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1]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日本的对华态度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反差变化，而这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疫情及抗疫进程的评价变化发生着奇妙的同步现象。2017年开始尤其2018年中日高层互访启动后，两国关系加速改善并逐步恢复到正常化水平，各方面合作提速，被双方称之为进入“新时代”，疫情期间则更有多轮良性互动。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疫情的起伏变化，中美之间的博弈以及对华“甩锅”论的发酵，作为西方国家一员的日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西方一些国家力图打造后疫情时代“去中国化”的潮流和观点，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渲染反华氛围，炮制“中国责任论”，日本的“小气候”受到美国如此“大气候”的影响，在战略取向和态度上对中国悄然做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改变。
当然，日本对华外交姿态也是复杂多元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仍是中日交往的常态。日本要想确保“安倍经济学”业绩，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就无法绕开“中国因素”，整体上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和中国发生直接对立和碰撞。因而，日本如果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远见，在中美日三角中采取睿智的相对平衡策略，则疫情后中日激活有利存量因素，两国关系开展“再出发”“新起航”，就不但有基础，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一 疫情下的国际形势与中日美关系
此次疫情发生在两个大变化的背景下，即国际关系百年大变局以及美国“特朗普冲击”，后者的影响更直接、更剧烈、更具体。历史表明，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往往发生在重大危机、灾难或冲突之后，它们对现有秩序产生了催化和破坏作用，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对未来的不同思考方式。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2]由于病毒攻击的无差别和跨国性，疫情很大程度上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发挥了催化作用，其中既有促进交流和加强合作的积极因素与正面效应，也有加剧大国权力博弈与地缘战略竞争的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尤其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美国“甩锅”“退群”，中美矛盾加速激化，导致地缘博弈加剧，日本对华政策随之发生相应摇摆，而所有这些“涉美”的宏观因素都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疫情下的美国“逆全球化”加剧，对日本政策导向产生冲击。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存在正向与负向两种力量，但美国的示范作用所带动的主要方向，是阻止、妨碍物质实体层面的全球化，包括叫停人员跨国往来、阻隔产业链与供应链等。美西方的部分发达国家注意到在关键医疗用品及其他生产部件方面明显“依赖”中国的现状，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框架下，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为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的“脱钩”做准备，为疫情后的未来做准备，可以想见，在全球贸易恢复正常时，供应及采购的地域多元化将升至新的高度。从现在起，作为一个政策问题，西方大国需要“保护”和“回迁”的企业名单可能扩大，投资审查将在世界各地收紧，国家安全的定义可能会扩大。[3]美国主导的这一趋势导致各国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与泛起，支持国内生产，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缩短供应链，以避免跨国生产；另一种则是指向更特定的“脱钩”，即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把中国部分甚至全部地排除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疫情危机发生后，在美国的不良倾向带动下，全球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国际社会重新体验19世纪末那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超级大国竞争的前景并非虚妄。因此，疫情也确实正加速中国和美西方之间已经紧张关系的“脱钩”进程。
同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方面，“西降”态势将较前明显。欧洲、北美、东亚，是全球三个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区域及国家集群所在，在应对和控制疫情方面，美欧世界在治理能力、公共信誉、集体协作诸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伤，疫情对世界最富裕国家集群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疫情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动能转换，将促使各国综合国力消长及战略格局重塑，“新旧交替”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加剧美国的对华紧张与焦虑，增加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冲动。这些对日本国家战略定位、区域合作政策及经济安全政策倾向无疑将产生微妙的影响，也将不可避免地波及中日经济关系。
其次，全球霸权国即美国受到较大负面冲击，需“拉日制华”。
由于政策失当导致疫情失控、社会分裂加剧，美国国内治理体制的缺陷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国际地位、可信度乃至全球领导力下降幅度明显。对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美国缺乏道义、不负责任，导致国际多边合作困难重重，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愿向盟友和伙伴伸出援助之手。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本来手握好牌——利用强大国力及先进医疗科技，发挥领导力、联合或领头全球抗疫。然而，特朗普政府固守“美国优先”，并未提供援助或发挥领导力，反而到处“甩锅”、推责、“截胡”，甚至与加拿大、欧盟或韩国等盟友伙伴发生矛盾。2020年4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内森·哈斯在《外交》杂志刊文指出：当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明显缺乏领导力，美国没有团结全世界共同应对病毒，其他国家正在尽其所能地照顾自己，或者向中国等已经度过了感染高峰期的国家寻求援助。[4]
这场危机让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持久性产生了新的疑问。面对疫情，美国对权力的粗暴使用影响了其他国家及个人。从世界卫生组织（WHO）“退群”表明，现任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及发挥领导作用极其缺乏兴趣。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就此表示：“除了暴露出美国领导意愿的减弱外，对大流行病的应对也暴露出一个新的现实——美国的无能。这可能对华盛顿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造成更具破坏性的影响”。[5]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以后可能出现类似领导人的情况，使得美国的盟友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一个可预测、奉行重视盟友及多边主义协商的美国政府，今后能否出现以及持续多久，疫情下已变得难以预测。如果疫情危机持续更久，形势变得更严重，美国经济将遭受更大的损害，这就可能需要削减国防开支和海外援助。这些情况正对日本外交的决策评估特别是对美国领导力与影响力的判断产生影响。认识到这些可能性和不安的前景后，日本必然会采取两方面的举措：一是拉住、稳住美国，稳固日美同盟并使美国继续担负领导责任；二是在安全防卫上加紧落实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加快步伐向更大的“强军经武”和“国防自立”目标进发。这些动作将主要在安全领域尤其对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产生种种影响。
再次，激发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以及三国关系复杂化。
如果说危机和战争往往是打造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关键，那么此次疫情也不例外，它可能会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疫情是否造成基辛格所云“永远改变世界秩序”[6]，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围绕国家发展模式与治理体制、核心竞争力、高科技能力以及秩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博弈，将更加突出。这正如理查德·哈斯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反而会加速世界历史的发展，这场大流行病和对它的反应揭示并强化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7]尤其是，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对成功“抗疫”且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中国更加忌惮并更感焦虑，将斗争矛头猛烈对准中国，这加剧了两国之间已经加深的战略不信任，并破坏了双方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大力度攻击中国，全方位打压中国崛起，并由此转移国内对其在处理疫情时失误的批评。除了单独发力，美国意欲动员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联合对华施压，例如试图举办排斥中国的“G11”会议、利用“五眼联盟”打压华为、力挺英联邦国家干预港台事务等。美国可谓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其反华情绪正在增长，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态势。在2020年3月召开的七国集团（G7）危机讨论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坚持要将COVID-19命名为针对中国的污名。当其他成员国拒绝称其为“武汉病毒”时，美国反过来又拒绝签署一份联合声明。美国学者自己对此都承认：“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不听我的，就走人’外交的例子。”[8]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美国外交例外主义，让美国的盟友也感到震惊。
这一事态，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产生重要影响。日本、欧盟等对华态度的摇摆不定，都体现了美国政策及施压盟友造成的地缘政治影响。当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感到很难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但在一些日本政治精英看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虽然存在种种弊端，却似乎比奥巴马的做法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对于日本保守执政势力来说，最大的外交噩梦是美中共治（G2）及联手主导亚太。[9]在这种思维背景下，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日本不少政客和官员即便不是毫无保留但也宁愿赞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强力施压更有希望使中国的行为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总体上也有利于日本，同时这也意味着中美短期内无法和解，即美国不大可能实施绕过日本的对华政策。[10]
二 疫情初期中日关系向好与美国因素
众所周知，疫情发生初期，中日曾有一段热络的互动和互助时期，日本对华态度积极、友善。这既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加速改善的势头和存量积累有关，也与美国对中国抗疫的正面肯定姿态以及中美正向互动关系密不可分。并且，日本在疫情前后的对华态度调整，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疫情及抗疫战绩的评价变化发生着奇妙的共振和同步现象。
2020年1月，中美通过谈判达成了被外界称为标志性成就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两国关系进入一段“休战”与缓和的时期。与此呼应，疫情发生后直到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抗疫成效及美中合作持欣赏和赞成态度。1—2月，特朗普曾有相关的四次公开表态，3月13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对中国疫情防控成果和努力进行积极评价，表示：中国提供的数据和应对经验对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常有帮助，中国疫情控制效果明显，美国的一些医药公司团队也正在与中国专家全力合作。[11]直到4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召开的疫情发布会上仍然表示：“有些国家的情况真的很糟，如果中国帮助其他国家，我完全支持，我支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12]
所以，在“美国因素”相对宽松、积极并且中日互动友善的环境下，日本的对华认知与行动以及中日关系在2020年第一季度呈现良好的发展景象。并且，日本的这种对华姿态也与其对美的认知有关：在美国的承诺缺乏确定性即美国并不完全靠谱的情况下，面对疫情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亚洲领导人将不得不继续寻求相互协作的新形式。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日本对因自身“亚裔元素”而受到美欧讥讽对待同样抱有不满。[13]当然，日本外交的基本前提仍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些共识并没有自动转换为中日关系加速友好发展的直接推力，但也至少有助于推动日本外交方向在中美日三角架构间保持最低限度的平衡。
短期内这种正面利好及促进因素，使得两国关系至少在2020年春季之前达到2017年加速改善以来的一个小高潮。在疫情最初的流行中，东亚曾一度看到一个新的合作秩序和中日关系更上一层希望的到来。
首先，“抗疫”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国民感情。
在疫情跨境影响和共同抗疫目标驱动下，中日间的矛盾分歧被暂时搁置，而“命运共同体”的相互认知则因此得到增强。以疫情为契机，中日民间及舆情曾有良好互动，国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2019年，中日政府同意加快合作，开创“新时代”关系。这一共识在2020年两国最初共同抗击疫情的积极行动中得到了体现，双方曾坚持在全球疫情期间通过寻求合作而不是冲突来发展“新时代”双边关系的承诺。
日本尽管最初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但在疫情暴发后对中国采取的措施似乎更像是一种例外，如没有立即关闭其边境。相反，日本率先对中国抗疫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各界热情向中国提供大量防疫物资，并附以古诗词，中国外交部专门对日本各界善意表达赞赏和谢意。中日还在地区多边平台进行防疫抗疫的互动与合作，中日韩三国在3月就举行了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其后，日本疫情开始告急，中国同样没有缺席邻国的抗疫努力。两国之间良性互动，礼尚往来，作为回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公众自3月以来也向日本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两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对相互风雨同舟之举高度关注和赞赏，合作共赢气氛进一步生成，彼此好感度皆有上升。中日相互驰援、守望相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运共同体，王毅外长亦表示“疫情面前，中日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14]这种以“捐助外交”为代表的互帮互助，使人产生一种希望：这将有可能扭转这两个东亚邻国几代人以来的紧张关系。
其次，中日合作加强，以重振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对两国政府而言，应对疫情后的经济低迷均将成为首要执政议题。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的标志性经济重振计划，也是其对选民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但在2020年，据预测，日本将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方面由于奥运推迟、战后最长景气期终结、内外需动能疲软、社会总需求恢复乏力，居民消费仍相当谨慎，对华经济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日本政府表示，经济“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迅速恶化”，并且11年来首次在其经济评估中使用“萧条”一词。[15]疫情几乎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安倍想要留下的遗产——在奥运会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强劲复苏经济。
安倍在初期应对疫情上行动迟缓、优柔寡断，原因也是因为他不愿把疫情置于其他政策优先事项之上——先是奥运会，后是商业和经济。即使在奥运会于3月24日宣布推迟之后，安倍仍然在维持经济活动和防止疫情传播何者优先问题上存在犹疑。日本的利益相关者已经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花费了巨额资金，推迟举办估计将使日本再损失数千亿日元。3月，日本通过25.7万亿日元的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日本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其财政平衡的沉重负担，预计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扩大至GDP的14%左右。
当西方还在艰难“战疫”的上半场或中场，中国已进入下半场或扫尾阶段。中国成为疫情后最早复苏的经济体之一，复工复产的进程比美日欧更快更实，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复苏提供早期推动力。日本经济恢复及振兴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减弱。当然，对中国来说，围绕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等方面，中美双方都在采取减少对对方依赖的措施，部分脱钩不可避免，日本对中国经济来说的作用也在上升。中日强化经济合作显然是互利选择，可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并对美国发动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对冲和牵制。
三 日本对华政策异动与美国因素
随着美国疫情从2020年3月起日益严峻，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客没有认真反思与总结其疫情工作的不足，反而开始一次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中国，不断向中国泼脏水，推行“甩锅”策略。例如，4月8日，特朗普公开指责世卫组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还偏袒中国，并威胁要“断供”世卫组织。4月28日，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国疫情暴发展开深度调查，再度“甩锅”称造成美国如今刻不容缓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甚至直言要中国对美国疫情期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很快，美国全面打压中国以及形成大国博弈更趋激烈的总体格局，作为结构性因素对中日关系形成一定的规范作用，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及其牵制与竞争手段的执着推进，进一步对两国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无法忽视的是，在东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日在海洋及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不会随着疫情流行而消失，安全紧张局势和不信任仍将存在。随着构成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明显，两国之间的裂痕开始浮现并继续扩大。自2017年以来一路升温的中日关系，发生了降温现象，并有不断冷却和下滑迹象。
（一）日本对华经济安全政策调整背后的“美压”因素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意义。疫情在生产、消费、投资等方面给日本经济带来明显冲击，日本认识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认经济问题在国家安全思维中极为重要。在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紊乱和医疗卫生商品短缺的刺激下，日本内部加速展开关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辩论。尽管近几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改善，但安倍政府仍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我们供应链的健壮性和韧性”。[16]
同时，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应对中美“脱钩”的长远考虑，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对华消极政策和措施，直至7月蓬佩奥对华发表“新铁幕演说”，试图掀起新冷战，对这种政策辩论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仍需与华盛顿站在同一阵线，将新的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上。从目前的动向看，经济安保方面，需要注意日本有调整战略并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倾向。
2020年春夏之交，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开始讨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的重头戏是经济安全战略，具体由国家安保局下设的“经济班”负责制定，目标是整合对外战略中的各种经济举措，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统筹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设想的经济安全战略五大支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保护敏感信息、保护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消除5G等下一代电信标准的潜在威胁以及打击网络袭击、外商在日投资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7]当今的大国竞争是一种综合博弈，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与科技领域，因为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成功和科技领先。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实施更明智的经济治国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实际改变其核心安全决策部门机能、使其专门关注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协调的国家。
除了政策文件修订外，日本政府还加快修法以配合这一战略调整进程。2020年6月7日，《外汇与外贸法》修正案生效，该修正案旨在构建围绕外国投资的经济安全措施——例如扩大需要预先审批的企业范围、加强国家对投资流入的控制等，以增强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为此，日本政府大幅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必须通过的最低股份门槛，即从10%降至仅1%。[18]自2019年秋天以来，日本一直在加强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十几个关键领域的投资审查制度，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投入。[19]这种新定义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容易使投资者产生极大的挫败感，也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负面仿效模板。
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正在继续推进生产链、供应链回归国内，并逐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确保经济上的战略自立性。为此，安倍内阁还专门在2020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中安排了促进供应链生产据点重返国内的2200亿日元补助金预算。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6月表示，日本过于依赖中国，需要扩大供应来源以维持供应稳健和多样化。[20]受此推动，日企在可能范围内考虑将在华生产或供应基地转向国内或东南亚的趋势正在加速。据东京商工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初春，约有1000家日本企业放弃了中国供应商，开始分散采购生产所需的零部件。[21]
（二）日本涉华防卫政策调整与同盟强化
除了调整经济安全政策，日本政府在2020年春夏之交也开始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容部分，并力争年内完成。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一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
此番战略调整之际，“美国因素”的作用——即日本傍美、日美联动，更是明显。6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迎来生效60周年，《日本经济新闻》当日的报道称：由于焦点是应对中国，战略的修改将与美国进行协商，与日美安保体制联动，综合讨论包括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的经济安保等措施。无独有偶，就在安倍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毫无道理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南海相关主张。
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此，日本NSC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以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大胆发展高精尖武备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构想，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正常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进一层的“攻击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巡航导弹、对敌战术弹道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航导弹（引进美国“战斧”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进程也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讨论中的新战略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正常化”，将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超越日美战略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日本推动战略调整，邻国无须对号入座，但这种调整，高度对华、紧密联美，其释放的信息无法忽视。安倍政府提前修改安全战略本身，就被认为意在应对中国。2020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表示中国正加大对地区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甚至利用疫情扩大影响力并取得战略优势，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更大威胁，“直接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称要将中国推动的“秩序构建”与“国家竞争”“作为安保领域课题，予以重大关注”。[22]河野太郎还在7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硬表态：“由于中国现在拥有自己的能力，并试图单方面改变许多地方的现状，我们必须密切了解中国的意图。”[23]
四 结语
可以看到，疫情发生前后，日本的对华姿态以及受此影响的中日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外部因素而言，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其姿态转变是为了迎合或至少不得罪华盛顿。特朗普政府“恶用”疫情，5月出台对华战略、升级制裁华为措施等，全面打压与攻击中国，中美对抗由此显著升级。不难想象，白宫会敦促日本等盟国加入其对华攻击和压制计划，助其摆脱内外困境。[24]对此，日本似在摸索调适对华政策指向，试探加入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与抗衡。这典型地体现在，从一开始态度犹疑摇摆，到最终决定协调和主导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在6月发表涉港联合声明一事上。并且，大概自5月始，日本对华政策出现明显消极动向和“跑偏”迹象，刺激两国关系的做法不时显现。日本明里暗里推动对华安全对抗、军事威慑以及经济“脱钩”，且在涉台、涉港、涉岛等方面显露出格言行，似有误判国际变局与“后疫情”形势、朝向不明智方向发展的苗头。
当然，安倍政府对华策略的微妙调整，不仅仅是“美压”下的被动所为，这也与其对形势尤其美国对外战略、中美关系走向的如下三点判断有关：第一，美国打压中国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是中长期态势，即便美国总统更替换人，中美实施“越顶”外交以及日本被美国“抛弃”可能性不大；第二，安全与海洋问题方面，短时无解，日本日益无力单独应对中国不断增大的“压力”，需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及“自主防卫”；第三，趁美国打压中国之际，在选定节点和可控范围内，联手美西方，在规则及技术领域设限中国，有利日本保持“立国之本”的经济竞争力。
然而，也需看到，即便发生了如此变化，中日关系的大势未变，基本面仍有积极可取之处。例如，这次疫情部分扩大或加深了中日在世界观、秩序观上的共同认知，这至少包括：全球治理形势严峻、全球化遭遇危机、地区合作及一体化只能加速不能放缓。与美国指责中国的疫情处理、声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不同，日本至少最初基本上没有参与。两国的共同深刻体会是：中日刻意保持经济上的距离或自我孤立，在不必要的地方过分制造敌意，既会加深经济危机，也会延长复苏之路；疫情危机提供的教训不是强调分歧、阻隔合作，而是需要认识到让全球经济免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共同利益。同时，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面和正能量随时可以激活、升温，毕竟就在数月前疫情暴发初期，两国还曾相互支持、密切沟通。两国的积极互动成效也很显著，仅从经贸上看，2020年上半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就接近1500亿美元。日本许多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华贸易和投资所得。相比与美欧贸易的严重低迷，7月日本对华贸易率先由负转正。日本央行称，日本下一阶段经济结构改革成效“取决于中国市场状况”。
当前阶段，中日关系发展处于重要且敏感阶段，面临向好、徘徊、下行的三种可能指向。为维护并发展两国新时代关系，双方应放眼长远，管控政治摩擦，深化务实合作，拉近国民感情。日方则尤其要保持定力和信心，排除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扰，适度平衡并正确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复杂函数。为此，当前中日两国应回归“初志”，基于“十点共识”，寻求战略沟通及稳定，管控安全危机，同时携手维护自贸体制及区域产业链安全，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开展抗疫复产等非传统安全及全球治理合作。总之，一个稳定发展、合作共赢且不为第三方因素干扰的中日关系作为长远战略无疑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
[1]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 《新冠病毒大流行会结束我们所了解的全球化，还是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半岛中文网，2020年3月22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sport-culture/2020/3/22/will-coronavirus-end-globalization-or-will-enter-another-phase[2020-08-08]。
[3] Leo Lewis，“Japan Models a New Look for National Security”，Financial Times，May 13，2020，https：//www.ft.com/content/2aa29fdc-946d-11ea-abcd-371e24b679ed[2020-08-08].
[4] 《世界各国疫情最新数据》，2020年4月25日，http：//www.860816.com/aricle.asp？id=2468&p=4[2020-08-08]。
[5] Sheila Smith，“US Pandemic Politics Spells Trouble for Its Asian Partners”，East Asia Forum，May 5，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5/24/us-pandemic-politics-spells-trouble-for-its-asian-partners/[2020-08-08].
[6]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华尔街日报》2020年4月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20年4月7日。
[7] 《世界各国疫情最新数据》，2020年4月25日。
[8] Sheila Smith，“US Pandemic Politics Spells Trouble for Its Asian Partners”，East Asia Forum，May 5，2020，https：//www.afr.com/world/asia/us-pandemic-politics-spells-trouble-for-its-asian-partners-20200524-p54vur[2020-08-08].
[9] 安倍政府始终对奥巴马政府“软弱”的对华政策，颇有微词和疑虑。例如，2013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赖斯（Susan Rice）表示“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令日本外交当局感到非常意外和焦虑。
[10] Fumiaki Kubo，“Japan-US Relations in a Post-COVID-19 World”，East Asia Forum，June 6，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6/06/japan-us-relations-in-a-post-covid-19-world/[2020-08-08].
[11] 《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称赞中国疫情防控效果》，《华夏时报》2020年3月14日。
[12] 《特朗普白宫疫情发布会》，2020年4月1日，https：//weibo.com/1765700930/IBru6kaJW？type=comment[2020-08-08]。
[13] 例如，麻生太郎副首相在2020年3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曾吐槽，其2月末在沙特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曾善意提醒欧洲同行注意新冠肺炎疫情，却被嘲笑为这仅是亚裔之病。
[14] 外交部：《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2020年2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749878.shtml[2020-07-08]。
[15] 「首相、経済は大不況より厳しい」、『毎日新聞』2020年4月28日。
[16] 「1カ国に依存しない強靭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構築を支援＝安倍首相」、Newsweekjapan、2020年4月3日、https：//www.newsweekjapan.jp/headlines/world/2020/04/270278.php[2020-10-10]。
[17] “Japan Likely to Draw Up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n 2020”，Nation Thailand Econ，January 5，2020，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business/30380154[2020-10-10].
[18] 「外資規制強化、6月7日に全面適用外為法改正」、『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5月24日。
[19] Leo Lewis，“Japan Models a New Look for National Security”，Financial Times，May 5，2020，https：//www.ft.com/content/2aa29fdc-946d-11ea-abcd-371e24b679ed[2020-10-10].
[20] 「TPP閣僚級テレビ会議を検討 中国への供給網依存など議論―西村経済再生相—」、2020年6月14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0061400147&g=eco[2020-10-10]。
[21] “Coronavirus：Tokyo Pays for Its Businesses to Leave China”，Asia News，April 4，2020，http：//www.asianews.it/news-en/Coronavirus：-Tokyo-pays-for-its-businesses-to-leave-China-49787.html[2020-10-10].
[22] 防衛省『令和2年版防衛白書』、2020年7月14日、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0/pdf/index.html[2020-10-10]。
[23] 「コロナで影響力拡大 防衛白書、中国を警戒」、『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7月14日。
[24] Hugh White，“Australia must Get Better at Picking Its Fights with China”，East Asia Forum，May 10，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5/10/australia-must-get-better-at-picking-its-fights-with-china/[20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