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伤逝》的思想意义[1]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把文学与革命紧密结合，早年的弃医从文，就是为了更好地改变国民的精神，加快革命的步伐。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十年后，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和目的，说得更为明晰、透彻。他说：“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可见，用文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就是鲁迅从事小说创作的唯一目的。
为此，他所选取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他为我们塑造的“不幸的人们”中，不仅有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华老栓（《药》）、单四嫂子（《明天》）、祥林嫂（《祝福》）等形象，而且，也有“病态社会”酿成种种悲剧的知识分子形象，诸如被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无情摧残的狂人（《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被封建科举制度吃掉的孔乙己（《孔乙己》）、陈士成（《白光》），被封建婚姻制度逼得走投无路，甚至不幸身亡的子君、涓生（《伤逝》）……他们的反抗斗争、妥协动摇、追求探索，都发人深省、促人醒悟，从而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这里，我们简略地论述《伤逝》及其主人公子君、涓生形象的思想意义。
一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是鲁迅唯一的一篇以青年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所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透过他们的斗争与动摇、欢快与悲伤、结合与离散，我们看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五四”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
在“五四”新思潮的积极影响下，子君和涓生为了取得婚姻自由的权利，以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作为思想武器向封建势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们冲破了家庭和社会的道道难关，终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应该说，这—对男女青年反封建的叛逆精神是强烈的，特别是子君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婚姻自主，她和她的胞叔早已闹翻，以致“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对于社会上一些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全然不顾，“镇定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表现出“五四”新女性的大无畏精神。特别是在谈到她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她对封建礼教和旧的婚姻制度的公开挑战，也是她要求个性解放的战斗宣言。它犹如漆黑长夜中的一声雷鸣、一道闪电，震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照亮了他们的心田，难怪使得涓生有种“说不出的狂喜”，从中“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他们初恋时的欢快情景，是使人难以忘怀的：他在向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按：即易卜生），谈雪莱……”而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婚后，他们也确实度过了一段“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彼此“热烈”、“纯真”地爱恋着，不时地在“自修”相识后的“旧课”，相对而坐，“放怀亲密的交谈”。生活虽然困顿，但子君却“逐日活泼起来”，“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表现了他们冲出旧的家庭樊篱后的喜悦。如果小说的故事到此为止，像同时代的作家所写的许多作品那样，把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婚姻写成一幕喜剧，无疑也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然而，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比同时代作家乃至后世的诸多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透过纷纭繁杂的社会现象，认清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从而着重描写了子君和涓生组成小家庭之后的遭遇。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不仅让他们在困顿的生活中结成伴侣，而且让他们在更为困顿的生活中两相分离，写成了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这正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也是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
其实，鲁迅早在1923年就作了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讲演，对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剧中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个挚爱自己丈夫、儿女，满足于小家庭生活的妇女，后来醒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只不过是丈夫案头的一只花瓶、一种摆设、一个玩偶，任凭男人摆布的“泥娃娃老婆”，为了争得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权利，她毅然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一时间，“娜拉精神”被许多青年所景仰，易卜生的作品被人们所注目。《伤逝》中所描写的涓生向子君“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他们回忆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按：都是易卜生的作品，《诺拉》即《娜拉》）称扬诺拉的果决……”，正表现了当时青年们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狂热态度。但是，娜拉走后到底怎样？剧作家并没有说。对此，鲁迅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大胆地否定了曾被人们热烈赞颂的娜拉式的个人反抗的道路，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他说：娜拉离开家庭走向社会，这好比是一只小鸟，关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难道就能获得自由了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而更为重要的还有个切切实实的生计问题。鲁迅说：娜拉“除了觉醒之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需要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挨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为了取得经济权，就要勇于战斗，这“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否则，那就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我们看，小说《伤逝》不正是上述思想观点的发展和这种思想观点的艺术再现吗？！
《伤逝》形象地告诉我们，子君和涓生婚后的好景并不长久，他们的“安宁和幸福”很快就“凝固”了。其实，他们的结合本来就是很不牢固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个朴素的真理。而他们正是在经济生活上毫无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起码的生活保证，爱也就缺乏应有的依附了。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子君早已同家里人闹翻，涓生也和几个朋友绝了交，这意味着经济上的外援已经断绝。涓生作为一个小职员所得无几。结婚时，他们即或置办很简单的家具，也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不得不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正因为如此，他们处于难以自立的窘境，所以，当涓生被逼失业的消息传来，就不能不使得本来是“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实际上，涓生的失业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来源的彻底断绝，自然也就意味着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的彻底崩溃。他们生活态度的不一致、感情的不和，难道不都源于经济的困顿么！所以，是经济上的打击使得子君重新回到曾经奋力冲出的封建牢笼，面对着父亲那“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负着空虚的重担”，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而涓生也终于返回“寂静和空虚”的会馆，述说着他的悔恨和悲哀。可见，他们的一切灾难，都是由没有获得经济权所造成的。
经济权是紧要的。然而，鲁迅并非只看到这一点，而是意识到了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的改革，虽然这种认识还是朦胧的。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所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这与“为准备不作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的思想并非矛盾，而是对“目下的社会”作更加深入的剖析。他把争得经济权看做是“理想世界”到来之前，“经济制度”改革之前一种“切近的”要求，而只有“理想世界”的实现，社会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使人摆脱作傀儡的命运，千千万万个子君、涓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事实也正是如此，涓生在被解雇之前，算是有了独立的经济权，可他所处的地位又是怎样呢？只能如同“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子君是难以获得经济权的。那么，即或她有幸获得了经济权又会是如何呢？只能如鲁迅所说“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罢了。伴随着“妇女解放”的欢呼声，我们不是“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么？！[2]茅盾的短篇小说《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就真实地反映了职业妇女的悲苦命运，黄女士就因为不肯作“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不肯卖弄色相而深感苦闷。“你不随俗一些，你就站不住脚”，那么，黄女士未来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子君、涓生的悲剧是那个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个人幸福。对此，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作了更明确的概括，这就是：“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3]
二
子君、涓生形象的巨大思想意义不仅表现在对封建势力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血泪的控诉，而且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进行有力的批判。诚然，在“五四”以后，接受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子君和涓生，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确是当时反对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的行动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和觉醒。如果他们以此为起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一步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与群众相结合，投身改革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去，是可以走上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的。事实上，有许多青年正是走的这条路。《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却没有能够冲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而是始终以它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和斗争武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曾经激励过他们向封建势力进攻，并一度夺得了婚姻自由，然而也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因为它的软弱程度，它实在无力抵抗强大的封建势力。
本来，个性解放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的范畴，不同阶级对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者的利欲心和发展“一切为我”的阶级本性，这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自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既然子君和涓生所信仰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也就必然沿着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于是，便使我们看到，个性解放竟然发展为自我中心，恋爱自由发展成为爱情至上，与群众的革命斗争自然是格格不入了。我们先看子君。她没有远大的目标，当时的勇敢和无畏只是为了个人的爱。因此，一旦获得了爱情、建立了小家庭，她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也就达到了。而不懂得就是爱情本身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才有生命力。于是，她婚后成天陷入了生活的小天地，被烧菜、做饭、饲油鸡、喂阿随等家庭琐事所缠绕。由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当她遭到涓生失业的打击，便不能不迷惘、怯弱，而失掉了涓生对她的爱，也就失掉了生活的支柱和求生的勇气，只能把已经张开的翅膀重新收拢，屈辱地回到旧的牢笼，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4]子君正是这样。她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有了爱便心满意足，失掉了爱便心灰意冷，终于被强大的封建势力所击败。这不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个性解放思想是十分脆弱的么？！所以，鲁迅通过子君的悲剧，实际上宣告了爱情至上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彻底破产。
《伤逝》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涓生虽然比子君现实些、清醒些，较早地认识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然而，一纸宣言并不等于具体的行动。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奋斗者”，相反，倒是一个“卑怯者”，而“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5]涓生把“活路”的开辟，寄托在与子君的分离上，在患难时刻不是“携手同行”，而是“奋身孤往”，这固然说明他的单纯、幼稚，可也不能不使人看到他的怯弱和自私。到头来，得到的只能是空虚和悔恨。作品告诉我们，一年之后的涓生，正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上徘徊、张望。他虽然意识到“新的生路还很多”，“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可终究感到“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他向往“新的生路”，“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这种思想上的重重矛盾是真实可信的，既表现了涓生的苦闷动摇，也表现了他的追求探索。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涓生正处于这种境地。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6]这一教导有力地揭示了子君、涓生之所以空虚动摇的根本原因，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妨碍了他们“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与群众相结合”。所以子君、涓生不仅是封建制度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牺牲者和受害者，这本身就是对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彻底否定。子君、涓生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告诉人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离开社会革命斗争，所谓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寻求新的生路等等，都只能是一种幻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武器，投身到群众革命斗争中去，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才能有真正的美满婚姻和个人幸福。这就给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伤逝》发表不久，有人曾经附会、谣传，说什么这篇作品写的是作家“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作品是作家一定的思想反映确是事实。
当时，在人们热情赞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情况下，鲁迅通过自己的创作，毅然否定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道路，这说明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但作家并不能跨越时代，所以又必然表现出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在鲁迅写作《伤逝》的1925年，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虽然阶级论的思想日益增长，但他毕竟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因此，在给作品主人公（实际上是给广大知识分子）指引前进道路的时候，还只能是模糊的。透过涓生的形象，我们看到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这是《伤逝》尾声中涓生的一句誓言，也可以看做是作家本人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正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在写作《伤逝》的两个月之后，他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表现出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彻底革命精神的战斗檄文；两年之后，他终于在战斗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说《伤逝》指给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还比较朦胧的话，《伤逝》作者所走过的战斗道路却是清晰可见的。鲁迅用自己的光辉实践开辟了一条革命之路、胜利之路，招引着广大知识分子阔步前进。
[1] 原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461页。
[3]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461页。
[4]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184页。
[5]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322页。
[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