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所谓“三突出”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唯一正确”的原则^[1]

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舆论阵地和舆论工具，大肆叫卖“三突出”这一反动谬论，说什么“三突出”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唯一正确”的创作指导原则。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它在理论上是非常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

几十年的文艺斗争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不仅解决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也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塑造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谆谆教导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同时强调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可正是这一切，被“四人帮”一伙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用“三突出”这个创作“模式”，来取代毛主席在上述《讲话》中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典型化的原则，并公然把这个“模式”说成是无产阶级文艺塑造英雄人物的“唯一正确”原则。在这些人看来，毛主席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以及文艺典型化等一系列光辉论述统统不在话下，而只有江记的“三突出”才是塑造英雄人物的“灵丹妙药”。只要掌握他们这个“模式”，根本无需深入生活，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人物，塑造“英雄”了。这难道不是“四人帮”一伙全面否定毛主席的《讲话》，全面否定毛主席的文艺理论、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铁证吗？！

把“三突出”吹成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唯一正确”的创作指导原则，无非是为江青一伙宣扬“空白论”、“创业说”，扼杀革命文艺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全盘否定毛主席在《讲话》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然要导致全盘否定在《讲话》指引下的文艺革命实践。他们用“三突出”这根棍子乱打一气，把毛主席《讲话》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优秀作品，如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话剧《万水千山》《豹子湾战斗》，京剧《八一风暴》，豫剧《朝阳沟》，电影《董存瑞》《雷锋》等等，都说成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被扣上“写中间人物”、“为错误路线翻案”的大帽子，有的被加上“写真人真事”、“为老家伙评功摆好”的罪名，从而大加讨伐，长期禁演。试问：在祖国文艺园地里，只见毒草丛生，不见香花一朵，又何谈毛主席《讲话》光辉的照耀呢？显而易见，他们把“三突出”吹成“唯一正确”的原则，其罪恶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讲话》的划时代意义，反对以《讲话》为指导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把在《讲话》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一笔抹杀。

“三突出”原则理论上的荒谬，必然导致创作实践上的混乱。实际上它是扼杀革命文艺的一根大棒。它以反动的唯心史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凡是正确的东西都被说成是错误的，把是非完全颠倒了。优秀影片《创业》，正确地表现了英雄人物与党的领导的关系，英雄人物与革命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它成功地塑造了周挺杉和华程这两个光辉形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看到，正是华程不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才使得周挺杉更快地成长，成为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英雄，这充分证明了党育英雄的真理。可按照“三突出”原则，这倒成了一大罪状，如江青一伙所诬蔑的是什么“有许多戏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海霞》中的海霞，可信、可亲、可学，有独特的英雄性格和成长道路。通过“吃苦菜”和“指导员负伤”这两场戏，生动地表现了少年英雄的成长与革命老一辈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然而，按照“三突出”的炮制者看来，凡是“一号人物”都应该是能够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凌驾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上的“超人”，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也应该是超凡出众的“神童”，否则就是犯忌。正因为这样，他们诬蔑《海霞》中这两场感人至深的戏，是“给英雄脸上抹黑”，是“突出”了指导员，使“一号人物”“受贬”，从而给剧作者扣上了背离“三突出”原则的大帽子，声言这是“严重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按照“三突出”原则，所有人物都是“主要英雄人物”的陪衬。他们在别有用心地重拍电影《年青的一代》时，竟然把革命老前辈林坚和肖奶奶讲的一些话，硬要让给肖继业去讲，以贬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法，来“突出”、拔高“一号人物”，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水落石出”。事实证明，“三突出”贩卖的是反动的英雄史观，它根本不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唯一正确”的原则，而只能把无产阶级文艺引入歧途，使作品主人公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鹤立鸡群、远离群众的孤家寡人，如毛主席所尖锐批评的“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样的角色，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任何一种文学主张或创作口号的提出，总有它鲜明的政治目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炮制出笼，也完全适应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旗号，实际上大树特树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狂人的形象。文艺舞台上的“三突出”，是为了突出政治舞台上的“四人帮”及其同伙。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为他们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反击》，也就一目了然了。《反击》中的赵昕和江涛，是江青和“四人帮”在北京的一个死党的化身。江涛，这个被千方百计“突出”的“一号人物”，不仅在黄河大学横冲直撞，而且公然篡夺了省委的领导大权，大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个典型的反革命狂人形象。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戴上了“教育革命的闯将”、“反潮流的英雄”的桂冠。赵昕，自称是江涛的后台人物，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反党老手。从她的身份、装束、言语、行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江青的影子。为了“突出”她，不仅让她在关键时刻出场，传达中央指示，而且编造了一段光荣史，恬不知耻地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过来了”，俨然是个“劳苦功高”的老革命，以掩盖大野心家江青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历史。为了美化她，甚至在人物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江青的影子起名为“昕”，是隐喻“太阳刚要出来”的意思，真可谓挖空心思、“呕心沥血”了。联系到江青一听《东方红》的乐曲就厌烦，一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就恼怒，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她就是要自比“太阳”，凌驾于毛主席之上，通过舞台银幕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妄图在毛主席逝世后当“女皇”。“四人帮”一伙不仅利用戏剧、电影，而且利用诗歌、美术和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为自己歌功颂德。他们不是还宣扬什么“三突出”是“指导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普遍原则”吗？“四人帮”授意炮制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就是运用“三突出”原则，利用诗歌美化江青的典型一例。同样，在“四人帮”的亲信们授意炮制的一幅版画上，一方面把教育部的负责人丑化为《反击》里的韩凌那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形象，作为反衬；另一方面则把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一号人物”，实则是“四人帮”精心豢养的交“白卷”的×××，作为“英雄”大加赞扬，可谓“三突出”的“杰作”。这就不难看出，按照“三突出”原则炮制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是“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化身，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三突出”完全是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树碑立传的反动文艺“模式”。我们只有高举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典型化的原则，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才能真正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来，从而牢固占领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77年第2期。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62、8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