看。

问卷回答中，无一人提及“因婚致贫”。其实，这应是不容疏漏的一条。越是贫困落后地区，越是盛行索要彩礼之风。这不仅仅是婚俗中的陋习，更重要的是给婚姻当事一方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假如一个家庭男孩子较多，比如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偏远农村，并非绝无仅有；那么，这个家庭的贫困就是在所难免的。没钱延期结婚者有之、举债结婚者有之、双方换亲结婚者有之、离家入赘者亦有之。无论何种情形，因婚而使家庭陷入贫困者比较多见。但这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警觉。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农村家庭，生育率也将呈下降趋势，生三孩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彩礼会随之同步降低。毕竟观念、习俗、风气的改变不是说变就能变得了的。事实上，目前农村大龄未婚（30岁以上）男青年并不少见，其十之八九来自贫困家庭。结不起婚的根本原因，还是彩礼重、花销大、成本高，成为一个贫困家庭无法承受之重。

4.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及其占比

有效问卷31份，占比36%。其中，贫困家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占家庭总人口之比情况：小于等于10%的有4份，占比13.33%；介于10%—30%的有8份，占比25.8%；介于30%—50%的有9份，占比29%；介于 50%—80%的有9份，占比29%。

个案调查中，有一个村全村人口568人，建档立卡困难户13户，贫困人口28人，没有一个劳动力，也没有一个在读学龄人口。

关于贫困家庭劳动力情况，有些村干部回答得不是很准确。通过问卷可以看出，贫困家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占比显著较低，即劳动力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不到一半的有近70%，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缺劳动力”视为家庭贫困的第三大理由。贫困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是精准培训的重点人群，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5.贫困家庭在读学龄人口及占比

有效问卷31份，占比36%。贫困家庭在读学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之比情况如次：小于等于10%的有10份，占比32.26%；介于10%—30%的有9份，占比29.03%；介于30%—50%的有9份，占比29.03%；介于50%—80%的有2份，占比6.45%；高于80%的1份，占比3.2%。

有两个个案：某甲村全村人口900人，建档立卡特困户12户，贫困人口50人，仅有5个劳动力；某乙村全村21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62户，贫困人口210人，仅有2个劳动力，贫困家庭中在读学生人口占比高达90%。

上述三个个案反映出一个事实：凡是贫困家庭，要么缺乏可以养家糊口的基本劳动力，要么作为纯消费型人口的学龄人口比较多。一少一多，导致家庭呈现人口的结构性贫困。

问题：“受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及外出打工人数情况。”

1.全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数

有效问卷38份，占比44.19%。其中，全村青壮年劳动力占全村总人口数低于10%的有2份，占比5.26%；介于10%—30%的有9份，占比23.68%；介于30%—50%的有19份，占比50%；介于50%—70%的有8份，占比21.05%。

2.外出打工人口数

有效问卷39份，占比45.35%。外出打工人口数占全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数比重低于10%的有2份，占比5.13%；介于10%—50%的有6份，占比15.38%；介于50%—80%的有13份，占比33.33%；80%以上的有18份，占比46.15%。

有一情况比较特别的个案，某村全村人口113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4户，贫困人口8人；全村有青壮年劳动力300人，却无一人外出打工。

分析：受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占全村总人口的比例大致集中在30%—50%这一区间，其中，有8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村庄占比近一半。这就是说，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的是绝大部分，留村务农的是少数，上述个案不过是一个较为罕见的案例，成因比较复杂，但据了解，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当地发展起来一些可赚钱的产业，村民不必舍近求远再去外地打工。绝大部分青年农民去外地打工，这是当地政府就地就近举办以青壮年为对象的技能培训遇到的最大难题。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外出打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值得研究。

问题：“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般流向及所从事职业的主要类型。”

1.外出务工流向

有效问卷85份，占比98.8%。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占比63.5%）的外出务工人员是在本省内流动，且大多集中在附近的中心镇、县（区）政府所在地，部分人员则流向地市一级城市；流向外省的人数占比为36.5%，如表3-2：

表3-2 村民外出务工流向

2.外出就业类型

有效问卷79份，占比91.9%。如果按第一、二、三产业划分，可以看出，农民工从事的职业领域，第三产业最多，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占比仅为1.4%）。这里是把“打零工”笼统地划入服务业一类，但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做临时工。但无论在哪一行业就业，他们仍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仍然是他们就业的主要领域。这一结果与表2-1.7（2）所显示的结果十分接近。说明村干部的判断和村民的自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表3-3：

表3-3 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分布情况

问题：“外出务工人员平均文化水平。”

有效问卷76份，占比88.4%。从统计结果看，受访地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小学次之，高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参见下表3-4）。有受访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这些地方，山穷、水穷、人更穷，什么都穷，但根本的还是人穷，“人穷就穷在没文化”。务工青壮年的平均文化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足以印证这一点，如表3-4：

表3-4 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程度

问题：“外出就业前或返乡创业前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

有效问卷86份，占比100%。因为选择答案简单明确，该题回答的有效率是100%。但发现有个问题，即从答案中无法判定是外出就业前还是返乡创业前接受过培训。此外，虽然多数问卷表明他们曾经接受过技能培训，但实际情况是，或者培训的时间很短、内容很少、很单一；或者参加的人数很有限，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接受过培训，如表3-5：

表3-5 接受培训情况

问题：“接受过的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和组织单位。”

1.培训内容

有效问卷51份，占比59.3%。从表3-6.1可以看出，农民所接受过的培训，主要是以种植、养殖业为主（占比48.6%），烹饪培训居其次，占比12.9%。其他方面的培训所占比例都很小。有的地方基于当地特色产业开展培训，比如在安塞区，剪纸手艺、腰鼓打法、秧歌表演等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培训，做得比较多、比较实，覆盖面也比较大。延川县乾坤湾镇主要进行苹果修剪、红枣优育、大棚种植、蔬菜种植等培训，由省农业干部学校实施培训。家政服务培训一度很热，后来趋冷，原因是受训者听说城里人不好处，有寄人篱下之感，不愿受气，所以选择放弃，如表3-6.1：

表3-6.1 已培训内容

2.培训时间

有效问卷46份，占比53.5%。详见表3-6.2：

表3-6.2 接受培训的时间

根据调查信息，目前已有的培训，以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为多见，说明当地政府注意根据农事活动特点和农民的意愿，培训倾向于短期培训，这恰好与下文部分受访者所说培训时间短，农民文化水平有限，未能掌握多少实际技能形成因果回应。

结合访谈情况，参考调查表反映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等信息，我们发现，关于农业技能、民间艺术、民俗文化和建筑业的培训时间，大多是一个星期左右；电焊工的培训都是半个月左右，电器及汽车维修培训多为一个月及以上的时间，烹饪技术的培训多是半个月至一个月，驾驶技术的培训时间，根据学员的基础有长有短。其中一个问卷提到，培训时间较长，参加过为期1—2年的培训，学习的是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

3.培训组织单位

有效问卷54份，占比62.8%。详见表3-6.3：

表3-6.3 培训组织单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政府，包括县（区）政府、乡（镇）政府、县（区）政府各部门，是农民技能培训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上述各部门累计占比为70.1%）；村委会组织的培训也有18.9%，这多少有些出乎意外。我们推想，很有可能是政府和村委会合作组织的培训，政府出钱、出师资，村委会组织人员参训，受访的村干部把这类培训记在了村委会的名下。另根据访谈记录，村委会、乡镇政府组织的培训多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时间多为一周左右；涉及家政服务一类的培训，时间约为一个月左右；县区政府组织的培训涉及面要宽一些，既有种植、养殖业的内容，也有电器和汽车维修、木工、电工、家政、建筑之类；职业院校的培训主要由涉农院校组织，根据学校自身专长，内容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时间多为一周左右。从上表反映的情况看，职业院校参与农民技能培训的频率、深度都还远远不够；用工单位组织的培训微不足道，他们处于买方市场地位，如果没有指令性要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足够的担责情怀，一般难以做到主动积极；妇联组织的培训则多以妇女为对象，以手工艺品制作或月嫂等家政服务为主要内容，时间半月、一月不等。由农民自发参加的培训，总体上还是主动性差，占比小，效果一般化。

上述信息可以大致回应村干部的一个基本看法，没文化，其实准确地说，是文化程度低，制约着农民接受高质量的技能培训，也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范围、流动的半径以及薪酬的高低。总之，教育的亏欠，文化底子虚空，才是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本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