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文学的新成果^[1]

——评彭定安的新著《走向鲁迅世界》

彭定安同志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几十年来，他无论是蜷缩在穷乡僻壤的茅草小屋，还是安居于繁华都市的高楼广厦；也不管他是充当“臭老九”式的平民百姓，还是身居科研殿堂的领导岗位，他都深入鲁迅世界而潜心研究，从而硕果累累，喜获丰收。仅以鲁迅传记而言，他由二三万字的《鲁迅的一生》到五六万字的《鲁迅传略》，又从35万余字的《鲁迅评传》到近70万字的《走向鲁迅世界》，先后撰写书稿达五次之多。此外，他还出版了《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杂文概论》等专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鲁迅研究方面，彭定安同志花费了毕生的精力。至于这部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总体上，我不仅吸收了最近几年（1983～1989以至1990年）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也融进了我自己近年来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社会学、艺术心理学以及属文化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学习体会和一些零星收获。”所以，它是当今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此他所耗费的心血和所洒下的汗水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五四”以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更有其丰富、复杂、深邃、诡奇——总之是极不平凡的世界，即他的生活世界、思想世界、艺术世界等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每个人的个体性世界又都不是抽象的、主观自生和纯粹个人的，而是具体的、客观的、社会的、历史的，作为伟人的鲁迅的世界更是如此。实际上，“走向鲁迅世界”，也是走向繁杂多变、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因为对鲁迅世界的理解、诠释和描述，既是对鲁迅世界的把握，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的把握，亦即透过鲁迅世界、鲁迅视界、鲁迅评估的“眼”，对世界的把握。同时也是接受者（研究者）透过对鲁迅“眼”的理解而形成的“自我世界”与“自我视界”，去对世界的把握。“在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对鲁迅的理解、评估，也由于每个人思想、文化和艺术感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常有主观色彩、主体体验和“自身情怀”的客观——主观描述，才使该书有别于其他鲁迅评传，使其有独特的个性，从而不落俗套。这也正是我们了解该书的“眼”，评述该书独特性的关键所在。

该书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以往的鲁迅传记相比，彭定安的新著视野宽阔，气势恢宏。作者不是就鲁迅谈鲁迅，而是把鲁迅放在时代的天平上去衡量，去评估，透过鲁迅的一生去看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时代的变迁去看鲁迅的思想发展，在描述鲁迅生平业绩的同时，也为人们打开了时代之门与世界之窗。作者精辟地阐释了鲁迅世界与整体世界的依存关系。从全书的结构安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的生长、成熟以至于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伟人，是与他生活的大千世界、与那个巨变的时代密切相关的。鲁迅就是这样适应世界而又创造世界，适应时代而又推动时代前进。“好比一幅画中的人物，鲁迅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和时代的背景前站立，好比一位历史的演员，鲁迅正活动在这样的世界舞台上。”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了鲁迅，是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构筑和规范了鲁迅世界。正如作者所言：“鲁迅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末一代’，只因为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同时，新世纪的曙光喷薄欲出，迎着它的发展，他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作者的这些描述是深刻感人的也是宏大壮阔的，显示出这部著作浓郁的理论色彩。

其次，与以往的鲁迅传记相比，彭定安的新著更加重视对鲁迅的艺术思维、艺术世界的揭示与评述。诚然，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但他毕竟是以文学为武器的思想家与革命家，或者说，由于他的气质、素养等诸多因素，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然而，以往的鲁迅传记，由于长期形成的重社会学分析的思维定式和强调政治领先的客观需求，更多的是评述他的思想家与革命家的特质，而相对说来，对于一位文学家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评述较弱，而《走向鲁迅世界》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仅同作者过去出版的《鲁迅评传》相比，就新增加了对于鲁迅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的专门的而有延续性的评述，对鲁迅创作心理、创作意识和艺术思维的诞生、形成、发展、变迁、演化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都作了系统论述与评议，并从这种新的视角，结合鲁迅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和评估。

文学来自人生及对人生的体验，自然每个作家的人生觉醒与艺术觉醒，都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家族的没落、家庭的破产、祖父的入狱与父亲的多病、母亲的苦楚与凄怆，加之个人婚姻的不幸，都使鲁迅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而青蛇、白蛇、活无常、女吊等民间艺术的启蒙和熏陶，为他提供了艺术营养，从而形成鲁迅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独特的艺术思维。这一切，使得鲁迅最早的人生觉醒与艺术觉醒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作者指出：“由于这种民族的与时代的集合无意识的积淀和生活本身的悲剧，同他个人的创作心理（产生于个人的经历与见闻、感受）的悲剧性，两相结合，所以鲁迅没有去写他并非完全不了解的农民起义、民变、起事，群众的跪香和志士的暗杀，那些积极的、火爆的、热烈的、震惊的、悲壮的人物与故事，而是写了落后的、愚昧的、麻木的、哀悲的、郁闷的人物与故事：不正常的死亡、丧葬、不幸的婚姻、无望的追求、无力的反抗……”。总之，“为‘写忧而造艺’，是鲁迅悲剧艺术的美的主要源泉。”作者把悲哀看成是鲁迅的天才特色的标志，指出：“鲁迅对于果戈理艺术特征的概括，正适用于概括他自己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这就是：‘以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在作者看来，“泪痕悲色”，是鲁迅艺术的取材、手法、境界，而“振其邦人”，则是他的目的。唯其具有泪与悲，才更能动人，引人，震惊人，催醒人，才更具有“振其邦人”的力量。所以，死亡，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一直不肯放弃的主题。他一再写到的不正常的死亡，不幸的、痛苦的、挣扎的、模糊而明确、昏睡又清醒的死亡，以及被冷漠包围的寂寞的死亡，是那个应该死亡而又做垂死挣扎的时代的象征。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体现那个泪痕与悲色。作者认为，“鲁迅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的美，不仅与时代的悲剧性，与他自身的经历的悲剧性和谐一致，而且同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社会斗争中蕴含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的审美心理相契合。这也是他的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以鲁迅经历的悲剧性而言，他慨叹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的存在，他只信进化论的思想上的偏颇，他个人生活中家庭的、婚姻的不幸，他身体的欠佳和多病，都构成了他思想上、情感上、心理上的种种病态。“这病，发而为文，则为怨、为愤、为哀、为痛，构成了悲剧的美。”而“他一己的病，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不幸，通向历史与大众，这悲又非一己之悲；而且，即使如此‘病’重，仍然战斗，战斗仍然英勇，更增悲壮之美，慷慨悲歌之美。”鲁迅创造了悲剧的美，又以这悲剧的美去折射、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悲剧，写出了美的悲剧。这些精辟的论述，表明作者对鲁迅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的深刻理解。

再次，与以往的鲁迅传记相比，彭定安的新著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更为鲜明突出。其一，表现在对两难选择和政治与艺术之间矛盾的分析上。作者指出，中国作家从古至今总是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鲁迅由于注重民族大义、文人大节，在政治与艺术的选择中，重心与重力总是放在政治方面，“第一选择总是‘兼济天下’，其次才是文章盛事。”体现了作为一个革命家、思想家的高贵品格和献身精神。正是这种选择，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名节上的、道义上的崇高声誉，为他的文学生涯增添了更大的光彩，使鲁迅成为世界人民景仰的文学大师。然而，也正是这种选择，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由于他坚持对敌对势力的斗争，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难以过安定的生活，也时时处于痛苦与悲伤、仇恨与激愤之中，从而妨碍了他的创作。这是他无法写出鸿篇巨制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这种分析是辩证的，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二，表现在如何看待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与鲁迅同一时代的周作人等在历史上起过消极甚至反动作用的作家，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一种贬损鲁迅的思潮。认为鲁迅前期思想颓唐、惆怅，后期思想过激，创作力衰退，从而否定他的作品的时代意义与美学价值。相反，对周作人和以他为代表的宽容温和派却大加赞赏，充分肯定，以为只有他们才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对此，作者作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剖析。比如，鲁迅早期的《野草》，是他内心矛盾、郁闷、哀愁、痛苦的宣泄和倾吐，如鲁迅后来自己所言：“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2]然而，作者却能够透过表象看清本质，在把握鲁迅全人及全部思想之后，颇有见地地指出：“这颓唐是战士的颓唐，是在战斗间歇时的间歇性的颓唐，是为了要除去颓唐的颓唐，是在斗争与自省与受创中知其颓唐，而抒写颓唐以摆脱颓唐的颓唐。因此是积极的，向上的，奋战的，是一位伟大战士臻于坚毅品性途中的自我搏斗的记录。这当然是他碰了钉子之后写出的。而他正是在战斗中碰钉子，受创伤，然后自省的，自省之后，宣泄、倾诉、喘息之后，便又去战斗了。”就艺术成就而言，作者以为《野草》“是一曲只此一次不复再奏的幽美动听的乐曲，是一个‘意外的’、仅有的艺术硕果”。所以，绝不能以此去贬损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与美学价值。鲁迅与周作人等人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差别巨大。正如作者所高度概括的：“这样巨大的差别几乎是天平的两极。……鲁迅纵然在文学的创作上，在文化奉献与成就上有所失，然而在大节上，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全民族，永垂史册；周作人及其同类的人，虽然由于种种的不洁的以至卑下的行为，而得苟全于乱世，以至屈膝事敌，所以能写些脱离世事不问苍生的文字，于文化上有益，但在大节亏损上，总是愧对历史，愧对民族的。”

其三，表现在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上。作者说：本书与他过去出版的《鲁迅评传》相比，“第二个大的增加就是对于杂文的分析了。”“对前期和后期的杂文都作了较过去更为详细的评述，而综合部分，还增加了我后来在鲁迅杂文研究方面的许多新的意见。”那么，如何辩证地看待鲁迅杂文的得与失，同样是个重要问题。只有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环境，了解鲁迅的为人，才能真正懂得鲁迅杂文的价值。从“五四”到“一二·九”，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黑暗岁月，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时代。正是这伟大的时代，造就了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使他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的杰出代表。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从“五四”时期开始便写作“随感录”，即“杂感”。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3]特别是他的后期杂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真正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成为投枪与匕首，有力地揭露、抨击日寇侵略、国民党卖国投降，起到了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毫无疑义，鲁迅完全可以写出“不朽”的鸿篇巨制，然而现实斗争和革命责任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也不想去“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4]而心甘情愿去充当革命“大厦中的—木一石”，做一个速朽的“杂文家”。鲁迅坚持杂文写作，正表现出他的思想境界之高阔。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往日如烟，时过境迁，特别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敌已成友，干戈化为玉帛，鲁迅当时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后期杂文，自然失去了彼时彼地的社会效应。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与价值，辩证地看待它们的得与失，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那种认为鲁迅后期杂文“狂乱”、“暴躁”、“过激”、“艺术性不高”等等，从而肆意加以否定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作者指出，由于斗争的紧张和激越，鲁迅写于后期的杂文，难免存在“思路的零碎”和“艺术性不高”等弱点，但这是个别与少量的，并非杂文的通病。所以，不能以偏概全，以支流否定主流。作者有关如何看待鲁迅杂文的论述，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如鲁迅后期杂文本身那样充满了辩证法。

彭定安同志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揭开了鲁迅世界之谜，使得鲁迅这位文学大师，更加“让人瞻仰，引人崇敬，启人深思，供人学习”。在“走向鲁迅世界”的旅程中，由于“鲁迅之世界中，还有些许，或者不少的隐蔽处”，有待“后人去解析与诠释”。所以，该书只能“不算结束的结束”，还需要“对鲁迅世界的不断再接受”。

[1] 文中凡未加注的引文，均引自彭定安所著《走向鲁迅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本文曾收入《上海鲁迅研究》第7辑，百家出版社，1996。

[2] 鲁迅：《致萧军》（1934年10月9日），《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636页。

[3]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978、979页。

[4]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