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学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现

汉简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儒学经典。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几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该墓出土简牍中的儒家经典有《诗经》、《礼记》、《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等。[1]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孔子像是刘贺墓随葬的衣镜上的孔子画像，旁边的文字就有“圣人兮孔子”[2]与司马迁所谓“至圣”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孔子在汉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海昏侯墓发现之前，已经有若干儒学经典汉简的发现。如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了《仪礼》简[3]，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了《论语》以及孔子及其弟子其他言论文字的简[4]，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诗经》和《周易》简[5]。这些儒学经典简出在不同的地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读儒经的人分布地域之广。考古发现的儒学经典简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是有前期基础的。

河北两座东汉壁画墓顶文字不仅留下了儒学在此地流传的信息，还向人们展示了其在当时丧葬礼俗中的影响。望都所药村1号墓中室券顶中间的砖上全部用白粉写了“中”字，其余文字可分三部分：由东往西，第二道至第三十八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写“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南侧由下往上写“作事甚快与众异”；第三十九道至第五十一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写“主人大贤贺□日千”，南侧由下往上写“酒肉日有师不爱手”；第五十二道至第七十七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写“孝堂通于神明源”，南侧由下往上写“急就奇觚与众异”。[6]中室南北两侧券门过道的顶券上则用数字和甲子编号。[7]

河北安平逯家庄墓的券顶上也用白粉写有用于编号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文字比所药村墓多。前室左侧室头北由西至东横书“西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人”，由北至南重复书写26行，前端的“西”标识方向，后面的文字是《孝经·天子章》中的“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少一个“于”字，是编号的需要。中室左侧室头北由西至东横书“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由北至南反复书写13行；接着重复书写“东子曰孝子之丧亲哭而不哀”13行。前句是《论语·公冶长》中的“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一句；后句是《孝经·丧亲章》中“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的前半句。[8]后中室券顶文字有三种。先是头南由东至西横书“东孝子之丧亲哭不哀，无容言”，由南至北重复书写16行；接着重复书写“仲尼者吾字情性之表文德之立息”13行；接着重复书写“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65行。第一句的“东”标识方向，后面的文字为《孝经·丧亲章》中的“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一句的前面部分。第二句出处不详。第三句为《孝经·开宗明义章》中“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的前面部分。后室左侧室头北由西往东横写“东列侯封邑有土臣积学所”，由北至南重复书写26行。“东”标识方向，后面的文字是《急就篇》中“列侯封邑有土臣，积学所致非鬼神”之句的前面大部分。后室内门券顶上的文字头向西，由中间分南北两部分。南部由南往中间横书“仲尼居曾子侍”，北部由北往中间横书“曰先王有至德”。南北两句相对，中间用白点间隔，由西往东重复书写9行。室顶的文字也是头向西，分东西两部分。西部的写法与门券同：南部由南向中间横书“仲尼居曾子侍”，北部由北向中间横书“子曰先王有至”，两句相对，由西向东重复书写32行。由西端起，在第8行至第11行的“先王”二字之间，竖写“惟熹平五年”题记。由西端起在第7行和第8行的“曾子”二字之间，竖写“主人”二字。东部的文字由南向北横书“仲尼居曾子侍曰先王有至”，向东重复书写13行。[9]北后室顶上的文字头向西，由南往北横书“南列侯封邑有土臣积学所致”，由西向东重复书写45行。北后室后龛券边用数字编号。[10]

从券顶文字看，流传到今天的《孝经》中一些句子保留了东汉时期的传统，除了一些助词外，主体文字完全相同。当时文字尚无官方法定的版本，因此，同一个字，出现了多种写法。

除了比较少见的墓顶文字可见东汉时期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外，其他文物上也有例证。

墓室壁画、画像石上的孔子见老子图和孝义故事图。如山东平阴实验中学墓出土祠堂后壁孔子见老子图[11]、邹城面粉厂画像石上的孔门弟子图[12]，山东嘉祥武氏祠[13]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壁画墓[14]上的孝义故事图等。对孔子见老子画像，学界有不同解释[15]，我们认为它的流行，不排除受儒学普及影响的可能性。

尊孔是尊儒的具体表现之一。自汉高祖十二年（前195）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以后，两汉时期的皇帝常有亲自到孔子故居阙里祭祀孔子的活动。自元帝初元元年（前48）诏令孔霸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起，以后奉祀孔子的专官，历代不绝。成帝绥和元年（前8）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由此开启了追封孔子爵位的历程。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又开始在太学和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从此，祭孔便成为后来历朝官办学校的例行活动。在尊孔活动中，不仅孔子常享祭祀，孔门弟子和孔氏后裔也从中获益。如章帝元和二年（85）东巡狩时，于三月“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16]。如此之尊崇，天下无二。

尊孔在汉代文物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山东曲阜孔庙留下的汉碑，如永兴元年（153）《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又称《乙瑛碑》）载：“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囗囗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17]永寿二年（156）《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载：“孔子近圣，为汉定道。”[18]永寿三年（157）《韩敕修孔庙后碑》载：“孔圣素王，受象乾坤。生兮周冲，匡政天文。……改画圣像如古图。”[19]这些碑刻都与祭孔有关。汉代的铜镜铭上虽然未见来自儒家经典的名称或文字，其中提到“大哉孔子志”，亦应是儒学在社会上普及的表现之一。如洛阳道北西汉晚期墓博局纹铜镜铭文曰：“目（哉）□□思也，哉毛□偪也，苢哉□此字也，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宣易负也，乐哉居毋事也，奸哉淟入异也，急哉下□记也。”[20]山东临淄南马墓地棠悦979号东汉墓出土四神博局镜上也有同类铭文，曰：“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厨□食也，乐哉居无事，好哉□人异也，贤哉□掌吏也，喜哉负□□□，□□□文字也。”[21]铭文中的“圣人周公鲁孔子”，更是儒学普及的明显表现，儒家最标榜的就是周公和孔子。如江苏宜兴文管会藏东汉时期一铜镜铭文云：“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22]同铭镜的内容在《金石索》（卷六）和《古镜图录》（卷中）中亦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