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中高速轨道的“新常态”背景下，通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经济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是政策改革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仅简单地以增加研发投入或者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为手段，还要关注创新投入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反观中国当前的研发投资现状和创新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发现两个现实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中国研发投资规模庞大，但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存在严重失衡，尤其是企业部门的失衡状况更加明显。最新的科技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3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总额（缩写为GERD）以平均14.3%的增长率高速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的投资规模已达到1852.67亿美元（其中企业研发投资占比70%以上），超过日本的1369.54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为4064.05亿美元）。且中国的研发投资强度也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其研发投资强度已达到2.02%，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与美国（2.81%）、日本（3.49%）的投入强度也较为接近，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企业是中国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研发投资占比已达到74.6%。但与中国巨大的研发投资规模不匹配的是，同一时期（2007～2013年）中国的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存在严重失衡，即研发活动构成中研究活动投资占比偏低，尤其表现在企业层面。从国家总量占比看，研究活动投资占GERD比仅为16.3%（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4.7%，应用研究占比为11.6%），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57.4%（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22.8%，应用研究占比为34.6%）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平均水平43.6%（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17.7%，应用研究占比为25.9%）。作为研发投资的主体，企业部门的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程度更高。其中，研究活动投资占企业总研发比仅为2.8%（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0.1%，应用研究占比为2.7%），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39.5%（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5.8%，应用研究占比为33.7%）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7.3%（其中，基础研究占比为6.2%，应用研究占比为21.1%）。且从同一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总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和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与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失衡状态。在同一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研究活动投资占GERD比为25%，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44.8%；中国企业部门研究活动投资占企业总研发比仅为6.47%，也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6.7%。总体来看，中国研发投资规模庞大，但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存在严重失衡，即研究活动投资占比偏低、试验开发活动投资占比偏高，尤其表现在企业部门，中国企业的创新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效率改进，而非创造性破坏。第二，中国研发投资的效率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偏低。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限，通过增加研发投资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进而达到技术进步的逻辑在其他国家普遍存在，但这一理论常识却在中国存在争议，表现在中国巨额研发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赵志耘和杨朝峰（2011）通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发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研发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技术知识存量，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哈弗勒和吉伯特（Ghafele & Gibert, 2012）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缺少自有核心技术，一些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于其他国家。
那么基于这样两个现实问题的背景，我们发现，巨额研发投资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由研发投资到提升生产率的转化过程？从不同研发投资异质性的视角进行思考，影响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并制约中国研发投资产出效率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存在怎样的机理？这必须要深入到研发资金的源头——外部资金渠道及其功能，并与完整的研发资金链条挂钩来进行研究。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基于中国当前的研发投资现状以及研发投资的产出效率水平，我们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通过增加研发投资实现生产率增长、进而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渠道？如果把企业科技创新从知识创新—创新知识孵化为新技术—采用新技术、进入市场看成一个完整的研发过程，那么在资金配置上则表现为从研究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到试验开发活动的完整链条。结合不同阶段研发活动的异质性特征，从资金配置层面看，研究活动往往伴随着远离市场、较高不确定性、较低专用性和较高外部性的特征。相比而言，试验开发活动目标在于使产品商业化以满足市场需求，其离市场较近、风险较小、收益专用性较高（Czarnitzki et al.，2011），因此，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往往比后者面临的更高；从对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来看，研究活动虽然不能直接带来产出，甚至有一部分研究活动永远不可能带来产出，但是其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是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作为试验开发活动的投入，进而投入生产；另一方面研究活动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从而有效识别内外部信息和知识，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试验开发活动是研发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研究活动的成果必须经过试验开发活动才能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从而最终实现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没有研究活动作为基础，试验开发活动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短期的研究活动缺失似乎影响不到试验开发活动，但长期而言，试验开发活动对研究活动成果的消耗以及研究活动的缺失，必然会阻碍研发投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因此，要回答以上疑问，我们一方面要从外部资金渠道入手，分析影响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的原因，另一方面还要分析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组成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从而分析融资约束下外部资金渠道、异质性研发投资以及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和机理。
基于现实背景和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书要解决和深入研究的两个科学问题：第一，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研发资金配置主体行为在其中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如何测度不同外部资金渠道行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熊彼特增长理论解释了研发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在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下，研究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探讨影响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对中国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的研究，虽然已经认识到中国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的问题，但没有从深层次挖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且已有研究将企业研发投资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他们没有将“研究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试验开发”整个研发过程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资金配置链条，从而考虑不同研发阶段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他们也没有关注不同研发资金配置主体的目标不同、功能不同，对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甄别能力和容忍度不同，在研发投资不同阶段各有其自身的优势；另外，国内外目前对研究阶段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多年来中国研究活动投资占比偏低的状况，但这些研究中所涉及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多是以国外某行业的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对中国现状不具有普遍解释意义，因此有必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从研发资金配置主体视角研究企业研究活动投资偏低、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的内在机理。第二，在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的现状下，研发投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解释中国研发投资低效的问题？如何测度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果？现有对研发投资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展开，认为研发活动是促进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研发投资与生产率关系所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关注研发投资的生产率弹性大小，实证结果基本都证明了研发投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此外，部分研究关注了研发投资的组成会影响研发投资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其中研究活动对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显然高于试验开发活动，研究活动的过低投资将会导致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虽然已有研究已经考虑到研发活动异质性以及研发投资的组成对研发—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两者间的关系，且只是定性分析，并没有深入分析内在的机理，也没有准确测度不同类型研发活动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本书的研究主题：基于融资约束视角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本书将通过对熊彼特增长模型的修正，分析融资约束下外部资金渠道、异质性研发投资以及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数理模型假说，从而解决以上两个科学问题。
1.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熊彼特增长理论（又称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由外生转化为内生，认为研发投入量和创新速度是由经济参与人的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地分析，填补了原有经济理论的空白；该理论同时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找到了新的源泉和动力，即通过增加研发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对制定经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强调了市场力量的不足以及政府干预的关键在于促进研发投资和技术进步。这一理论虽然解释了多数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证实了研发投资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联，通过增加研发投资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进而达到技术进步的逻辑在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然而这一理论常识却在中国存在争议，表现在中国巨额研发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
基于此，我们将从当前中国的研发投资现状入手，以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活动的异质性特征为视角，通过修正熊彼特增长模型，从经济参与人的最优化行为来研究和分析影响异质性研发投资组成的根本原因和影响机理，并根据经济参与人最优化行为对异质性研发投资组成影响的结果，来分析其最终对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本书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方面，从外部资金渠道入手，结合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活动的异质性特征，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融资约束下外部资金渠道功能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并实际测度融资约束下外部资金渠道行为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揭示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的内在根源，这将为理解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活动的异质性特征，将二者的互补性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分析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通过数理模型的构建，揭示融资约束视角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实验方法具体测度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从而阐释中国研发投资总额庞大而企业研发投资产出效率偏低的内在机理。本书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通过对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的原因和内在机理的分析，并进一步阐释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偏低的内在机理，揭示中国巨大研发投资规模背后产出效率低下、革命性技术缺失的内在根源，这将为中国改善企业研发投资内部结构（即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提供政策建议与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