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乾坤骨董集 神秘气息良渚玉器

第51章乾坤骨董集神秘气息良渚玉器

李舞雩最喜欢良渚玉器，在我国古代的玉器当中，每个时期、每个地方的玉器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所以，及时了解相关的玉器特点也是很多收藏这些古玉器的朋友会考虑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良渚文化玉器特点到底有哪些呢？下面就来对它特点做了解，希望大家看完可以知道关于一些这种玉器的情况。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一般晶莹剔透，即使有少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其石料很稀有，因此也非常珍贵。玉石还不能为“玉”，要经过匠师的精心雕琢，成为具有各种内涵的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贵族、士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

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是比附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

装饰生活、美化自己是人的天性，远在9000多年前，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山顶洞人，在闲时也不忘磨制骨器、石头制作项链等装饰品。7000年前鱼米之乡河姆渡的先民也是如此，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这就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

而最为著名的便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这些玉器都造型精致，刻有各式图案，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特别是成串的玉项饰。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出于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良渚玉器以体大著称，显得深沉严谨，不是很适合随身佩戴的装饰，是否用于装饰住所还没能考证，但在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需求还是值得商榷。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如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他们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长江中下游一直就有神秘的巫术文化传统，楚国文化强烈的巫术气息，可能就是从此地久远的文明——良渚文化继承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就是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的文化，据考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初步的政权，可以称为良渚古国。后被中原炎黄部落为首的青铜文化所打败，共同汇入中华文明之中。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玉文化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反而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古代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的玉文化，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王权的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其南端到钱塘江，北到江苏常州一带。

主要遗址有：浙江余杭良渚、瑶山祭坛遗址和反山墓地等；江苏吴县张陵山和草鞋山遗址、武进县寺墩遗址等；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马桥遗址等；AH吴家埠遗址、阜宁遗址等。

玉器出土以瑶山、反山、寺墩和福泉山最具有代表性。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

（一）玉器种类

良渚文化玉器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生产工具；有斧、铲、凿、杵、纺轮等。

第二类为装饰品；有珠、管、璜、镯、觿、带钩、锥形器、鸟形佩、人形饰、鱼形饰、蛙形饰、龟形饰、蚕形饰、兽面纹环（蚩尤环）等。

第三类为礼仪器；有钺、璧、琮、冠饰、三叉形器等

（二）造型与纹饰

1、器物造型与特征

良渚文化玉器的造型分为几何形和象生动物形。几何形又分圆曲形器，有璧、璜、镯；直方形器有斧、铲、凿；圆方复合形器有琮、弧刃钺等。象生动物形器有鸟形佩、人形、鱼形、蛙形、龟形饰等。

良渚文化玉璧孔径较小，器形厚重，用“去方为圆”方法制作外廓，器形并不圆正，内孔大多用管具双向对钻而成，孔壁常留管钻旋转切割痕迹或对钻不齐的台阶现象，光素没有纹饰。

良渚玉琮，良渚文化玉琮数量丰富，外表分成数节，依折角阴刻神人兽面纹，或简化的神人兽面纹。

玉琮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作短筒状，外壁不方正，俯视似手镯状，一般外壁以棱为对称线，装饰比较简单的兽面纹，多以两个圆圈表示眼睛，其间雕刻桥形凸棱相连，并用长方形横凸表示嘴部；

另一类作长筒状，形似柱子，外方内圆，一般可分为若干节，每节都装饰兽面纹或神人兽面纹。

良渚文化玉璧和玉琮在墓葬中出土时有一些特点：一般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墓主人多为男性；琮常与壁伴出；一些墓中有殉人现象。

良渚玉璜，良渚文化玉璜呈上弦月形，左右两端的边缘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中间向内凹弧。

良渚玉镯，良渚文化玉镯呈圆形，器体较厚实，边缘琢磨成圆弧状，形成孔壁平直、外缘弯弧的造型特征。

良渚玉带钩，良渚文化玉带钩造型特点是：长方体，钩身为厚片玉折方形，钩头向下向内曲折，有纵向穿带孔。钩头端部呈一面坡形，厚度向端部递减，这是有意识将它削薄，目的是方便穿过衣服孔眼。玉带钩出土时位于尸骨的腹部，它可能是上衣的挂钩。

良渚玉冠饰，良渚文化玉冠饰的种类不少，归纳起来大约有3种：一种，半圆形兽面纹冠饰；二种，倒梯形兽面纹冠饰；

三种，神人兽面纹冠饰。

良渚三叉形器，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特有的造型，因形似“山”字由称山形器。其下端呈圆弧形，上端分为三叉，正面微弧凸，其中中叉长短不一，左右两端平齐，并有对钻穿孔，便于穿绳佩戴，有的正面用阴线细刻兽面纹等纹饰。

良渚象生动物玉饰，良渚文化的象生动物玉饰有龙、鸟、蛙、鱼、龟、蝉等。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以兽面纹、神人兽面纹（神徽）为主，还有丝束纹、鸟纹、龙纹（蚩尤面）等。

良渚龙纹（蚩尤面），良渚文化龙纹玉器不多，时常附饰在环形器上，以浮雕和线刻二种技法表现。良渚文化龙纹也被称为蚩尤面。特征：长脸、双角、圆眼睛，阔口露牙。

良渚鸟纹，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实形鸟纹，即鵅。另一类是神鸟纹，鸟头后附设二兽眼，为虎眼。

良渚丝束纹（束丝纹），瑶山祭坛遗址发现的丝束纹玉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传统丝束纹的造型大致可分为两种：早期（良渚文化至商）多为浅浮雕兼阴线刻式样，如瑶山玉镯；后来（周至汉）多为细阴刻线平行斜向纹。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1、玉器品类齐备，数量很大。生产工具、装饰品及礼仪器齐全，形成完备的品种体系。

2、某些礼仪器体积很大，达到同时期玉器体积的极限。

3、玉器琢制精美。每类器物的造型和纹饰，都有严格统一的规定，表现为精确的规范性。

4、各种雕刻技法纯熟。

良渚文化玉器中普遍使用片雕、浮雕、镂雕（镂空）、圆雕、阴线刻、阳线雕。

5、璧琮组合利用。

6、独特的葬玉方式。良渚文化两种独特的葬俗：烧玉为葬和列璧现象。众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距今4000～5300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3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的发掘，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墓地被发现，以及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被发现，表明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前文明程度最高和最具规模的地区之一，良渚遗址堪称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最著名，最有特色的就属它的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并且一开始就显现出不凡的艺术魅力。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

良渚文化玉器特点揭秘详解它的四大特点。

1、种类。就种类方面来看，良渚文化玉器的总来分为两种，一种是祭祀时候所用的玉器，而另外一种则是用于佩戴的玉器，这两种玉器各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2、组合件居多。良渚玉器当中大部分都是组合件，只有玉琮、玉镯以及玉璧是单体的玉器，它的制作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所以，良渚玉器的造型给人感觉是规整对齐的，而且厚薄也比较匀称，本身线条给人一种端正的感觉，而且轮廓也比较清晰。

3、技术给力。良渚的玉器大部分体型都比较大，上面采用的都是浅浮雕，刻线的技术可以用空前绝后来进行形容，这也是良渚玉器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4、就地取材。良渚的玉器都是就地取材的，这个也比较符合当时的时代逻辑，这也就造就了良渚文化玉器所独有的特点，它主要采用的是江浙一带的透闪石或者是阳起石之类的来制作出来的，本身质地并不纯，主要是青色的，有少部分颜色是黄色，在经过土沁以后呈现出的是乳白色。

良渚文化玉器绝大多数材质优良，在江浙平原地区出土的良渚古玉，如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地出土的良渚玉器，表面经过四千多年的岁月，常常会形成一层光亮、致密的膜，侧光下呈现明显的玻璃光。古人制作玉器过程中，需要经过开料、刻工、抛光等多道工序，形成绝佳的抛光效果。加之受到四千年埋藏环境的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了玻璃光的效应，在高倍显微镜下可见不规则的细微磨痕，这是现代电动工具加工所无法仿制的特征。

在余杭地区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白色的，与人们意识中的反差很大。实际上良渚玉器最初都是湖绿、黄绿、碧绿、深绿色，这种白色行内称为鸡骨白和老泔黄。因为地质作用和物理变化，次生变化受沁2000年以上，甚至4～5千年才能形成。早期的良渚玉器表面的膜已经损坏，纹饰模糊，泥土侵入后犹如石灰和石膏，称为解理。比如在新地里发掘的很多玉璧，只有套模板才能取出。鸡骨白的玉器经过阴干会恢复一些硬度，经过盘玩，人的汗水和油脂沁入后会逐渐恢复莹润，颜色也会改变，主要是变红，台北故宫和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很多清宫旧藏的良渚古玉，主要都是红色的。

良渚先民在治玉技术上普遍采用砂解法，即用砂和水加解玉工具通过磨擦来切割玉料。从玉器留下的痕迹观察，当时以片状硬性物件作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领切割和以弦状硬性物件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两种方法结合，运用于玉器的镂孔。玉器上细密的阴线花纹，主要是用手玉直接雕刻的这些细若游丝的阴线往往由若干条划痕拼组而成。玉器雕成后，表面还要打磨光滑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良渚文化的琢玉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用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淡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效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如良澳玉器的兽面纹常以单（双）阴线刻的圆圈象征眼睛，两眼之下用淡浮雕出路呈长方形界，其上增配桥状隆起，似如鼻梁，少数在员下阴刻出嘴部；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嘴部有探牙者易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和鼻梁或额，无徽牙者，易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纹饰着重强调图像头部结构；尤其是以图纹为中心刻画出具、牙齿成图时多采用正视投影。为解决背面平面形象的呆板，设计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两个侧面表现立体图形的方式，将原本单调、呆板的背面形象表现得面目狰狞、变幻莫测，令人惊然而惊，称其为“狰狞的美’或‘狞厉的美’，是很恰当的。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因浙江省HZ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南到钱塘江，北达江苏省中部地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于良渚，1959年被证实命名。良渚文化与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一脉相承，代表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以磨光黑陶和精美玉器为主要特征，尤其是大量的玉器。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玉器，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渐多，制作由粗糙到日益精致，纹饰由简单到繁复，形体由小到大的过程。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玉器玉质较为粗劣，硬度不高，均为素面无纹的小件管、珠等装饰品，制作工艺还很粗陋，一般仍是沿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器的传统工艺，表面磨制较为粗糙，钻孔多不准，而偏离中心，表现出原始特征。至崧泽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初步具备鉴定玉材的能力，软玉的使用就是较好的证明，玉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环、斧的出现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趋向，同时也标志着制作技术的进步。鉴于崧泽文化已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软玉制作器物，故推测此时可能已出现了石英砂等介质，从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来看，当时已有了较高的抛光技术，钻孔技术也略有进步。良渚文化玉器继承崧泽文化玉器的传统，并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改进了切割、抛光、琢刻、钻孔等制玉工艺，制作了种类各异的良渚玉器，创造出了灿烂的良渚玉器文明。

良渚文化玉器的材质，根据反山、瑶山、福泉山、寺墩等多处遗址出土玉器的矿物学鉴定，以具有膻状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闪石玉为主力军，也有部分蛇纹石岫玉，其他叶腊石、萤石、绿松石、菱镁矿、迪开石、玉髓等丰富多样的美石类“假玉“，也被不同程度的使用。作为良渚文化玉器玉料的主力军的闪石玉，出土时绝大部分都呈现出色彩丰富的外观形状，如近山区的余杭良渚遗址内出土的玉器，几乎都以不透明的白色或黄白色为外观特征，及俗称的“鸡骨白“、“南瓜黄“;而半透明的淡湖绿色或青绿色玉器，绝大多数出于上海、苏南、嘉兴等平原地区。根据矿物学研究和古文献的判断，良渚文化的玉料可能主要来自就近取材。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矿石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玉料产地提供了线索。

工艺

1.解玉砂制作。良渚文化的解玉砂具体制作情景难以重现，但管钻、切割等制玉流程中留下的痕迹表明，使用解玉砂也是当时玉作工艺的核心内容。

2.开玉解料与磋切成坯。针对良渚文化开玉解料、磋切成坯所运用的工艺技术，已形成了柔性线状物切割(线切割)、硬性片状物切割(片切割)、旋截法切割(旋切割)与圆盘形砣切割(砣切割)四种不同看法。

3.设计打样。吴家埠遗址出土的半成品玉琮，是良渚玉器制琢过程中设计打样的实物范例。此琮两端面上保留着设计打样的“框线“。

4.钻孔打眼。良渚文化玉器几乎都有孔眼，根据孔眼的大小而采用不同的钻孔方式，琮璧钺环镯等孔径较大的采用空心管钻;璜、梳背、锥形器、管、珠上的小孔多采用小的实心桯钻。

5.琢纹刻符。良渚玉器琢纹的方法有浅浮雕、透雕、阴线刻三种。

6.研磨抛光。研磨是切割成坯后使器形规整的主要手段，也是浅浮雕琢纹的主要手段;抛光多使用柔性材料，如皮革、树皮等，即使添加砂性的抛光剂，其粒度也比研磨用砂细软。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有璧、琮、璜、瑗、玦、环、镯、钺、带钩、纺轮、匕、勺、“耘田器“(刀)、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半圆形器、月牙形器、圆牌、圆饰、梳背(冠状器)、钺冠饰(瑁)、钺端饰(镦)、杖端饰、端饰、柄形器、弹形器、条形饰、半瓣形饰、管、珠、坠、串饰、人、蛙、鸟、鱼、龟、蝉、镶嵌片等40余种，其中以琮、璧、钺、梳背、锥形器等为主。

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创的玉器器形。形态有矮有高，横截面有圆形方形，穿孔有大有小，纹饰有繁有简，形态有完整和裁割后的局部残缺。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分葬具内外。葬具之内，有套戴在死者手腕上(如新地里M137:8玉琮)或位于死者腰腹部位的矮体大孔琮，竖直于死者头端或头侧的矮体大孔或小孔琮(如寺墩M3:43玉琮、反山M12:98“琮王“)，有环绕死者身体摆放(如寺墩M3)，有单独放置于死者胸部(如亭林M16)以下直至脚端(如寺墩M5)的高节琮等。葬具之外，有单独(汇观山M4:1)或三件成组(如后杨村M4)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之上的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着玉琮形制及其功能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良渚玉琮由张陵山M4的圆筒形单节矮琮，到寺墩M3、草鞋山M198的方柱体多节高琮，形制上总体表现为横截面由圆渐方、器形由矮渐高、纹饰由繁渐简的早晚发展趋势。而且，玉琮的出土位置及其形制的变化如影随形。新产生的玉琮形制，在功能(位置)上往往表现为对前一形式玉琮的继承与衍生。据此，我们将良渚玉琮分作逐渐转化的五种形式，这五种形式既表述了玉琮前后相继的五种形态，又包含每一种形式内玉琮早晚有所变化的亚形态。

第一种形式的玉琮，形体似镯，横截面呈圆形的筒形柱体，外壁有意琢出的长方形凸弧面上，琢刻着卵目獠牙的兽面纹饰。张陵山M4:02琮是征集品，但出土单位较为清楚，此墓经发掘出土的陶器，都变现出苏南地区良渚文化早期的器形特征，而玉琮纯以阴线琢刻纹饰，兽目为重圈圆眼，尚未变为卵目，圆眼上端有弧起的两条眉弓(眉毛)，中间没有向上竖起的羽冠。此琮被认为是形制、纹饰最古老的一件玉琮标本。瑶山M9:4与M10:15两件玉琮，形体跟张陵山M4:02无别，都出土在死者的右侧手腕部，但采用浅浮雕结合阴线琢刻的纹饰，都比张陵山琮繁缛复杂，瑶山M9:4卵形的兽目、蒜形的鼻翼一级上端中央竖起的简单羽冠纹都为张陵山所未见，瑶山M10:15兽面纹顶部还有两组刻画弦纹的横向平行凸棱，以象征被简省的神人及其羽冠。

外壁有五块长方琢纹凸面的汇观山M2:34是琮是镯，存在争议，但其形体与出土部位，跟瑶山M9:4与M10:15两件琮完全一致，纹饰也跟瑶山M10:15接近，只是进一步简化，兽面显露獠牙的阔嘴已被省减掉，简化为卵目和鼻翼的结合，所以，我们认为它应是早期玉琮形体还没有完全固定前的一种特殊形制。

第二种形式的琮，为形体由内外俱圆向内圆外方逐渐演化的中间过渡形态，圆筒形外壁四块琢纹凸面的中间各自向外突出，形成相邻两面将纹饰对分的转角，转角大于120°，琮体弧面弧度较大，横截面为近圆的弧边方形，纹饰出现分节，但不超过四节。反山M12:90、M12:93、M20:121、M23:22，寺墩M3:43，横山M2:11，福泉山M9:14、M9:21等都为其代表。此种形式的琮，多数发现于死者腰腹部外侧的手臂部位，但反山M23:22与寺墩M3:43两件却竖直在死者头端。

第三种形式的琮，转角外凸更明显，转角小于120°但大于90°，琮体弧面弧度减小，横截面为弧边方形，纹饰分节不超过四节。墓葬中，此种形式的琮绝大多数发现于死者手臂或腰腹部位，新地里M137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墓主手腕骨上。但也有例外，如反山M12:98“琮王“位于“墓主左肩上方“，江阴高城墩M5两件III式玉琮出土时，叠置于死者头端，形体较大的M5:2，正放，在下，较小的M5:1，倒置，在上。

第四种形式的琮，转角等于或接近90°，横截面近正方形，但琮体高度小于射径，纹饰节数为一或二节。此种形式的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更趋复杂，反山M23:126位于死者腿脚部位，出土时夹在两件玉璧之间，M23:163更靠北，毗近墓葬北端随葬陶器，叠压玉璧。汇观山M4出土两件琮，一件(M4:1)位于墓葬棺室南端，明显高出其他器物的出土面，推测原先应当放置在棺盖之上，另一件(M4:2)出土于死者腰腹部。后杨村三件成组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上的玉琮，虽然已经受沁朽蚀，但形制都属此种形式。寺墩M3出土的33件玉琮中，也有M3:5等属此种形式。

第五种形式的琮，横截面近正方形，转角等于或接近90°，但玉琮高度大于射径，即所谓的高节琮。此种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也较复杂，亭林M16:17九节高琮出在死者胸部，福泉山M40:26、110两件裁割玉琮分别位于墓葬中部死者腰腹部西侧与北端，M2:18五节高琮则位于墓葬北部东侧，寺墩M5:72十一节高琮位于北部脚端陶器堆中，M3的33件玉琮，除四件外，其余都为此种形式的琮，基本围绕死者人骨架四周摆放。

有趣的是，第五种形式的琮中，八节以上的高节琮，主要出土在太湖东部与北部，其最南届为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亭林M16中出土一件高24厘米的九节琮。迄今尚未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嘉兴与湖州地区，出土八节以上的高节琮。因此，玉琮由矮变高的形制演变趋势，亦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差异，而这种地域差异所隐含的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

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主要见于早中期环、镯、管以及锥形器等少数玉器的外缘，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而且还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平面雕刻的鸟纹，主要见于琮、钺、梳背、三叉形器与璜等玉器上。

良渚文化玉器是神崇拜的载体，同时也是世俗生活的反映。不同种类、不同数量、不同体量、不同组合关系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了承载“事神致福“的神圣内容外，更已成为世俗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物质财富，它既是显贵者阶层攫取“祀与戎“权力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朴素情感与信仰的外在体现，妆点着社会各阶层的精致生活。良渚玉器丰富的器形，众多的数量，先进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复杂的功能，深远的影响以及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也为世界同时期所绝无仅有，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为疏解中国古代礼制形成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无可替代的重要实证。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用玉、爱玉、尊玉的精神传播四方，范围可达半个中国。良渚文化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龙山时期是晚于良渚文化的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大约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到距今4000年夏代诞生结束。中国各地如山西、浙江南部、山东、西北等地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很多都发现了与良渚文化风格相似的玉器。

在夏、商、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成为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三代的礼仪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