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情感深化
1953年的除夕，我回到了离开一年半的安徽省文工团，大约一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部长陆学斌到团宣布：文工团解散，成立音乐工作组（简称音工组）、剧目工作组（简称剧目组或剧目室）、美术工作组（简称美工组），直属安徽省文化厅[1] ，另成立安徽省话剧团，还有少数同志被分到即将建团的安徽省地方实验剧团[2] 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与黄唤民、徐扬、牛维生都分到音工组。
1953年春季，上海要举办华东区的民间歌舞会演，我被派到蚌埠地区的五河、凤阳，调查采录那里的民歌与歌舞，这时没有任何便捷式的录音设备（在上音专修班时，我们还用校教务处的进口钢丝录音机对泗州戏、黄梅戏记过一点谱），全靠现场手记，时间短，任务急，收获不大。回来后听牛维生、黄唤民在六安地区记录的大别山民歌，其中有各种不同形态与结构的“慢赶牛”，我觉得好听、高亢，很喜欢。不久音工组买了一台丹麦产的名为“维伯斯特”的钢丝录音机，组长王艮[3] 和副组长卜炎[4] 把录音机交给我，让我记录整理倒七戏（庐剧的原名，又名“小倒戏”）的音乐。于是我就带着这台一二十斤重的录音机和小提琴，先后到合肥本市的倒七戏剧团和巢湖市、芜湖市的倒七戏剧团，全力以赴地拜访老艺人，采访、学习、录音和记谱。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我不断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将倒七戏的传统唱腔（包括“上路”六安，“中路”合肥、巢湖和“下路”芜湖）和打击乐（传统的倒七戏演出时只用锣鼓伴奏）全部整理成册，经修改后第二年交给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主编徐味同志（诗人）。一年之后徐味告诉我：因为他不懂音乐，他请倒七戏剧团搞音乐创作的张某某看书稿。但张告诉他，冬天因为不慎，书稿被孩子丢在火盆里烧了。这样，我日日夜夜花了一年时间的劳动成果就真的“付之一炬”了。纸质的倒七戏音乐消失了，但多彩绚丽的倒七戏音乐与我青少年时期在安徽和河南、陕西听到的歌舞、曲艺、戏曲一样，永远地活在我的脑海里了，对我后来的音乐创作生涯善莫大焉！
1954年领导又给了我、徐扬和剧目组的完艺舟、王建新四人记录、整理泗州戏的任务，这次我感到轻松多了，因为我们有四个人，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在专修班时我也记过一点泗州戏的唱谱，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全部唱腔和伴奏曲牌，我和徐扬整理并油印成册供内部研究用，部分剧种、剧目介绍和唱腔曲谱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编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第四集》于1955年出版发行，单行本《从拉魂腔到泗州戏》，196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年10月至11月上海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华东区所辖的六省一市都参加。山东参演的剧种是吕剧、五音戏、茂腔、柳子戏、山东梆子；安徽参演的是倒七戏、黄梅戏、河南梆子（后改名为淮北梆子）、泗州戏、徽戏、皖南花鼓戏、曲子戏；江苏参演的是常锡剧（即今日的锡剧）、扬剧、柳琴戏（与安徽的泗州戏是同一剧种，采用不同的命名）、苏剧、淮海戏；上海市参演的是京剧、昆曲、越剧、沪剧；浙江参演的是越剧、绍剧、婺剧、甬剧、温州乱弹、睦剧、海宁皮影戏；福建参演的是闽剧、高甲戏、梨园戏、芗剧（即今日与台湾同名的歌仔戏）、莆仙戏、闽西傀儡戏、闽南布戏，共计52个剧种。很多剧种我都是首次听（包括古老的昆曲），因此对中华民族优秀丰富的民族戏曲艺术既大开了眼界，又感到震撼。听惯了北方高亢激昂的梆子腔、皮黄腔，偶然听到了另一类别有风韵的梨园戏、莆仙戏、婺剧、扬剧、锡剧，无论是演唱的声腔，还是伴奏的乐器，都让我感到新颖，别致。此外，北方的吕剧，在我听来与安徽的淮北琴书在旋律上颇有渊源、神似处，由作曲家张斌编曲的现代戏《李二嫂改嫁》，那优美流畅的唱腔，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演唱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我除观看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各种戏曲演出之外，还听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诸如夏衍、张庚、刘厚生、周信芳、于伶、刘雪苇、金紫光等，特别吸引我的是贺绿汀的《我对戏曲音乐改革工作的意见》[5] ，他对我国戏曲音乐的“估价”是：“一个部门是民歌民谣；另一个部门是戏曲音乐，包括京剧、昆曲在内，可以说是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宝藏……我国戏曲音乐也是别具一格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像我们的地方戏曲这样丰富并各具特色的戏曲音乐。”在报告中他对从事戏曲的编剧、导演、乐师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与希望，对作曲者的要求尤为明确、严格，他说：“成功与失败，决定于作曲者是否肯深入到戏曲中去，是否肯虚心向艺人学习，是否和编剧、导演、演员、乐师合作得好，以及他对戏曲的各方面理解的是多还是少，另外，作曲者本身的音乐修养也是决定他工作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我后半生对职业的选择。
注 释
[1].1983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撤销省文化局、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局，组建安徽省文化厅。为了叙述方便，本书上篇全部使用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