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乾坤骨董集 沟通天地宗教法器仪仗礼器夏代玉器

第53章乾坤骨董集沟通天地宗教法器仪仗礼器夏代玉器

很少书籍介绍夏代玉器，中国大部分大藏家手里最没有研究和物件就是夏代玉器，李舞雩一直想收藏一件夏代玉器，也是在收藏品中有夏代玉器，有可能现在无法从鉴定和识别中找出，夏代玉器出土文物最少的，其实夏代有500年历史，而且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过度时期，有石器工具和青铜工具交替。

夏代玉器（公元前2100～公元前1600年）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年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夏王朝的历史资料在文献记载中较少。当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花地嘴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NMG赤峰夏家店遗址下层、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华遗址等多处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193件玉器精品，关于夏时期玉器展示从不同角度展示夏代的文化面貌和玉文化的发展。

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从夏代开始，中国进人了阶级社会。夏朝是第一个奴隶社会王朝，从夏禹直延续到桀被商汤所灭为止，经历了十四世，有十七王执政，走过前后400余年的历史。夏代制作的玉器，从形制和风格方面继承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风格，并向殷商时期过渡。夏代的历史跨度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二里头文化遗址位于HEN省偃师县西南约9000米的二里头村，占地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是在195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的。

从那时开始，先后进行了40多次的发掘，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由于夏代的文字记载很少，所见的玉器也见得不多，专家对出土玉器使用碳14测定，推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到前1500年之间。夏代玉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中原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部落。这就是历史文献中常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五帝是当时氏族部落的酋长成部落联盟长。各部落联盟彼此之间经历了大约4000年之久的兼并和战争。长期残酷的征战，彼此间相互同化，最终形成后来的汉民族。直至舜禅让于禹，继之“禹传启，家天下“，终于到启时建立了夏玉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类终于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许多古代文献反映，夏朝是一个崇尚玉文明的国度。例如，在夏禹为统一疆土而进行的征仅三苗的战争记叙中，就留下了玉崇拜的痕迹。《墨子·非攻》对这一场战争是这样描述的:“昔者三苗大乱，天命短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出于唐，大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报。高阳乃命高于立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动震，有神人面鸟身，半圭以待，扼矢有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过几。禹既充有三苗，焉历为三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民补不违，天下乃静。“三苗乃湖北、湖南及江西地城之古代部落，高阳乃帝税项，为占夷人部落之神。

古传夷人历来以鸟为图腾，故而“有神人面鸟身“前来助阵厮杀，“奉圭以待“正是那时玉崇拜的一种表现，此圭是神的标志，只有神灵才能奉圭，这就把图腾崇拜和玉崇拜结合在一起了。有玉才能显示神灵，在禹所发动的这么一场大规璜的征战之中，圭代表的是天意，这和大禹“亲把天之瑞令“是一个道理。这还说明玉在当时既是号召的旗帜，又是统驭所部的法度。古代传说中关于大禹和玉的关系的记叙还有种种。如《拾遗记》曰神授禹玉简，“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还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等。

总之，夏之立国和玉文化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朝晚期的王都，储有异常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存。这里有大型玉室宫殿，有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有殿堂、廊民、庭院、城门，布局严谨、规璜宏大、城池宽厚、极为壮观。在宫殿四周有大量房基、窖穴、墓葬、窑址、水并、灰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揭开了夏玉朝玉器文化的面纱，并能和古代文献相印证。故此，目前所知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就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二里头文化主要遗址有：河南登封玉村、偃师二里头、郑州洛达庙、洛阳干沟、矬李、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山西夏县东下冯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家们论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并确认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NMG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NMG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玉器种类夏代的玉器种类繁多，大多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可以见到。

具体有五大类别:

第一类是生产工具，主要是斧、铲、多孔梯形刀等;

第二是兵器，如玉钱、玉戚等;第三类是玉礼器，如圭、琮和牙璋等;第四类是玉饰，一些柄形饰、锥形饰和玉坠、玉镯等等，还有一些则是类别不明的杂件。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有1202件，其中有一些绿松石制品，品类俱全，不过大多是一些礼器和仪仗用具，生活用玉器则很少。在二里头文化玉器中，玉钺是很独特的，有2件，大小有别，殊异于殷墟妇好基出土的扁平长方形玉钱。这2件玉钺，体现出夏代玉器接近于商代的风格，具有过渡性质的形制。

专家认为，它是二里头文化4期的遗物，也属于商代玉钺的早期，应为礼仪用具。二里头文化玉器有玉戈，它既是一种兵器，也是一种礼器，但是出土的很少。通常是直背，有很长的援，有稍微呈弧形的援面。有刃磨制于戈的上下两面，双刃前聚成锋。二里头出土的牙璋，大多数上宽下窄，长条形，一头比较长，有明显的凹形刃制作成前端，同龙山文化牙璋相比，器身内之间有两道锯齿形阑，阑内有锯齿形饰，合乎《周礼》的记载。玉圭作为一种礼器，一般是平首式，它继承了龙山文化玉器中圭的形制特征。

夏代的玉圭，普遍呈扁平长条形，平刃而且很圆钝。有一个或者两个孔眼打在中间而稍微靠上的位置上。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山西东下冯遗址，也有几件光素无纹玉珙和玉璜出土，玉玦有着较小的体形，而玉璜则有齿边装饰，至于兽面纹柄形器也是夏代玉器的一种，数量很多。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则是很有代表性的。形状是扁平状的柱体，有着比较短的柄部，其尾部变为方形，它的性质是一种礼仪用具，其作用是否类似于权杖之类，则有待考证。有人认为，这种柄形器形状犹如琴拨，则以“琴拨”命名之。这种柄形器只有两件出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玉柄形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柄形器上面雕琢的曾面纹，更加接近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体现出当时具有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专家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进行分析，认为真正属于夏代的玉器实物还是不多。

但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可以看出夏代贵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和代表性的。

玉料和工艺特征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生产工具有玉斧、玉铲、玉城;装饰品有管、珠、锡形器、绿松石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钢饰牌;礼仪器有戈、铀、圭、刀、牙湾、柄形饰等。

夏代玉器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生产工具；有斧、铲、镞等。第二类为装饰品；有管、珠、镯形器、绿松石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第三类为礼仪器；有戈、戚、圭、牙璋、刀、柄形器等。造型与纹饰几何型器物，以直方形为主(如斧、圭、刀)，绝大多数为光素。戈的造型规范，分二式:一式为尖锋，双刃，援与内相连处有叙线纹，无中脊，内上一孔;二式为尖锋，锋前端略起一段中脊，内部窄短，穿一孔。玉钺亦分二式:一式作长方形，两侧边缘出脊齿，刃略作弧形，造型当是龙山文化玉钺的延续;二式的造型属于创新型，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商代同类器型开了先河。它整体近圆形，顶端较圆，两侧直，出数个脊齿，弧刃分成连续四段，每段为双面直刃，中间一大孔。玉圭均为平首形，分二式:一式中部有两道阳纹横直线纹，二孔，带有龙山文化玉圭的遗风;二式下部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二孔。玉刀为长条梯形，分三式:一式长条梯形;二式两侧出脊齿;三式两端均刻细网格纹。牙璋体形较大，皆作歧首式，下部两侧出繁复的对称式阑，或在阑之间有数道阴线直线纹或网格纹。最大的牙库长达54厘米。桐形饰为新创五种，开商周同类器之先河。分二式;一式长方棒形，光素;二式其上有浅浮雕似花瓣形纹，及双阴线刻3个兽面纹，工艺极为精美。嵌绿石兽面纹钢饰牌，共见3件，造型各具特点，都是以青铜饰牌为衬底，其上用数百块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小片铺嵌而成，眼珠为圆形，稍凸起。饰牌两侧出4个环形，可供佩带或拴附。兽面纹形象不同:如一式者，有对约形角，对钩形眉，橄揽形眼眶，直鼻梁较长;二式者，额头处为门块鳞状镶嵌，弯眉，大圆眼珠，张口露四颗尖牙;三式者，有对钧“T“形角，小圆眼珠，直鼻梁，上唇向内卷曲。以第三式的兽面纹最具代表性。玉器纹饰造型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有橄揽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闭口。橄揽形眼眶，最早见于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虎形玉环与虎首形玉珠，可能是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继承而来。宽鼻闭口造型，在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中可找到蓝本、夏代玉器兽面纹造型的重要价值，在于为商周玉器、青铜器兽面效作了准备。

1、器物造型与特玉戈戈的造型规范，器形较大。其共性是：尖锋、双刃、内上穿一孔，但内的长短不一；有的戈锋前端起中脊，有的无中脊。玉戈出土时往往表面沾着大量朱砂。玉戚玉戚的造型大体为长方形或近圆形，弧刃，两侧边缘有齿牙。玉圭和玉璋二里头文化玉圭、璋造型主要延续了龙山文化晚期的风格。圭一般作平首形，两孔，有的中部有二道横直阳纹，有的在下部细阴线刻云雷纹。玉璋主要是牙璋，体形较大，均作歧首形，下部两侧有对称式阑，在阑之间有的有数道阴刻直线纹或网格纹。柄形器夏代柄形器有两种形式，其共性均为长方棒形，一种光素无纹；另一种有浅浮雕花瓣纹和双阴线刻3个兽面纹，兽面的眼睛为臣字眼，工艺极为精美。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以青铜饰牌为衬底，用数百块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小片铺嵌而成，眼珠为圆形，饰牌两侧出四个环，可供佩戴或拴附。折叠夏后氏之璜夏后氏，夏禹之国号。文献中记载'夏后氏之锁“音，有《左传·定公四年》、《淮南子·说山训》等。可见古时机夏后氏之质为珍宝，巨个只1件。不过二里头遗址并未见出土五秒此种玉璜实物，需要曰后考古发掘的证明。它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结，它的成果为商代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所见的夏代玉器很少(可能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尚未发现)，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钺、桐形饰)与纹饰(如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据此，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价值是显见的。《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旅;夏后氏之用。“住:“琐，美玉名。“但《左传·表公十四年》记魏国大夫公文氏攻趣地，“求复后之氏步焉，与之他玉而奔齐“。从叙述上看，他所求者必为玉动而非他，这与《山海经·海外西经》;“玉后启佩玉璜“说相吻合。看来夏后氏之璜之实物早已无从考定。“明月之珠，不能无类;夏后之前，不能无考。'说明夏后氏之质，殆古来少有传世。

二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器材质，主要有白玉、青玉(含河南独山玉)、绿松石等、玉器工艺一般较规整，表面光滑。阴线纹的刻法上，按照一些现代琢玉技师的看法、当时已经使用防轮式工具、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用四轮(后世称为“勾防“)在玉器表面刻划出条条细阴线，此法通称为“勾“法。如在阴缆沟槽的一个立面、再用陀轮将它向外稍加拓展、形成较充的斜坡面，叫做“彻法“、二者台之即“一彻法“、勾彻法工艺的实施，使两手平行阴线线形产生了差异，而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它较之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阴线纹，有了很大的形式美的进步，并为后世出千年玉器明线效的工艺技法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兽面纹：臣字眼、圆眼珠、宽鼻翼、阔口。上述三式饰牌中，以第三式的兽面纹为代表。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其造型成为商周时代玉器、青铜器用面纹(含接替纹)形象的基本依据。如安阳殷墟妇好基玉器的背面纹;商代早期铜器(二里岗类型)的铜鼎、铜用所饰背面纹(它们分别出土于河南郑州铭功路与湖北黄波盘龙城)，则更具典型性。

三、夏代玉器特征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是以白玉、青玉和绿松石制作的，以河南南阳的独山玉为材料制作的也有一些。相比起来，绿松石的用量多一些。除了青灰的色泽，还有夹杂灰黄、灰白和黄色等等的绿色，但这种颜色少了一些。绿色的更多，在颜色上也体现出浓淡深浅的不同。这一时期的玉器有着很大的形制，属于一种片状器，显得薄，比如圭、斧、刀、以及戈和璋等等。采用的纹饰基本上是些对称平衡的网状纹和直线纹，还有一些云雷纹，以及兽面纹。大多数的纹饰是雕在器物两端的，但是在玉器的主体上雕得很少。兽面纹在雕琢工艺上显得很细致，主要明显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三种形态上，其一眉毛和角都是对钩形的，眼睛呈橄榄形，有较直较长的鼻梁。其二则是有12块鳞状纹镶嵌于额头之上。眼睛显得大而圆。嘴巴张开，有四颗牙齿出露，眉毛有点弯。还有一种是最典型的，有向内卷曲的上唇，以及小而圆的眼睛。再加上明显的带有“T”形的角。这种兽面纹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阴刻细线、平行线是夏代纹饰的典型表现形式。一些纹饰如兽面纹等，它的中线则是方柱体的边线，各有半个对称的兽面雕于中线的两侧，组成一个和谐的兽面纹。从造型来看，夏代玉器在良渚文化玉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一时期的兽面纹上，有双钩“臣”字形的眼，最先在夏代存在。从夏代开始，玉器的制作采用砣轮等工具进行纹饰双阴线的琢磨，体现着刚直有力的风格。在阴线下面的转角，则显得硬朗，即使有所重叠，也很有力。一些玉具和兵器，也是二里头文化中最常见的。这一时期的形制特色最明显地体现于玉牙璋和刀上，玉刀形状薄，且星梯形，明显地接受了南方的玉器形制。而钱则对龙山文化玉器风格又有所发扬。由此，二里头文化玉器多元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彰显。夏代玉器的阴线雕琢工艺变得更为成熟。用砣轮加工条细阴线的方法又称为“勾”法。这种砣轮又叫做“勾砣”。还有一种，则先在阴线的沟槽开设一个立面，然后将砣轮“撒”开一个斜坡面。勾撒两法互相作用，从而使平行的阴线出现不同的变化，使纹饰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起来。这种方法也影响了后世的阴线纹的制作。在制作工艺上，夏代玉器存在着明显的特征。比如一些玉戈、牙璋以及柄形饰等，在形制和花纹的表现形式上比以前的玉器有了更加明显的创新和变化，常有扉状棱牙出现在一些器物上，另外，也体现出较为精湛的碾雕工艺技术。有波槽下凹出现在戈援的表面上，有着均匀光滑的凹面。这种形制要求有很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在夏代玉器中可以见到一些方形玉饰，由粗细不同的各节构成，赋予器物结构上的变化，有和谐对称的纹饰，线条流利顺畅，自然有致。由此可见，制作精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在造型和工艺上，发展了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以及风格特色，又开拓了商代玉器的先河。夏代的礼仪玉器中，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这种突出“玉兵“的现象，值得探讨。“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用侵代。“这是氏族社会求联社会战乱的实景、炎黄之战、黄帝量尤之战。共玉顶颌之战等，都是这时期的重大战事。战争的结果、是强大部族兼并弱小部族、社会向部族间融合统一(国家形成)方向迈进、到二一时，他“合诸侯于琮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标志曾经过激烈的武力争战后，夏玉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钱和玉刀，都是作为“兵社“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三辆君玉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玉戈，应是龙山文化玉戈的延续。其授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有的玉戈长达43厘米;器形之大，实属空前、它是典型的礼仪仪位用器。玉钻，是良治文化、龙山文化玉铀的延续，但其造型变得繁复，即由原来的直刃成弧刃，变成四连刃。从力学原理看，短形四连刃的砍杀力、会相对增强，因为自力的面积大小与四强成反比。玉刀，是生产工具石刀的延续，有的刃定最长者达65.2厘米，且无使用痕迹、只能是仪仗器。三类大型“兵杖“玉器雄辩地证明，夏玉脚经过血雨腥凤的长期的自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瞩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天强化的主要们神力量。玉圭造型均呈平首式，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当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则二里头遗址三、八区所者，出土时“表面沾着大朱砂“。二里头窑址所地刻有阴线四方连续式变柏章纹。“十种坑“是新石田代至两周时期墓中中的司和一俗，它表明墓主人直要身份和地位。这两件玉圭，应是五曰奴隶主创的遗物、玉圭的用途可能有二:其一。是其本人某些权力的象征物;其二，可能是奴隶主贵族做“夏社'(玉朝之社祭，见《记·封神书》)，即祭土地神时所用。因为圭宇从重上以法地，故古时用圭田地神。当然，只祀地神还不够，土地需由山川之气(《说文》云字训释)而致时雨，'云行雨施“方能有年刻饰云(雷)纹的玉生似同时兼用于礼云神。

1、器类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大而薄的器形、流行在器物上装饰齿扉和细劲的直线刻纹、注重对称、高超的镶嵌工艺等；

2、兵器形的礼仪玉器占了重要地位。

3、 尚未形成固定的玉礼器组合，而是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玉礼器群来共同表现当时的丧葬礼仪和等级制度。吸收糅合了史前众多考古学文化的诸多因素，包括王湾三期文化、海岱地区史前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它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结，它的成果为商代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所见的夏代玉器很少(可能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尚未发现)，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钺、桐形饰)与纹饰(如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据此，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价值是显见的。夏代玉器虽然发现不多，但却上承周边地区石器时代玉器的造型、风格，下启商代玉器之先声，实质上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向商代玉器的过渡阶段，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四、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

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

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

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