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下和长远应二者兼顾
贫困具有累积性、连锁性、传导性。这从贫困群众的婚姻状况就可以反映出来。贫困家庭的青年要与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联姻几率比较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阶层的固化。在我们调查走访中，县乡干部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虑，他们觉得，当下开展的脱贫攻坚战虽然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压力不小，但在特定区域，按现行脱贫标准，按时完成脱贫摘帽任务是可以实现的。真正使他们深感忧虑的问题是，眼下脱贫了，长远怎么办？这一代人脱贫了，下代人怎么办？我们讨论到，仅以教育扶贫而论，在当下与未来之间，有无必要有个重心倾斜。下面是与此议题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问题：“您认为，教育扶贫的重点及优惠政策，应该放在贫困户的学龄人口还是劳动力人口身上？”
收回问卷62份，其中有效答卷58份，占比93.55%；无效答卷4份，占比6.45%。在58份有效答卷中，应答结果如表1-2：
表1-2 教育扶贫的重点应放在哪里？
这个结果表明，大多数基层干部不主张把同一个贫困家庭中的成员区分为帮扶的重点或非重点对象。“面对贫困家庭，眼前的脱贫和长远脱贫同等重要，都是当地政府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方法步骤上、推进策略上，以及时间节点上彼此有所区别，但从思想认识上，很难区分什么彼此。”一位县教育局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局长这样说。从业务职能方面来说，他们当然更为关注下一代的持久脱贫问题，但限时脱贫的任务更为紧迫严峻。可以不分轻重，但不能不注意缓急。
值得玩味的是，在回答“二者兼顾，不分轻重”（位列第一）之后，有18人次，占比31.03%的人应答，应将教育扶贫的重点“放在贫困家庭中的学龄人口身上”。依笔者分析，受访的对象是基层干部，他们自身的素质，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看问题的视角等，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着眼长远看扶贫，更加关注下一代。据了解，对于在读学龄人口的困难帮扶，全国各地的做法大同小异，都是按照中央政策规定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减免，非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奖、助、贷，帮扶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因此，这个话题的目的，也仅是了解一下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与价值取向，没有更多实质意义。因为贫困群体中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分属于业务性质不同的两个帮扶系统，帮扶路径和办法也大不相同。即使他们认为学龄人口的帮扶是应摆在第一位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做到。
问题：“要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您认为，在教育政策上应当采取哪些办法措施？”
我们看到结果如表1-3：
表1-3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应采取的教育政策措施
显而易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把经济这篇大文章做好了，教育的事情就好办得多。贫困地区缺钱，贫困地区办学尤其缺钱，许多制约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如校舍简陋、教学设施不全、教师待遇低下等，几乎都与地方财政困难有关。因此，把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放在教育扶贫施政策略首位，完全合乎常理。有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的生活待遇，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等计划也就有望顺利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层干部所提及的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对“办学条件、生产生活条件过于恶劣的地区，实行易地搬迁，易地办学”。笔者对此颇有同感。国务院确认的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共14个片区，680个县，主要构成就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这些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办学条件，整体上是比较糟糕的。有人曾开玩笑说，像陕北这样的革命老区，优势就是适合战争年月躲匪贼、打游击。在和平建设年代，所多的只有劣势，鲜有优势。向宜居之地迁徙，向现代城市文明靠拢，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因此，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实行易地搬迁，应是治本之策，值得鼓励。
第二，关于农村学校合理布点问题，实际上是与前面所述学生上学路程远、不方便、不安全问题相呼应。前边谈困难，这里提办法。虽然政府官员的想法合情合理，但笔者依然思想矛盾、心存疑虑。根本问题就在于，无论农村办学条件如何改善，要达到与城镇同类同层次学校相同的办学质量，十分困难。农村就近上学，近则近矣，好则不好。办学条件不同，但结果评价标准相同；教学质量有差别，但升学考试录取分数线无差别。因此，很难指望贫困农村的孩子在满足了就近上学需要之后，能够实现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拔除穷根的梦想。
第三，关于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做职业教育扶贫文章。笔者对此深表赞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并推动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在我国的普遍推广应用。其中最值得借鉴的地方，首要的还不是如何开展双师型的实践实战型教学模式，虽然这个方法非常科学合理有效，而且被他国实践所验证。职业选择，早期分流，因材施教，面向就业，才是最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否则，贫困家庭的孩子即使接受了理想的高等教育，也未必能够找到理想的足以改变一个家庭命运的体面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职业教育仍然叫好不叫座，表面热闹，实则冷清。个中缘由比较复杂，值得深入反思。
个案介绍（一）：甘肃YJ调查
课题组成员曾经对甘肃省YJ县进行深度调查访谈。关于上述话题，该县的材料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YJ县于2017年被列入全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中，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县的一个乡为全省40个深度贫困乡之一，52个村被列为全省深度贫困村。这个县的贫困人口由2013年的44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20.2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7.2%下降到13.5%。基于当地的实际，他们提出用“六好”来应对下一阶段的脱贫任务并对接乡村振兴计划，就是“种好田、养好畜、务好工、创好业、建好村、管好人”。其中两条给我们的印象深刻。一是关于“种好田”。他们认定，今后的种植业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产品从无公害到绿色产品再到有机产品转变。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有机产品的价格要比普通产品的价格高出5—6倍，普通草莓1斤12元，有机草莓1斤80元。他们计划创建有机农产品认证示范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主要认证百合、草莓、西红柿、苹果、红枣、黄河鲤鱼、三文鱼、黄芪等特色产品为有机产品，通过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收益。1斤百合的地头收购价为8元，经企业加工包装后在超市的售价达30元。当然，改善种植结构，增大科技含量也很重要。西山种植玉米与种植黄芪每亩地的收益相差4000元，种1亩黄芪相当于种3—4亩玉米。广受追捧的藜麦市场售价每斤5元，亩产400斤，加工小包装后升值空间还要大，也可以试种。改良后的草莓新品种天宝等，售价每斤在30—40元，是科技提升了价值。因此，对农民灌输面向市场的种植与经营理念，教会他们现代农业的知识与技术，是脱贫攻坚的题中之意。二是关于“务好工”。YJ县政府做过一个测算，全县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务收入占个人年收入的88.6%，占家庭年收入的67.2%。对一个有劳力的贫困户来说，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就是外出务工。全县20.93万总人口（2017年）中，共有劳动力人口11.9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9.8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4.94万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如果能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或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即使只完成一半，也有将近2.5万人，增收效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县上将“务好工”确定为一项重要的脱贫举措予以推动。但他们遇到三方面的现实困境：首先是过去的劳务输出，主要以个人输出为主，自发、零散、无序、分散且不固定，务工时间长短不一，难以形成长久的规模带动效应，助农增收作用有限。问题出在劳务中介服务机制不健全，政府有组织有目的的高质量输出没跟上。据测算，政府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人均年收入为19417元，个人输出人均年收入为15071元，前者比后者能够获得更高收益。其次是收入低、周期短。大部分劳动力受传统就业观影响，更愿意就近就地务工，好多人足不出县。但无论YJ县，还是甘肃省，整体经济落后，企业用工需求不大，工资水平较低，无法消化这么多的劳动力。目前打工越来越难，即使有活干，也往往工期短，找一个2—3个月的短工都很不容易，劳动收入有限。最后是苦力型多，技术型少。该县绝大多数务工人员从事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工程建筑等传统体力型行业，在电子商务、机械制造等技术型行业就业的很少， 甚至近年来该县40%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也从事体力型劳动。2013—2017年，YJ籍大中专毕业生回到县里，登记在册的共有5285人，其中未就业869人，如果将个人灵活就业者算上，实际未就业人数会更多。同时，在此期间，全县共有“两后生”3153人，且今后每年还将新增200人左右。2017年，该县大中专毕业生834人，通过统一招考录用的仅有78人，不到10%，而且不招往届生。对于这样一个省级贫困县来说，就业已经成为最难解决的一大难题。有的大学生不得已进入体力行业，有的“两后生”变成了“啃老族”。农民工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谋生之路。大中专毕业生如果不继续学习，并掌握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同样会遭遇农民工一样的尴尬。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从培训入手，推动就业创业。将县里现有的创业平台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县职业技术学校、劳动培训中心等技能培训和就业孵化基地的作用，大力扶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他们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方面。过去，本地有好东西，外人不知道，也卖不出去。想网上售卖，又缺乏专门人才。于是县里与浙江义乌工商学院联系，将有意愿从事电商的大中专毕业生、“两后生”等统一组织过去接受专门培训，来回车费、住宿费全免，并给每人每天50元伙食补助，计划培训500人，首批已经培训84人。全县已经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1个，乡镇服务站1个，村级服务点3个，企业及个体网店200多个。按照该省省长的说法，除了互联网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大山深处与大城市对接起来呢？如果把互联网和产业扶贫结合起来，就“一切皆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该县把自己的土特优产品及时销售了出去，并且获得超出原来几倍的价格，如百合、苹果等，真可谓一举多得。尝到了技能培训的好处，当地政府正在做三方面的努力：推动劳动力的个人输出向政府组织输出转变，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企业拿岗位，政府配劳务。大的方向是，年轻人集中向厦门、浙江等沿海地区转移就业，中年人主要就近就地在省内就业。YJ县的情况，在西部贫困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个案介绍（二）：延安市延川县的调查
延川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辖1个街道办事处、1个社管中心、7个镇、163个行政村，土地面积1985平方千米，总人口19.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5万人。截至2016年底，共有贫困村63个，在册贫困户7334户，贫困人口18620人，贫困发生率13.7%。延川是作家路遥的家乡，因为有贫穷饥饿与苦难的切身经历，所以诞生了不朽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习近平在此劳动锻炼七年，也许因为备尝穷困滋味，才坚定了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的钢铁般意志。通过实地调研并与当地政府官员走访，我们发现延川的脱贫工作有以下几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产业帮扶主打地方特色牌。延川东临黄河，与山西永和县隔河相望，北与榆林市清涧县接壤。陕北长期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尤其是黄河沿岸一带全年降水量约450毫米左右，年日照时数约2700小时，日照百分率约60%。这样的土壤气候条件，不利于农作物种植，却非常适宜红枣生长。因为红枣适应能力特别强，耐寒（-3°C）、耐高温（43°C）、耐盐碱、耐贫瘠，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庄稼”。黄河沿岸陕北的几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却都适宜红枣种植，都可以称为“红枣之乡”。延川的狗头枣、清涧的牛奶脆枣、绥德的木枣、团枣以及佳县、吴堡的油枣、滩枣、长枣、梨枣等，品质优良，驰名中外，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已经获批根据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延川县的产业脱贫提出“沿黄红枣、坮塬苹果、川道大棚、沟道养殖”的产业布局模式，对贫困户实施“四个一”工程即贫困户户均1座大棚、人均1亩枣（果）园、人均1亩中药材、人均1头大家畜的产业量化要求。两年时间，贫困户共计新栽管理枣（果）园近10万亩，新建日光温室大棚2700多座，拱棚1300多座，饲养出栏大家畜近万头（匹）。县政府分别给予各产业不同数量的经费补助或贴息贷款支持。一个人口规模近1.5万人的贾家坪镇，则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养殖跟着产业走的思路，实施“一棚菜、一窝猪、一处沼（沼气）、一箱蜂、一口窖（雨水储存窖）”的循环产业模式。此外，延川有乾坤湾4A景区自然景观、文安驿文化古镇、路遥故居和纪念馆及梁家河知青旧址等人文景点。延川县通过开发建设，在乾坤湾景区旅游沿线村、文安驿文化产业园区周边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吸纳农村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凡贫困家庭发展乡村旅游服务业者，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即可获得不低于5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并颁发5万元产业资金。据悉，已经有数十户贫困户到文安驿、乾坤湾景区从事工勤岗、开设小门店以及销售民俗小商品，近20户发展起来农家乐。二是围绕产业搞培训。县里统筹各类培训资源，依托县职教中心、县农广校和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等培训机构，对移民搬迁、进城务工的贫困人口展开技能培训，力争做到培训一人，输出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对有意从事旅游服务业的困难群众，组织专人进行专门培训；围绕发展种植业、枣果业、棚栽业、养殖业等特色产业，对留村贫困人口实施免费“菜单式”技能技术培训，确保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或技术。对自主参加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初级、中级、高级技术等级证书的贫困人口，分别给予一次性3000元、5000元、8000元的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实施“雨露计划”培训，资助全日制中职、高职院校贫困家庭学生全覆盖，对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给予特别就业援助。三是移民搬迁拔穷根。调研中，当地干部有一个基本共识，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地方，搬离应该是最好的扶贫策略。延川县对于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基本不具备脱贫条件的村子不再做无效投入，坚决一次搬迁到位，彻底拔掉穷根。他们采取集中搬迁、分散搬迁和就近集中新建三种方式，集中向县城、重点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安置，2015年搬迁5325户18638人，其中贫困户2381户8334人；2016—2017年计划搬迁5821户15134人，全部是贫困户。搬迁安置点实现“一体六配套”，目标是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延安市扶贫办的同志告诉我们，早在2014年，延安市人民政府就出台过一个文件，即《延安市扶贫避灾移民搬迁规划（2014—2018年）》，总体思路是将扶贫、避灾、生态修复与保护以及城镇化等几大工程联系起来一体考虑，兼顾了眼前与长远。笔者对这种综合治理的思路深表认同。延川的干部有几个担忧：一是红枣腐烂病长期困扰着枣农，至今找不到有效的防治办法，怎样获得技术上的突破，需要高新科技人员的智慧。每年红枣收获季，恰恰是陕北秋季连阴雨季节，红枣见雨就腐烂。这是扶贫实践给高校及科技工作者出的一道研究课题，有待研究。二是在一个类型的区域内，产业的相似度高，同质性大，如大棚、苹果、养殖等。搞的人多了，市价就下来了，加上销售渠道不畅，物贱则伤农。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显现。三是就业压力在加大，在延伸。就像甘肃某县，既要转移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又要设法消化返回本地待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对一个贫困县而言，大学生就业难已然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大问题，而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是家庭困难的学生。如果他们长时间内不能就业，就极有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因教致贫”。
[1] 丁延庆：《“因教致贫”是个伪命题》，2017年9月25日，《中国青年报》网站，http：//zqb.cyol.com/html/2017-09/25/nw.D110000zgqnb_20170925_2-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