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情绪理解和社会退缩行为的相关研究
一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和情绪理解的相关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就开始探讨心情、情绪、目标、动机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通常是指个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107] Zelazo等根据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眼窝前额叶皮层在功能上的差异将执行功能划分为“冷”认知和“热”情感两个方面,也即“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前者由抽象化程度较高的去情景化问题引发,传统研究对这方面关注较多,如工作记忆、抑制控制等任务范式;后者则卷入了较多的情绪情感因素,包括情感决策、心理理论和延迟满足任务范式等。[108]
信息加工中的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总在相互影响,个体对环境中重要信息的注意是通过情绪的提醒来实现的,并据此以最恰当的方式进行后续的认知加工和行为表现。因此,Lemerise和Arsenio提出了“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109] 认为儿童是带着“生物局限性”和过去经验的“数据信息库”的特征进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因此,儿童的认知特征如选择性注意、记忆和加工速度等会影响儿童的注意和加工情境信息。而在过去经验的“数据信息库”中也包含情绪—认知成分,即“情绪—事件联结”,因此儿童的社会加工线索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情绪,甚至情绪的线索也可能是事件。另外,情绪在儿童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加工阶段上。
二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退缩行为的相关研究
(一)不同类型社会退缩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的差异
目前,研究者们在对不同类型社会退缩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和分类方法尚不统一,这就导致研究结果非常混乱。
Harrist等采用自然观察法,从567名幼儿中挑选出独处行为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幼儿(150名)界定为社会退缩组,并且按照教师评价的七种心理特征(自我孤立、羞怯、焦虑、不成熟、伤心/抑郁、缺乏控制和愤怒/防御),采用聚类分析法将这150 名社会退缩幼儿划分为不善社交、焦虑退缩、活跃退缩和悲伤/抑郁四种类型,随后考察这四类退缩幼儿在社会信息加工的四个阶段(线索编码、线索解释、反应产生或形成和反应决定)上的差异。[110] 结果表明:(1)不善社交型幼儿在所有类型中社会信息加工能力最强,在所有加工阶段中均不存在明显的偏差。这类幼儿具备基本的社交技能,几乎不存在社交障碍。但由于在同伴互动中经常被忽视,导致他们不愿意参加同伴互动。这些幼儿日后被同伴拒绝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早期表现出的退缩行为在小学和初中会变得越来越严重。(2)焦虑退缩型幼儿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唯一与正常幼儿偏离之处体现在线索编码阶段,他们的编码错误仅低于活跃退缩型幼儿,却显著高于不善社交型幼儿和悲伤/ 抑郁型幼儿。(3)活跃退缩型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显著低于其他三组,在四个认知加工阶段中均存在偏差。线索编码阶段错误最多;线索解释阶段敌意归因水平最高;反应产生或形成阶段胜任反应最少;反应决定阶段采取的攻击策略最多。(4)悲伤/抑郁型幼儿在反应产生或形成和反应决定两个阶段存在认知偏差。反应产生或形成阶段的胜任反应仅略高于活跃退缩型幼儿,却显著低于不善社交型幼儿和焦虑退缩型幼儿;在反应决定阶段,悲伤/抑郁型幼儿采取攻击策略的频率仅低于活跃退缩型幼儿,而显著高于不善社交型幼儿和焦虑退缩型幼儿。
Harrist等的研究开创了不同亚型社会退缩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后的10 多年间,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1年,我国学者于增艳和刘爱书采用班级戏剧问卷和教师评定相结合的方式从929名小学生中筛选出社会退缩儿童121人(安静退缩型52人,活跃退缩型47人,混合退缩型22人),对照组儿童463名。然后对筛选出的部分被试进行结构性访谈,考察其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结果发现,相对于对照组,三种类型的社会退缩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的编码、解释、反应搜寻、反应评价和反应执行五个阶段上都表现出了认知缺陷;而在这三种类型的社会退缩儿童中,活跃退缩儿童和混合退缩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认知缺陷。[111](1)编码阶段。混合退缩儿童对所面临的社会情景信息编码精确性较差,其他退缩类型的儿童与对照组儿童并无差别。从总体来看,退缩儿童与对照组儿童在这一阶段并不存在明显差异。(2)解释阶段。活跃退缩儿童表现出较多的归因偏见,活跃退缩儿童比其他类型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敌意性归因。可见,活跃退缩儿童在解释阶段存在较多的认知缺陷。(3)反应搜寻阶段。这个阶段可从两方面来做评估:一是反应数量,二是反应策略。从反应数量上来看,活跃退缩儿童和混合退缩儿童的反应数量比对照组儿童少,在社会情境中的反应缺乏弹性,而安静退缩儿童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并不比对照组儿童差。从反应策略来看,不同类型的退缩儿童相对于对照组儿童,采取了较多的退缩、非自信策略,并且活跃退缩儿童还倾向于采取攻击策略,而对照组儿童要比各种类型的退缩儿童采取更多的亲社会策略;此外,不同组别在求助他人策略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进入了儿童中期,不论是退缩儿童还是对照组儿童都倾向于采取求助他人的策略。(4)反应评价阶段。相对于对照组儿童,不同类型的退缩儿童在社交情景中对自信坚定的行为缺少自我效能感,对交往中积极策略的实施缺乏自信。(5)反应执行阶段。与对照组儿童相比,不同类型的退缩儿童对其所选择的反应策略进行角色扮演的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和行为表现能力较差,与他人进行交谈时,较少与他人进行目光接触,尤其是混合退缩儿童,其反应执行能力最差。
(二)社会退缩儿童和攻击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的差异
社会退缩和攻击是儿童常见的两种问题行为,二者在产生机制、行为表现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特点。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退缩儿童和攻击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的差异比较研究,以期明晰这两种儿童在认知加工上的异同,为这两种问题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撑。目前,此方面研究多以小学中、高年级儿童为被试,大多采用自我/同伴报告法和问卷法,将被试分为退缩儿童、攻击儿童和对照组儿童三个组别,然后考查三组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上的差异。然而,不同研究对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指标选取存在很大差异,导致研究结果的同质性较差。
2004年,Wichmann等采用自我报告和同伴报告相结合的方法从457名小学4—6年级儿童中筛选出退缩儿童(50 名)、攻击儿童(53名)和对照组儿童(206名),比较了三组儿童社会认知的异同。结果发现,三组儿童在归因倾向、社会目标、社会反应和自我效能上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112](1)归因倾向(熟悉成功、控制成功、熟悉失败、控制失败、自我击败归因、利己归因)。三组被试在熟悉失败、自我击败归因和控制成功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退缩儿童比攻击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对社交失败更加熟悉。退缩儿童在控制成功维度上与对照组儿童差别不显著,攻击儿童对成功的控制最差。退缩儿童自我报告失败的次数最多,比攻击儿童和对照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自我击败归因。退缩儿童表现出对失败更多内部、稳定的归因,而对成功更多外部、不稳定的归因。(2)社会目标(独断、回避、解决问题、维持关系、和平解决)。退缩儿童对攻击目标的选择显著低于攻击儿童,与对照组儿童的差异接近显著。退缩儿童对和平解决目标和维持关系目标的选择显著高于攻击儿童,但与对照组儿童的差异不显著。(3)社会反应(攻击反应、退缩反应、亲社会反应、成人帮助反应)。各组被试在攻击反应、退缩反应和亲社会反应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而在成人帮助反应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攻击儿童比退缩儿童和对照组儿童更喜欢采取攻击反应,退缩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攻击反应上差异不显著。退缩儿童比攻击儿童和对照组儿童更喜欢采取退缩反应。退缩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攻击反应和亲社会反应上的差异不显著。(4)自我效能(武断、和平解决、关系维持、问题解决、回避)。各组被试在武断、和平解决、关系维持和问题解决四个维度上的自我效能差异均显著,而在回避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退缩儿童在武断目标上的自我效能比攻击儿童和对照组儿童低。退缩儿童在和平解决和关系维持上的自我效能比攻击儿童高,但与对照组儿童差异不显著。退缩儿童在问题解决目标上的自我效能比对照组儿童低,差异接近显著。通过该研究不难发现,社会退缩儿童与攻击儿童的社会认知特点差异很大,而与对照组儿童更为相似。
继Wichmann等的研究之后,Burgess等采用同伴提名和班级戏剧问卷(扩展版)从小学5—6年级样本中(Mage=10.79)抽取被试,其中退缩儿童78 名,攻击儿童76 名,控制组儿童85 名。研究采用3×2×2的实验设计,自变量包括儿童类型(退缩儿童、攻击儿童、控制组儿童)、同伴类型(熟悉、陌生)和性别(男、女),因变量是社会信息加工特点(归因、情绪反应和应对策略)。[113] 结果如下:(1)归因。同伴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攻击儿童比退缩儿童和控制组儿童更倾向于外部责任归因;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外部责任归因;儿童对熟悉同伴比陌生同伴的意图解释更为积极;与退缩组和控制组女孩相比,攻击组女孩很少做中性意图;退缩组女孩在熟悉情境下很少进行内部责任归因。(2)情绪反应。在陌生或假想的同伴情境中,攻击组和退缩组男孩比控制组男孩报告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女孩感觉尴尬,男孩感觉良好。(3)应对策略。攻击组和控制组儿童在熟悉同伴情境下采用报复方案较少;在陌生情境下,女孩比男孩采用的报复行为少;熟悉和陌生情境相比,儿童在熟悉情境中更多采取和缓策略;攻击组和退缩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更喜欢采取回避的应对策略;女孩比男孩更喜欢采用情绪化的应对策略。
(三)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退缩行为的相关研究
社会信息加工特点可以直接影响社会退缩行为,也可以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该行为。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些中介/调节因素在二者之间的作用,主要针对友谊和同伴关系的中介/调节作用进行了探索。
Burgess等发现友谊在小学高年级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退缩行为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114] 首先,人际挑战和压力中的友谊卷入能够减少儿童社会信息加工中消极的归因、情绪反应和应对策略。其次,友谊可以减少儿童在同伴互动中的认知困难和情绪困难。再次,友谊能够增加儿童在社会互动中的安全感,使得儿童愿意自我暴露;友谊能够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和自我评价,对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和社交技能的提高也有一定帮助。最后,友谊可以减少儿童社会信息加工中的消极倾向和不良情绪,对情绪不安和失调有调节作用。友谊通过对上述心理活动的有效调节,大大降低了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发生。友谊之所以能够在儿童社会信息加工和退缩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很有可能是因为友谊在儿童社会互动中为其提供了一种熟悉的情境状态。与陌生情境相比,儿童在熟悉情境下更加自然、放松,其社会信息加工过程更加流畅而顺利,行为表现也更加得体。
刘爱书等应用班级戏剧问卷在小学3—5年级儿童中筛选出退缩儿童121名(安静退缩儿童52名,活跃退缩儿童47名,混合退缩儿童22名),同时设立对照组。集体施测同伴提名、朋友提名和友谊质量问卷,并对其中部分儿童实施社会信息加工的结构性访谈,探讨不同类型社交退缩儿童的同伴关系(社会喜好、友伴数量)和社会信息加工特点之间的关系。[115] 结果表明:活跃退缩儿童和混合退缩儿童同伴关系较差,而安静退缩儿童的社交地位、友伴数量和友谊质量上与对照组儿童无显著差异,安静退缩儿童的同伴关系发展状况在各种退缩类型儿童中发展最好;在不同类型的退缩儿童中,活跃退缩儿童和混合退缩儿童有对他人的行为解释倾向于敌意性归因,且反应数量较少等更多的认知缺陷;儿童的同伴关系(社会喜好、友伴数量)在社交退缩行为与社会信息加工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信息加工的最后一个阶段“反应执行阶段”实现的。本研究是对Burgess等研究的扩展和补充,其中的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实际上包含了Burgess等研究中的友谊变量。研究把同伴关系分为社会喜好和友伴数量两个维度。社会喜好反映了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交地位以及群体对个体的态度:接纳或排斥;而友伴数量反映的是儿童与同伴的双向情感联系,是友谊的外部指标。[116]
三 儿童情绪理解和社会退缩行为的相关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情绪和社会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情绪理解对其同期和后期的社会能力、问题行为等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17] 小学生识别和标定情绪的能力与他们的社会适应和学业成就密切相关。[118] 有研究者推测,情绪理解可能在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中发挥中介或者调节作用。[119]
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还与各种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社会退缩行为等)关系密切。有研究发现,表现出较多紧张或消极情绪的儿童在同伴群体中的接受性更差,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期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更大。[120] 情绪调节直接影响儿童的退缩行为,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越好,退缩行为就可能越少。[121] 儿童2岁时在紧张情境中采用的被动消极调节策略与其父母评价的退缩行为显著正相关。在社交情境中经常寻求他人帮助和安慰的儿童,活动性相对较低,表现出较多的社会退缩行为;而经常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来调节情绪的儿童,任务坚持性较强,社会退缩行为较少。[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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