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一）西方的家庭研究中关于现代化与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讨论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在纵向上的表现，包括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岳婿关系和祖孙关系等。其实质和核心是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共同构成家庭关系的两个基本主轴，其他家庭关系（包括亲属关系）都是由这两个基本关系衍生出来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到个人漫长的生命周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家庭代际关系都是一种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对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关系。对它的科学研究或许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关系的重视可谓自古已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随后而至的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频度提高、社会福利和家庭结构多元化等因素不断地改变着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使其自身成为西方理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938年，奥格本（W.F. Ogburn）在《变化中的家庭》（The Changing Family）中提到，家庭的七个基本功能中有六个已经被其他的社会机构所取代了，例如家庭保护年长成员福利的功能就是被取代的功能之一。此外，奥格本认为，代际共同居住情况的减少暗示着家庭作为养老保障资源的功能正在衰退（罗斯·埃什尔曼，潘允康译，1991）。

奥格本关于家庭衰落的观点得到了以帕森斯和古德为代表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学者的支持和响应。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然而这正是新的工业系统所需要的一种灵活的、适合流动的家庭形式。城市各区域的工作机会，创造了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流动的可能性，成年子女为了适应这种流动性，就必须拉大他们同父母在地理位置与社会地位上的距离，否则就会造成个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停滞。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对劳务流动和劳动技能的要求，核心家庭就不得不付出与他们的亲属集团相对疏远的代价。扩大的亲属关系事实上不能适应现代化工业社会，于是亲属关系结构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阻碍；而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则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核心家庭孤立化被看作老年人和年轻人对现代社会功能适应的结果（Parsons，1943；古德，魏章玲译，1982）。

虽然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受到后来众多学者的批判，但它的一些观点得以在西方学界关于“家庭衰落”的讨论中延续。这些坚持“家庭衰落”假设的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离婚、单身母亲等原因导致的家庭结构变迁在心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给孩子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新的社会规范使追求个人的目的而不是家庭共同的目的合法化，社会团体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可获得性和对家庭的替代性上致命地打击了家庭原有的社会化功能和互助功能（Popenoe，1993）。

当“家庭衰落”的假设运用于家庭代际关系时，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代际空间居住距离，认为这是家庭丧失以前为需要帮助的年长者提供支持功能的重要表现因素。20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的趋势已经明确表明，除了生育和养育的核心功能还存在外，家庭的其他功能已经退化。根据这种观点，核心家庭从扩大的家庭中独立出来有效地促成了代际“断裂”（Popenoe，1993）。

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国家不断展现出家庭变迁多样化的趋势。70年代，研究者不断地批判和质疑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传统和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批评和质疑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焦点所在。批判者认为，保持传统和现代化的要求之间并不一定会冲突，传统是可以变化的，也是富有弹性的，同时，现代化本身的发展也需要得到传统的支持，此外，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社会的发达国家为原型的，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Gusfield，1967）。众多东方学者在对自己本土社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经典家庭现代化的理论命题并不适用于东方社会。东方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家庭代际关系上遵循的是反馈模式，而不是西方的接力模式（费孝通，1983）。东方学者特别强调孝道文化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规范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经验研究证据也表明，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让位还为时过早。大量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揭示出一个事实，即成年子女并没有走向孤立。虽然空间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他们同父母之间依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和互助（Shanas，1980；Sussman，1959）。他们对父母的责任感和亲密感并没有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减小。与后发展国家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更关注这种新的联系形式和其中的新机制。比如，对代际结构的研究表明，人口的老龄化改变了代际结构——一方面，由于人的寿命延长，现存的代际数量增加了（代际扩张，intergenerational extension）；另一方面，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每一代代内成员的数量却收缩了（代际收缩，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ion）。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在纵向上扩大而在横向上收缩，形成一个像豌豆一样的形状（由此将其称为豌豆型家庭代际关系）（Krzyzowski & Lukasz，2011）。根据经验研究，家庭社会学家指出，虽然现代社会扩大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居住距离，但现代交流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代际凝聚力依然得以维持，代与代之间依然保持着频繁的互动（Troll，1971）。这种新的扩大家庭被称为“修正的扩大家庭”（modified extended family），它的独特性在于其对成员需求的反应力。例如，即使成年子女离他们的父母居住地很远，他们依然会在父母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帮助。家庭关系中固有的这种“应急性”被概念化地称为“亲属潜阵”（latent kin matrix）——“一种不断转移的，但却随时可以激发和加深亲密亲属关系的网络”（Riley，1983）。这种扩大的亲属家庭网络在现代城市工业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它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被高度整合、成员间相互帮助，按照双系亲属原则垂直跨越几代人进行运作。同扩大亲属成员的密切关系给核心家庭提供了心理上和工具上的支持，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感（Kempler，1976）。

出于对上述这些现实的关注，“代际团结”（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理论孕育产生。代际团结论延续了家庭整合（Family Intergration）论的传统，认为代际团结仍是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特征，将主要的关注放在代际团结如何可能并发展出测量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型。

然而现代化的进程表明这种变迁并非是直线的，其内部充满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传统和现代、团结和冲突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当代社会急剧快速的发展削弱了一切固定的、结构性的关系，社会规范尤其是那些与家庭代际关系相关的角色和规范发生断裂并不断多样化，使个人很容易对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不确定感；个体层面——个体化进程使个人设计生活的逻辑变得越来越重要，个体把自己的兴趣、利益、经验和打算都纳入对“家”这一私人空间的设计当中。来自结构和个体层面的因素相互纠结、聚集，加剧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矛盾性。

受这些现实和理论的推动，分析和解释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这些矛盾心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新走向。研究家庭的学者们发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宏观层面的规范和角色与微观层面的个人感知、动机和行动时常会发生矛盾，它并不仅仅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但在当代社会中，这种矛盾的心境表现得更加多样和剧烈。

（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巨大变迁

西方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讨论的许多结构性背景——城市化、工业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频度提高、结婚生育年龄推后、家庭结构变化、个人主义膨胀和社会保障发展等正在中国城市中不断上演。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快步迈向现代化而引发急剧且深刻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中国城市所经历的巨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变迁——人口转变与工业化、都市化、家庭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改变了家庭存在的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再塑了家庭代际关系（杨菊华、李路路，2009）。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职业间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逐渐增加，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日益加剧，年轻一代为了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理念和适应各种职场需求，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和家庭关系模式。1987年人口小普查中，中国只有1520万流动人口。到1990年，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六个月以上但户口仍未变动者）规模增加到3000万。2009年，根据全国统计局的数据，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达到2.11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大规模的迁移与流动，导致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构，比如出现了家庭成员不居住在一起的核心家庭、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空间距离不断扩大，等等。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五城市家庭调查”[1]，在研究调查对象与父母住所相距有多远的问题上，数据表明：住在一起的只占12.3%；住在附近的为20.3%；住在同一城市的为36.3%；住在同一省的为20.5%；住在省外的占10.2%；还有个别住在国外的。另外，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中，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居住形式也值得关注，即“临时的主干家庭”。一些年轻人迫于职业和经济的压力，或因住房或因养老或因抚育，与父母组成“临时的主干家庭”。这似乎像是在向传统“回归”，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形式的家庭与传统的“主干家庭”无论是在权力结构还是代际实践上都有着一定的区别。这种家庭结构形式更多是出于工具上的需求，条件一旦成熟（通常是经济条件好转或子辈的孩子长大不再需要帮助时），临时组建的主干家庭就会“消散”，一分而为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这种家庭形式通常是“临时的”或“暂时的”。

新的家庭结构形式不断出现。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中国传统的、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分家后大部分孩子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留下一个孩子与父母一起居住组成主干家庭。这些家庭结构形式是比较稳定的，在这些稳定的家庭结构形式下成年子女与父母发生着持续的、稳固的联系。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和个体化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家庭形式，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家庭代际关系模式。2008年“五城市家庭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仍是主要的家庭形式（其中核心家庭占47.3%，主干家庭占14%），但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单身家庭（12.0%）、单亲家庭（2.9%）、丁克家庭（3.7%）、空巢家庭（16.3%）、隔代家庭（2.7%）和同居家庭（0.8%）等家庭结构形式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马春华等，2013）。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82～2008年，中国城市主干家庭所占比例从24.29%骤降到13.9%，其他大家庭规模也在继续降低中；标准核心家庭比重从66.4%降至50.2%；独居家庭从2.4%大幅度上升至10.4%，到2010年“六普”时，更增至17.95%；夫妻家庭从1993年的12.07%上升到2008年的20.0%（张翼，2013）。丁克、空巢、同居、单身、单亲，甚至是同性恋等标准的小家庭规模上升，社会对多样化家庭模式的宽容和接纳程度大大提高。这些新的家庭结构形式无疑会给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带来新的内容，改变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

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所导致的生育率的急剧下降，20世纪末，中国65岁以上人口和60岁以上人口已分别达到总人口数的6.196%和10.13%，据推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数量的23.15%。在家庭中的表现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左右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出生的一代人现在已经逐渐步入成家立业之年，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尤其在未来的家庭养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他们的人口数量比例不断减少，与此相对，老人的比例不断增大，出现“4-2-1的家庭结构”。2008年“五城市家庭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约占60.7%；其次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15.1%；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仅剩11.5%（马春华等，2013）。与过去几个兄弟姐妹与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相比，这种结构上和数量上的变化无疑会给家庭代际关系以及未来的养老带来新的影响。

初婚年龄上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改变。根据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2.79岁，其中男性为23.57岁，女性为22.02岁；200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4.14岁，其中男性为25.11岁，女性为23.17岁；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上升为24.85岁，其中男性为25.86岁，女性为23.89岁。大城市的初婚年龄更高，2011年，上海的初婚年龄中男性为29.26岁，女性为27.15岁；北京男性初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6.2岁。由于现代人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初婚年龄上升使单身家庭的数量增加。按照传统，妇女在老年照料上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现代妇女的外出就业和经济独立无疑也会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新的性别特色。但据现有的统计，出于各种原因，比如就业形势严峻或者家庭性别重新分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一趋势自1997年以来就呈加速的态势。1988年，中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而2002年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姚先国、谭岚，2005年）。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的单位系统逐渐瓦解，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组织化的依赖性”近乎荡然无存。单位制时代，孩子的托幼、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甚至家庭纠纷的解决都有单位保障着。而如今，这些责任被推给市场和社会。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项主要改革，即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迫使个人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加积极地投入市场竞争，在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也变得更具有自反性（阎云翔，2010）。家庭代际关系在风险社会中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三） 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对家庭代际关系——我国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机制——的现状和变迁做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并对这一现状和变迁做出社会学的解释。

后工业国家不断发展的事实不断地验证和挑战着西方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理论。西方关于成年子女与父母关系变迁讨论的许多结构性背景正在作为后发展国家之一的中国构建着。然而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历程，例如，上述这些结构的变迁在西方是渐进式的，而在中国则是急剧式的。急剧的社会变迁究竟会给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家庭是怎样应对近来的这些变化的？有多少传统家庭文化和责任至今仍然存在？中国一直以牢固的家庭凝聚力闻名于世。家庭代际关系是互惠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成年子女照顾父母，老人与孙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这种传统的家庭代际模式会因这些结构上的变迁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不会像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家庭结构核心化？扩大的亲属关系能否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是否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保持传统和现代化的要求并不必然相互冲突，传统是可以变化的，也是富于弹性的，同时现代化本身的发展也需要得到传统的支持。与此种观点类似，个体化理论认为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和社会群体就不再发挥作用。如果成为个体可利用的资源，它们就依然重要。不过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相信他们应该为保持传统（如维持家庭血脉）而奋斗；相反，个体会选择一些传统来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服务（阎云翔，2012）。在现代中国城市中，代际关系传统还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有着怎样的责任？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这种责任？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其背后的潜在结构和机制是什么？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会走上一条怎样的变迁之路？与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理论所描述的有何不同？中国老人的福利是否会被频繁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被敬老义务的弱化所威胁？

代际关系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的传统主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巨大改变，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带来了银色危机，一向在中国养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代际关系正不断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中国正处于转型加速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家庭现代化理论和家庭代际关系理论，也有利于了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现状，还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对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将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