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文话”的名与实
与诗话、词话相比，“文话”是较为特殊的一类批评文体，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名、实问题上。
“文话”一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使用的频次并不高。自北宋末年王铚空谷足音首提“文话”之名，迄于明代，以“文话”为名的著述也只有寥寥数种而已，与“诗话”“词话”之名的普及不可同日而语。清中叶以降，学者发现历来多“诗话”“词话”之名而罕有“文话”之书，本着“弥补”艺林缺憾的初衷，开始有意识地以“文话”名书。此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学界，《拙堂文话》《渔村文话》也是以“补缺”的名义而相继问世[1]。其实，回到古代诗文评的现场，可以发现古代研讨文章的著述不可谓不多，只是极少以“文话”为名而已，可谓有“实”而无“名”。清人十数种《文话》及日人《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在内容、文体形式、文风上与古典论文著述并没有本质差异，唯一的差异可能就是对“文话”之名的重启。
“文话”一词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是在民国时期，主要途径是借助于民国报刊的推动。1914年出版的《江东杂志》第一期广告自称其为“研究文学之好范本”，小字云：“正论诗话、词话、文话。”“文话”已经可以与“诗话”“词话”并称了。“文话”与“诗话”“词话”一般刊登在报刊的文苑版，如1916年10月26日天津出版的《益世报》，文苑版即刊有署名“超尘”的《亦园文话》。此版的风格以轻松、活泼为主，对文学作品“月旦评”式的赏鉴，是编辑与读者乐于见到的，故而报纸上的“文话”“诗话”“词话”，往往是评论作品的居多。在民国报刊上，“话”体批评已经扩展到一切文体，1914年6月22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文苑滑稽谈出版广告》称：“是书分联话、诗话、词话、赋话、文话、谜话、译话、制义话、公牍话、诗钟话等十余类，每类多则六七百条，少亦百余条。”以一“话”字而笼盖诸体，无体不可“话”，其清谈、休闲的性质显而易见。
民国报刊对“文话”之名的推动，既体现在以“文话”一词与“诗话”“词话”并称，刊登《亦园文话》这样的以“文话”为名的连载文章，也表现在将古来有之的有“实”无“名”的论文之体纳入“文话”这一概念之中，突破了清人对“文话”之名的拘泥。以1915年出版的上海《双星杂志》（第四期以后改组为《文星杂志》）第四期为例，该期杂志有文话、诗话、词话栏目，“诗话”栏刊登张峰石《一虱室诗话》，“词话”一栏刊登的是署名“鹊脑”的《梅魂菊影室词话》，两栏的作品与栏目名皆一致。唯独“文话”栏刊登的则是章绂云《论文琐言》，题名并非《文话琐言》，可见杂志编辑已将传统的“论文”之名等同于“文话”了。该栏不称“论文”而称“文话”，与“诗话”“词话”相对应，可能是出于保持刊物版面整齐划一的考虑，但客观上的确促成了“文话”名与“实”的统一。此后在对现代文的文体特性、写作要点的讲述中，“文话”一词也被借用过来，典型者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夏丏尊、叶圣陶编《国文百八课》每课设有“文话”，后结集为《文话七十二讲》，“文话”之名遂由古而贯通于今。
与此相牵连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古代题名“文话”者不多，后世何以不沿袭古代既有的叫法？从古代相关著述的实际名称来看，称“论文”“文法”等名为多，尤以“论文”之名最为常见，这可能与该词语义的模糊性有关。不管是论文体、论文法、论文风，还是其他内容，对文章的任何角度的探讨皆可以由“论文”来涵盖。1917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发行的《文学津梁》是民初出版的古代文话丛书，收录《文章缘起》《文则》《文章精义》《修辞鉴衡》《文说》《文章薪火》《伯子论文》《日录论文》《退庵论文》《古文绪论》《文概》《论文集要》，编者周钟游在自序中便称之为“论文之书”。笔者据本书叙录的文话之名统计，即便是在“补缺”意识最强的清代，仍以称“论文”者最多，以75种高居榜首，占全部清代文话三分之一弱。据此而言，或许本书称《清代论文之书叙录》最为契合实际。不过，人所共知的是，在现代汉语中，“论文”一词已有了专门的含义，若仍坚持用来指称古代论文著述，极易引起概念的混淆。“文话”之名借鉴“诗话”“词话”而造出，在古代已经出现但使用不多，在现代汉语中重新启用以指代论文著述是较为合适的。如晚清学人宋恕于1894年在《瓯风杂志》发表《六斋论文》，后被其改名为《国朝先辈文话举是》，也是以“论文”等同于“文话”之证。
对于古典文话著作，当下日本或称之为“作文法”。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立“作文法”条目，释为“文章の作り方”[2]，即“文章的作法”。他认为汉语谈“作文法”之书，以《典论·论文》为嚆矢，继之以《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则》《文章精义》等。在清代部分，开列了魏禧《日录论文》、唐彪《读书作文谱》、方以智《文章薪火》、薛福成《论文集要》四种“作文法”。对日本本国，则开列出藤原肃《文章达德录纲领》、荻生徂徕《文变》、太宰春台《文论》、山县孝儒《作文初问》、伊藤长胤《作文真诀》、山本信有《作文志彀》《作文率》、皆川淇园《淇园文诀》、斋藤拙堂《拙堂文话》《续文话》、海保渔村《渔村文话》、石川鸿斋《文法详论》、土屋凤洲《文家金丹》十三种。从其列举的中、日书目来看，日人所谓的“作文法”之书，实不限于文章作法，也包含文章评论、文体、文风等内容，是广义的“论文”，以“作文法”称之亦不确切。
以上是对文话之“名”的述论，按之以“实”，则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文话研讨文章的主要角度为何？其二，文话与其他文章学批评文体如选本、总集的区别何在？关于文话的主要研讨角度亦即主要内容，刘师培曾总结说“所论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体，二曰文法”[3]。文体、文法固然是古代文话的重要研讨内容，但以之概括全部文话，亦有失偏颇。文格、文体、文法、文道、文术、文风等内容，均是文话的常见话题。如作为文话总集，《文学津梁》的广告介绍其主要内容云：“斯集所采录者，均为历代名人论文之作，有述文体之源流者，有论文章之优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炼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详明、引例确切。故成材者得此，可为他山之助，初学者得此，可知入门之方。”[4]涉及文体、文评、文法、文术等多个方面。而在特殊学术背景或学术理念下，文话还可能出现新的内容，比如清代朴学兴盛，则谈论训诂小学的内容在文话中便时常出现；清代金石学繁荣，则导致清代出现了大量探讨碑志义例的“金石例”类文话；清代批评文体的编纂郁勃，有人为了“补缺”而撰写“文话”，则可能刻意摹拟诗话的文体特点，如“因仿前人诗话之例，名之曰《文话》”的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模仿《随园诗话》，加入了不少本事，使得该文话有“闲书”的性质，“可以消遣”[5]。可见，文话内容的多元与不确定性使得难以为其作具体内容上的规范。名与实是紧密关联的问题，反观文话之“名”，既然“论文”之名在古代采用最多，则亦可用“论文”一词来确定其“实”的问题。对文话内容最简单的定义，正是“论文”一词，其实这也是最准确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中设立有《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一章，同样接受了“文话”概念并将其与“诗话”“词话”并列：“今存宋人谈文专书，当以陈骙《文则》为最早。”[6]罗根泽将标题中的“文话”解说为“谈文专书”，“谈文”正是源于“论文”之名。
关于文话与文章总集、选本的区别问题，其实也是作为批评文体的文话的边界问题。在文章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不妨参考已经高度成熟的诗学、词学领域。应该说，在学界的研究中，诗话、词话与诗选（诗歌总集、选本）、词选（词总集、选本）是泾渭分明的。前者为理论批评著述，虽然会有诗句、词句甚至整首作品的出现，但作品是为批评、理论服务的，或是出于鉴赏的需要，或是论述相关诗词理论的例证；后者虽然可能含有对作品的评点，却是建立在对作品的遴选的基础之上的，先“选”后“评”，“评”是依附于“选”的。简言之，诗话、词话是以展现理论与批评为宗旨，诗选、词选是以展现经过“选”“评”后的作品为目的，二者在编纂旨趣上判若鸿沟。文话与文章总集、文章选本的关系同样如此。虽然并不排除有将二者混合的个例，如1914年《江东杂志》第1-4期刊登的张破浪《惟精惟一室文话》，便是论文与选文的结合体。但清人已经能将“论文”和“选文”区别开来，清初的王之绩《铁立文起》在凡例中作了这样的界定：“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7]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文体，文话（“论文”）与文章选本（总集、评点等）的区别一如诗话、词话与诗词选本的区别。
综上，本书的观点是，对于古代研讨文章的理论、批评著作，使用“论文（之书）”一词指代最为准确。“论文”一词达到了名与实的高度统一，但因其在现代汉语中易引起歧义，故可使用借鉴“诗话”而造出的民国以来渐渐推广的“文话”一词。
二、清代文话普查与叙录的历程
本书所称的“清代文话”，主要是指清人编撰的探讨文章理论、文章批评的专著或成卷的著作，另外清人文集中散见的论文条目，如《论文十四则》《论文四则》之类，虽未足一卷，实则为独立的论文著作，故亦属本书叙录范围。文话作为清代文章学的重要载体，与序跋、尺牍、评点、选本等批评样式一起构成了清代文章学的基础。清代是诗文评著作异常繁荣的时代，单论数量，清代文话已经超越前代之总和。清人对本朝的文话著作，非常自信，晚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四《国朝论文各书》条称：“窃谓论文之语，至国朝而最精。”[8]对清代文话的叙录，在当时即已开始。《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诗文评存目”类录有四种文话。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广池千九郎编成《支那文法书批阅目录》，叙录中日两国文话及语言学类书籍，涉及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张秉直《文谈》等数种文话。民国时罗继祖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叙录三种，分别是阮福《文笔考》、方宗诚《文章本原》、吴铤《文翼》。清末民初学者中，对清代文话研究倾注大量心血者，以刘声木、刘咸炘二氏最为特出。二刘对清代文话的关注立场又有不同，刘声木对清代文话的研讨，不仅体现在其《苌楚斋随笔》系列笔记中对吴铤《文翼》、曾国藩《论文臆说》等文话多有论述，更表现在他对桐城派传人这一身份的高度认同。刘声木早在少时即有汇编桐城文话之志：“予少时亦欲编辑《桐城文学论文汇编》□（按：此处缺字）卷，仅钞录建宁朱仕琇、桐城姚范等数家，已有二三万言。后以家贫出门谋食中止，此愿竟不能偿矣。”[9]其《桐城文学论文汇编》为桐城文家论文之言的汇编，虽最终并未成书，但清末这一总结桐城派文论的编撰活动，仍值得关注。他站在桐城派立场上，多年致力于文话搜集、整理工作，最终整理出《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为桐城派做了近乎家谱修纂的工作。与之不同，刘咸炘则纯乎出于学术研究的公心而对整个清代的文话著述予以观照。他对清代文话的研究分多种样式，或是受章学诚“辨章学术”之说影响，对文话的源流进行辨析，如指出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以《国文学》为基础编成；或是对清代文话文本进行校注，如补正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文体刍言》，注释包世臣《文谱》等；或是采用传统的点评方式评骘清代文话，虽三言两语，却是在对清代文话广泛阅读基础上凝练而成，如：
桐城家法虽狭隘，而其通说词意，详备尚过宋人。如吴仲伦《古文绪论》评论近代主八家者颇当。若刘海峰《论文》则虚幻无取。薛氏辑《论文集要》，姚氏辑《文学研究法》，吴氏《文谈》，合而观之，亦略具矣。此外二魏论意、局，亦有可取。至于探源八代，标举正宗，则包氏《艺舟双楫》、王氏《王志》最多卓见，然尚语焉不详。[10]
他在精读清代文话后，更能熔铸而化为己用，以自己的文章理念为主导，将多种文话中的重要内容辑录为一新作：“吾既详图词派，要删八代唐文，因钞撮先哲绪言散见群书者而申正之……又以平日所讲者散入之，作述相参，取足以明大旨而已，不琐琐评品拈举，效诗话之冗杂也。”[11]这种“作述相参”的著述模式，具体又可分为古文话、时文话二类。在时文话上，他择选清代崔学古《少学》、唐彪《读书作文谱》、李光地《榕村语录》、郑献甫《制义杂话》中核心内容裁剪而成《制艺法论钞》。在古文话上，他抄撮清代方以智《文章薪火》、刘熙载《艺概·文概》、梁章钜《退庵随笔》及诸多论文书信、文集序跋等于一体，编成《文说林一》《文说林二》，成为新的古文话。
在白话兴、文言废的大背景下，以刘声木、刘咸炘为代表的晚近学者的清代文话研究，难以为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文话整理本前的校点前言，可算是对清代文话的叙录研究，其内容过于简单，涉及的清代文话种类也非常少。八十年代，台湾学者王更生教授指导了两篇关乎清代文话叙录的硕士论文：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林妙芬《中国近代文话叙录》。二书意在分别叙录明清文话和近代文话，清代都是其关涉的重要部分，然从其所录条目来看，多是常见的传世文话，且二书未能厘清“文话”与其他批评样式之间的关系，误收了姚鼐《古文辞类纂》、归有光《评点史记》、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等多种选本和评点著作。但这两种著述毕竟是最早的对明清以来文话的普查与叙录，筚路蓝缕，其功不可没也。此外叶国良教授《石学蠡探》（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关注到清代金石义例之作，叙录有清代黄宗羲《金石要例》、梁玉绳《志铭广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金石例补》、吴镐《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王芑孙《碑版文广例》、梁廷枏《正续金石称例》、冯登府《金石综例》、鲍振方《金石订例》、刘宝楠《汉石例》。2007年，王水照教授主持的大型文话汇编——《历代文话》出版，此书收录历代文话143种，其中清文话62种，《历代文话》对收录的清代文话皆有简要的叙录，这是清代文话研究与整理史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开启了对文话叙录与研究的新阶段。此后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收录清代文话8种，多为新发现的文献，在书前对每种文话也有简要的介绍。而在文学批评史、提要类著作中也会涉及清代文话，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德重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各叙录了多种清代文话。不过在此类兼综各体的著述中，对文话的关注度还是要远低于诗话、词话的，如刘德重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清代部分，叙录有文话十余种，数量与数百部的清代诗话相去悬殊。这种差距既是缘于清代文话数量本就低于诗话数，也与诗话研究更为成熟有着密切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开始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梳理，诸雨辰《清代文评专书整理与研究综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5年02期）便系统回顾了研究史。
综上，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对清代文话的叙录工作渐由零星而趋于饶多，但对清代文话著述的全面普查并叙录尚付阙如。调查清代文话的存世情况，进而予以叙录，评析其主要内容、版本及文章学价值，正是本书的主要工作。
[1] 参见拙文《文话的辨体与溯源》，《文学评论丛刊》第12卷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一，大修馆书店1984年修订版，第723页。
[3] 刘师培：《文说》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1934年宁武南氏校印。
[4] 见《文学津梁》本《文章义法指南》第一册内封，民国六年（1917）上海有正书局版。
[5]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话端》，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2页。
[6]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255页。
[7] 王之绩：《铁立文起》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第687页。
[8]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四，见《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0页。
[9]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十，见《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3页。
[10]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83页。
[11]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