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的心态研究经济史（代序）

徐秀丽

首先感谢各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并提交高品质的学术论文。在一个学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浮躁的时代，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经济史，尤其是研究不属显学而又相对枯燥的乡村经济史，没有学术兴趣和学术精神是难以坚持的。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同类相聚”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对话的会议，收到邀请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给予积极的回应，这让我们对中国学术的现状和未来产生乐观和信心。

学术会议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对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增进学者之间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而比较小型的专题学术会议，则有助于讨论深层次的学术问题，有可能解开制约某个研究领域发展的症结，在关键性问题上取得共识或受到相互启发。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众多，而以主题广泛的大中型会议为主，《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所属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有责任在专题研究方面起到力所能及的推动作用。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也经过与一些学者的商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决定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对近代史研究中学术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的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的邀请对象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长期工作、发表过重要学术成果并在一定程度卷入争论的代表性学者，规模在30人左右，以期真正对相关研究有所推动。

今天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设想中的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会议的设想，即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会议之所以冠以“理论与实证”的名称，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推进，不但要进行更加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要运用更加多元有效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加强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吴承明先生一再说：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他本人是学经济出身的，但他反复强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一方面，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不舍弃一些条件就无法抽象为理论，而舍弃就会离开历史实际。吴先生认为，经济史属于历史学，而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实证研究是治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我认为，正因为吴先生是从经济学出身研究经济史，他对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和问题有着高度的警醒，这表明了一位大学问家的谦虚和清醒，这也是一个学者能够站到高处的原因和结果。

然而，对于从历史学出身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是否需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思考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有海外学者说：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但中国的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这是指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缺少理论指引和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当然有过甚其言的地方，因为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史研究都需要借助理论工具。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说：在史学研究中是否运用理论，取决于研究者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但是，不能否认，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有学者认为其造成的损害一样多），尤其是当考察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长期演变及其规律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慧眼，难免雾里看花，甚至连问题意识也难以形成。经济学是对经济史影响最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农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对经济史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众多的社会科学理论，将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我相信，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美国学者施坚雅解释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虽然许多学者对其模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和补充，但是他的理论依然具有难以企及的解释力，而这正是理论的力量和魅力之所在。

前辈历史学家有云，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历史事实与我们的见解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游戏”，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最清楚地知道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正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每一次问答和游戏，都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对于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学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任何学术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同时，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多元选择并不会影响相互讨论的乐趣和益处，毋宁说，正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才使得彼此切磋论辩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毕生奉献给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如同任何其他学问一样，心态开放、多元共存是历史学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如果这次会议能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启发，如果大家能够从中获得智力上的乐趣，对会议组织者而言，就算大功告成了。

谢谢大家！

（本文原为会议开幕式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