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谁是农民？

几组数据

随着国家的逐步工业化，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为2.1%，欧盟为4.3%（当时有15个成员国），日本为4.1%，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6.5%和21.5%。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71%下降到目前的不足50%，但数量上仍然达到4亿人。此外，印度还有2.6亿农业人口，非洲还有2亿，在这两个地区农业人口都占到其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的60%左右。这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在第三世界或南半球。

这一观察也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权威估算。今天，“世界上有13亿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中97%生活在发展中国家”（World Bank 2007：77）[1]。这13亿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真正的“农民”，这取决于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哪些地区、属于哪种类型的农民：是在每年农事活动中的农忙时节？在多雨的年份还是少雨的年份？在市场较好的年份还是市场欠佳的年份？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农民在所有时候都是农民。许多农村人口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真正的“农民”，也许有些农村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在某些时候或一直以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他们缺少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靠自己无法进行耕作，或者他们只从事“边缘性”的农耕活动。彼得·黑兹尔等学者（Peter Hazell et al.2007：1）指出，边缘农业（marginal farming）“无力提供足够的劳动量或收入，不足以成为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途径”。例如在印度，“边缘农业”指的是土地面积小于1公顷的农业生产。在全部拥有土地的人口中，有62%属于这类情况，但他们一共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7%。

概念：小农与农民

有一些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容易让人迷惑，比如“小农”（peasant）、“小规模农民”（small farmer或small-scale farmer）以及“家庭农民”（family farmer）。这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在分析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存在很大差异。“小农”这一术语通常指为了简单再生产，而且显然是为了满足自身食物需要（维持生存）而从事家庭农业的农民。此外，“小农”还常常被附加一些假定的特质，如村庄的团结、互惠和平等，以及对以家庭、社区、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认同。确实，很多关于“小农”（以及“小规模农民”和“家庭农民”）的定义与用法带有明显的规范性要素，目的性很强，即“站在农民一边”（taking the part of peasants）（Williams 1976），反对在缔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过程中摧毁或损害农民的一切力量。在我看来，“小农”（peasant）和“农民（群体）”（peasantry）等术语最好用于分析，而不是用于价值判断，并且应当尽量在两种历史条件下使用：一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当时大多数人是小规模的家庭农民（见第二章）；二是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见第三章与第四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规模农业耕作（small scale farming）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小农”成了小商品生产者，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融入更为广阔的劳动和市场的社会分工。这种“生活资料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subsistence）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点将在第三章阐述。其次，小商品生产者受阶级分化的影响和支配。第三至六章阐述了这些过程的历史框架，第七至九章进一步探讨了其理论基础。我认为，由于阶级的形成，单一的小农或家庭农民阶级不复存在，相反，出现了不同的农民阶级，如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农民或农场主、相对富裕的小商品生产者以及雇佣劳工。

有的文献考虑到规模问题，将“小规模农场”（small farm）定义为耕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农场；而有的文献认为南半球“小规模农场”的特征是生产技术低下，依赖于家庭劳动力，且以维持生计为目标（即具有类似“小农”的特质）。因此，一个标准是空间范围（农场面积），另一个标准是社会层面（耕作特点）。这两个标准因耕作条件不同会产生分歧，例如：

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面积为10公顷的农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农场大部分依靠家庭劳动力经营，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生存。而在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灌溉区，同样大小的农场已经大大超过该地区的平均水平，很可能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并有丰富的剩余农产品用于出售。（Hazell et al.2007：1）

另外，“家庭农场”（family farm）一词常常包括家庭拥有（family-owned）的农场，以及由家庭管理（fami-ly-managed）或由家庭劳动力耕作（worked with family labour）的农场。有些“家庭农场”包含了所有上述特征，但有些“家庭农场”并非如此，我将在第七章做进一步的阐述。

南半球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对农民进行了有关统计、定义和概念的讨论。这里再提供印度北部、孟加拉国、坦桑尼亚、巴西和厄瓜多尔五个农耕片段的简要介绍。

（1）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的一些地区采用了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新战略。政府掌握了实现这一宏大梦想的方法：在中上阶层开展先进的农耕活动。短短一到两年内，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前印度地主（ex-zamindars，亦称柴明达尔）种上的示范性优良作物……这些地主拥有多达四五十英亩或上百英亩的农场，种植了最新引进的墨西哥小麦和菲律宾水稻。他们的管井每小时要喷出16000加仑水，其中不少管井以高价出租。他们还有拖拉机、冷库和堆满肥料的仓库。（Whitcombe 1980：179）

（2）靠收益分成（sharecropping）的佃农的日子还是不好过。“我要干所有的农活，到了收获季节，马哈茂德·哈吉（Mahmud Haj）要拿走一半的收成。我也会出去打零工，至少每晚还能给家里带回点米，尽管也还不够吃。但是如果我只在租种的土地上干活，就得等到收获季节。而且我既没有牛，也没有犁，只能向邻居家租用。租金特别高，我要为邻居家耕两天的地才能用一天他们家的牛。在这个国家，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只有两头牛的一半！”［一位无地农民，转引自哈特曼和博伊斯（Hartmann and Boyce 1983：163）］

（3）妇女给咖啡树除草，摘收咖啡豆，碾磨后铺开晒干，然后装包称重。但如果价钱卖得好，她们的丈夫会拿走所有的钱。他们给每个妻子200先令，第二天就爬上开往城里的汽车。大部分时候他们会待在旅馆里，直到钱都花光。然后回家打老婆，质问她们：“为什么没给咖啡树除草？”她们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不管什么活都得干，而且无休无止。［一位农村妇女活动家，转引自姆比利尼（Mbilinyi 1990：120-121）］

（4）一切原因就在于土地投机：2000公顷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其中1000公顷的土地变成了牧场，靠橡胶树为生的采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并因此导致了亚马孙流域（也属于部落的领地）对开采资源的争夺战。印第安人……并不希望土地私有，我们希望它属于我们自己的联合会，而采胶人享有土地使用权。（1980年）一位领导了亚马孙流域所有运动的重要领袖被暗杀，是那些地主把他杀了。七天后，工人们实施了报复，干掉了一个地主。正义就是这样来的。［（Mendes 1992：162，168）采访记录在1988年12月22日门德斯（Mendes）被谋杀后发表］

（5）庄园主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搬到了瓜亚基尔（Guayaquil）。我父亲和他很熟，不管我们租种多少土地他都会同意。庄园主只是想有个人帮他看着他的地，直到可可的价格好转。哈维尔（Javier）和我有个小农场，我们种些玉米、菜豆和水果。我们甚至还有一两头牛，但我们过得很艰难，有时候没法卖掉种出来的东西，而且家里只有我和我丈夫。我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没有孩子可以帮着干，我的家人也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俩什么活都得干。我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资源。土地也不真正属于我们。最终，我说，我们像哈维尔的兄弟帕科（Paco）那样去瓜亚基尔吧。［一位厄瓜多尔外出女工，转引自施特里夫勒（Striffler 2004：14-15）］

第一个片段描述的是印度的富裕农民，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引入绿色革命以后通过粮食生产获得了财富，成为渔利最多的群体。伊丽莎白·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指出，这些人是以前的印度地主或土地所有者，但他们当中也有些人累积了足够的资产而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Byres 1981）。他们拥有高度资本化的农场。他们种植绿色革命中引进的高产小麦和水稻新品种，并能够调动大量的生产投入来获得最高产出，包括拖拉机、抽水泵，以及堆积在他们的“仓库”或储藏室里的肥料等。他们所使用的这些高产品种来自世界上遥远的农业试验站，并且能够留种以备将来。他们的农场规模比巴西类似的农场小得多，但相比于大部分与他们相邻的农场，以及孟加拉国或坦桑尼亚的几乎所有农民来说，他们的农场规模已经十分庞大。

第二个片段是关于孟加拉国一位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它与第一个片段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对比。它揭示了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的艰苦的日常努力，特别是为了最基本的需求：保证有足够吃的。这位农民租用土地、役畜和耕犁来种植水稻，也为别人打零工。与第一个片段相比，它只提供了该佃农所在农村的场景。此外，文中提到的打零工现象可能会促使我们思考：谁在为第一个片段中所描述的印度北部的商业化农场提供劳动力？

来自坦桑尼亚的第三个片段清晰地描述了高度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参见第二章）。不同于前面两个片段，它涉及了出口到国际市场的产品。在这个案例中，该产品是由小规模农民生产的。我们可能会想知道，投入到咖啡生产中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如何影响了用于家庭消费的口粮的生产。在收成很好的年份所获得的报酬（这极有可能是全年的现金收入），并没有用来满足家庭的需要，而是被家庭的男主人挥霍一空。

在巴西的片段中，我们遇见了在现代世界的农政历史中早已熟悉的主题：不仅仅是对于森林的争夺，还包括有关土地的不同用途之争。在这个案例中，是那些以橡胶树为生的采胶人与那些想要砍光森林兴建大牧场或种植大豆（这些豆类被加工成动物饲料）的人之间的斗争。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其中还有土地产权的概念之争：土地究竟是供所有者专用的私产，还是供特定的社区或群体分享使用权的公共资源，即特定的社区和群体共同拥有土地的权利？而且，因为很多国家有被殖民的历史，这类冲突还发生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拥有不同权力的群体之间。

最后一个片段描述了厄瓜多尔一对年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夫妇——玛丽亚（Maria）和她的丈夫哈维尔，他们在租种的属于庄园主的土地上尽力勉强耕作。庄园在拉丁美洲是相对较大的地产。这位庄园主原来种植的是可可，但在可可价格急剧下跌（即片段中所说的危机）之后，他将土地抛荒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即可可），就像坦桑尼亚出口的咖啡，以及巴西出口的大豆和牛肉一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小规模农业耕作的困境。玛丽亚告诉我们，她和她的丈夫哈维尔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谋生，这涉及他们耕作的土地类型和不得不使用的工具。她也表示，尽管他们种植作物是为了糊口，但也需要出售一部分农产品，因为他们需要用现金去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必需品。因为还年轻，他们决定像哈维尔的兄弟帕科那样，前往位于厄瓜多尔太平洋海岸的一个大型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看能不能在那里过上更有保障的生活。

这五个片段描绘了多种形式的耕作类型和它们的社会关系、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农业“投入”与劳动力，以及在南半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人进行耕作的环境条件。这些多样的形式使我们不可能进行简单的经验上的概括。尽管如此，这些片段通过当地的特有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如下这些在农政变迁中更为广泛的主题和农政变迁的动力：

□ 农村的阶级与性别分化；

□ 土地权属的分割、劳动的分工，以及劳动成果的分配；

□ 财产与生计、财富与贫困；

□ 殖民地的遗留影响与国家的行为；

□ 农业发展的路径与国际市场（技术、资金以及农产品）；

□ 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状况，以及为了维护这些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状况而出现的斗争和暴力，包括从坦桑尼亚的“家庭”（性别的）暴力到巴西的有组织的阶级暴力。

为了讨论以上主题，本书运用了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或者从更广义上而言，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些理论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