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政治调和思想作为一种思潮，研究较少，据现有的文献搜索，只有高力克先生写过《民初调和思潮述论》。高将调和的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合一而为“调和论”进行研究。高指出“调和论”是清末民初调适性现代化思潮的基本理论。民初调和思潮以杜亚泉、章士钊、李大钊、蔡元培等为思想代表，其思想熔儒家中庸思想与英伦自由主义于一炉，在现代化与文化革新问题上，主张融合中西新旧与温和渐进改革。章、李侧重政治，倡有容之德与调和之道，旨在求政力之对抗而平衡的自由主义宪政规范；杜、蔡则更重思想，意在调和中西新旧而熔铸中国现代文化。高极具洞见地指出，调和思潮有别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最深刻的特质，在于其理性而多元的中庸精神，它超越了欧化与国粹的对立，以其兼容新旧的中和性与循序渐进的稳健性，成为启蒙时代另一种独具价值的思想传统。^[19]高关于民初调和论这一研究成果，尽管只是个“述论”，但深刻挖掘了民初调和论的本质与启蒙价值，发人深省，是笔者关于民初宪政危机中的政治调和思潮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

自20世纪90年代起反思革命以来，调适思想、政治妥协思想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政治妥协思想，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为“政治妥协”一词正名。万斌与学生罗维以解决政治冲突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妥协的含义和意义做了一番考察，提出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而且他们指出政治妥协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其中蕴涵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政治妥协甚至成为化解冲突的普适性的机制，提升政治系统的现代性资质。当政治妥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时，社会稳定、人类和平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20]龙太江对政治妥协做了以价值为中心的分析，肯定政治妥协是一种普适性价值。他提出政治妥协是西方政治制度内生的、必然的政治现象，是该制度下自然生长而成的一种政治精神，并且提出以一种不带偏见的平常心认识和对待政治妥协，是民主社会的内在要求。^[21]在上述学者努力的基础上，政治妥协的概念和价值在学界得以基本确立。就调适思想而言，前文已有论及，自墨子刻在近现代思想史范围内提出关于现代化与文化修改之模式的调适与转化分析架构之后，其学生黄克武，在90年代初深入研究和充分肯定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在此之后，大陆学者中以高力克、王元化为代表的杜亚泉思想研究者，深刻挖掘了杜氏这位曾被忽视的思想大家的调适思想，揭示了这种基于自由多元的渐进改良思维的恒久思想价值，并称之为“调适的智慧”。^[22]这些关于政治妥协与调适思想的研究，虽然不以思潮的形式展开，但其就政治调和思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含义的研究同样为笔者展开政治调和思潮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虽然政治调和思潮的研究比较缺失，但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六位思想代表的研究中屡有涉及其调和思想之处，甚至还有针对思想家个人的调和思想展开的专题研究。由于六位思想代表的相关研究情况稍显因人而异，故下文以其研究程度的不同，分而论之。

其一，梁启超、杜亚泉和章士钊的政治调和思想分别已有相关重要的研究。

黄克武对梁启超清末的调和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黄出版了《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一书，此书主要基于1903年的《新民说》对梁的调适思想进行论述，重点是总结梁调适思想三个方面的渊源与特色：第一，梁具有相当强的幽暗意识；第二，梁对个人自由与尊严有根本的尊重，就此而言，梁的思想类似于穆勒主义；第三，他的观念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是他将此源于传统的观点与西方自由主义结合为一的结果。黄称梁启超是“以调适之人而处于转化盛行之世”；换言之，在20世纪初年，中国的知识界虽有多种走向，但大致正处于抉择关头，当时人们主要面临着转化与调适的两种选择，最后较多数的人选择了前者而放弃了后者。^[23]高力克也指出：梁氏的启蒙名著《新民说》可谓20世纪初崇英思潮的代表作，其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即调和论，即梁氏的新民之道，力倡英国式的进步而兼能保守的调和精神。^[24]另外，郭世佑和闾小波指出了梁启超的思想既非激进亦非守旧的调和性质。^[25]

高力克全面系统地剖析了杜亚泉的调适思想，提出了杜的调适思想是以接续主义、减政主义为主的渐进主义民主论，其温和的改革思想立基于渐进的社会演化论，杜氏深谙盎格鲁自由主义传统，大力倡导社会改革，提出以个人之改革与阶级之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高也指出了杜氏政治调适思想的局限性，即从长计议的治本之策无以回应切近的现实政治问题而难免其空疏性。^[26]王元化对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倍加推崇，视之为20世纪末反思激进的思想资源。^[27]其他如钟华、刘黎红、伏炎安、滕峰丽等人的研究，大多只涉及杜氏的文化新旧调和论。^[28]

邹小站在《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一书中探讨了1910～1917年章士钊作为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政论家的政治思想，指出章民初的政治思想受到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进化方式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阐述了章的调和立国论，肯定了章对有容的倡导，对妥协、调和的强调，是很有价值和远见的。^[29]郭华清在《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一书中，主要讨论了章的调和论的涵义与中西文化对其调和论的影响，论述了章的调和立国论和新旧调和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的观点加以分析，认为辩证法对斗争与和谐关系的理解比章的调和论更全面、更辩证、更符合实际。郭华清还将章士钊与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张东荪、蔡元培、严复、梁启超，以及东方文化学派诸君的和谐思想进行了简单的比较。^[30]高力克指出章是甲寅派调和论代表，并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章氏以超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力倡英国式的宪政规范与调和精神。^[31]李华兴、浮新才等人的研究涉及章的新旧调和论，并认为其偏于旧和激进。^[32]

其二，李大钊、张东荪和李剑农的调和思想在学界的研究中都略有涉及。

李大钊被高力克视为《甲寅》诸贤中又一信奉调和论的自由主义者，于民国政治改良和文化建设问题上力倡新旧调和之道。^[33]郭华清指出李大钊的调和思想受到了章士钊的影响，其理论来源基本上也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提出李着重批判进步党——研究系的“间接之调和”，分辨出真伪调和，是对章士钊调和论的发展。^[34]此外，王敏与张继良也指出，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调和主义色彩^[35]，张宝明、王国宝和张敏都有指出李早期的调和之美，以及中西文化观上的调和。^[36]

张东荪的调和思想在郭华清讨论章士钊的调和论时简要提及，郭认为张东荪的调和思想主要内容是，达到调和必先培养正当而健全的对抗力。^[37]左玉河于哲学的角度谈到了张东荪的多元知识论。^[38]吴炳守和栾亚丽、宋严，以及周石峰分别点到了张东荪基于社会调和的宪政模式和渐进的民主主义及调和中西文化的思想。^[39]

李剑农的调和思想在郭华清讨论章士钊的调和论时被简单论及。郭华清指出李剑农的调和思想实是受了章士钊的影响，理论来源基本上也是英国的自由主义。^[40]邓丽兰、王红霞谈到了李剑农主张渐进有序地推进宪政建设，萧致治提及李剑农是基于国家统一而鼓吹调和互让。^[41]

以上关于六位代表人物调和思想研究的诸观点，虽然笔者并不一概认同，而且这些研究也并未将政治调和思想以一个思潮的形式进行分析讨论，但大部分研究与分析不乏真知灼见，对进一步展开政治调和思潮的研究有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