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潮突起海陆丰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在南粤大地上，迅即掀起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怒潮，势如珠江的浩瀚洪涛，波涌千里，汹涌澎湃。工农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根基，荡涤着反动统治的污泥浊水，震撼着旧世界。

在广东，最早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的，是农民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彭湃。这位从朱门里杀出的白面书生，带领着一帮活不下去的墨面穷哥儿，率先揭起了农会犁头旗。自此之后，农潮突起海陆丰，并很快就波及广东全省。

彭湃是广东省海丰县人，1896年10月出生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尽管他出身于富有家庭，但是他却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的叛逆者，有别于富豪家庭的纨绔子弟，他很同情贫苦的人，乐于帮助人家。彭湃的家乡海丰县与陆丰县毗邻，人们常称两县为“海陆丰”。然而，与此地名相悖的是，在苦难的旧中国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海不丰，陆也不丰，贫苦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所得果实却被地主豪绅和酷吏盘剥榨取，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加上地方不靖，兵匪为患，民众深受其害，致使乞者如蚁，鬻子卖妻者不计其数。

彭湃从小深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他耳闻目睹当时黑暗社会的罪恶现实，立志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推翻不合理的制度，这位怀着寻找救国济民真理而东渡日本求学的热血青年，其家人本来祈望他读书做大官，承继家业，光宗耀祖。当时，在海丰县，由于军阀陈炯明的封亲荫戚，为官者甚多，可谓“司令多如狗，县长满街走”。而像彭湃这样家境殷实、又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想捞个一官半职，那是件极为容易的事情。

然而，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后的彭湃，却不愿去做官，而是挣脱了家规祖戒的羁绊，背叛其封建家庭的意愿，焚烧自家的田契账册，带头闹起了革命。

初时，彭湃头戴白通帽，身穿学生装，足登帆布胶鞋，到赤山约的一个村子去进行宣传活动。可是，村民见到了他，却误认为是下乡勒索苛捐杂税的官儿，都敬而远之，躲避开他。他奔走了一整天，没有人敢来与他攀谈。

几番碰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村民不愿意与他接近的原因：自己对农民讲话过于文雅，穿着也与农民不一样。于是，他脱下了学生装，身着粗布衣裳，头戴竹笠，赤着双脚，到农村与农民谈年景、拉家常，广交朋友，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这样，村民们渐渐地敢与他接近，并愿意与他交谈，专心听他的演讲了。

为了吸引听众，彭湃有时开着留声机，放唱几段音乐、播送几段潮剧；有时拉弦、弹琴、唱“白字戏”或“西秦曲”；有时还表演几套变幻莫测的“魔术”。当乡亲们围拢一起时，彭湃就乘兴演说，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诸如此类的问题。

彭湃在向村民宣传的过程中，也曾编了这样的一首歌谣，教给乡村放牛的牧童唱。歌谣曰：

冬呀冬！田仔（农民）骂田公（地主）。

田公着厝（在家里）食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

田是公家个（的），他无份，你无份；

有好做，有好食；

你有做，反无食！

不是命不好，是你不去想清楚。

这首歌谣揭露了地主压榨农民的残酷事实，地主不耕而食，不劳而获，有豪宅住，有白米吃；而农民长年累月，辛苦劳作，却受尽剥削，忍饥挨饿。这不合理的社会，必须彻底推翻！

彭湃还编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

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

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

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

这些歌谣琅琅上口，浅白明了，通俗易懂。其字里行间，道出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凄凉！小牧童唱着歌，那可真是一字一泪的控诉！

歌声，像一股汹涌的激流，冲击着农民们的心，使他们埋藏在心底的冤屈和仇恨，化作反抗的火花迸发出来！

彭湃用自己独特的行动，获得了农民们的了解和信任，农民们从彭湃那酣畅淋漓的演讲中，从传唱彭湃编写的通俗浅白的歌谣中，既感受到了一些生活的乐趣，也领悟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1922年7月，彭湃在海丰自己的住处“得趣书室”，与志同道合的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五位农民，秘密成立了“六人农会”。后来，经过深入宣传发动，农会组织不断扩大，又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彭湃点燃的农民运动星星之火，在海丰县境内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有会员10万人，彭湃亲任会长。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组织。4月，彭湃到陆丰县宣传和发动农民，筹备总农会，接着正式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农会会员有3万余人。

此后，彭湃又率农会骨干，四出奔走，广泛发动，号召周邻各县的农民乡亲，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不久，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惠阳、紫金、惠来、五华、普宁等县的农民都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打出了“农民协会”鲜亮的牌子。

从此，彭湃的名字，与中国的农民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光辉旗帜。瞿秋白说：“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周恩来说：“谁不知广东有个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也盛赞彭湃是“农民运动的大王”。

就这样，像化雨的春风，似燎原的烈火，广东农民运动从海丰、陆丰发源，迅速向全省各地扩展，其声势浩大，迅猛异常。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映红了南粤的山山水水……

农会组织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他们视农会组织为眼中钉，想方设法，制造事端，欲除之而后快。1923年夏季，海丰连遭风灾水患，农作物歉收，农民深受其害，纷纷要求田主减租。8月5日，海丰县农会在会长彭湃的主持下，于海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讨论受灾农田的早造缴租问题。会议议决：“以三成交租为标准，如收成不及三成者，照数递减；全无收成的，则免交。”但是，豪绅地主闻讯，群起反对，坚持依照旧例十足缴租，“只准欠，不肯减”，并急忙派人下乡催租。海丰县农会再次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到会农民2万多人，大会重申了“至多三成交租”。8月16日（农历七月五日），海丰反动县长王作新以“农民抗租”为名，派军警300多人包围进攻农会，抓捕农会会员20余人，封闭农会会所，解散农会，并四处张贴布告，通缉彭湃……

这就是海丰农民运动史上有名的“七五”农潮！

面对农民运动被扼杀的关头，彭湃一面积极组织海陆丰农民准备武装斗争，一面长途跋涉到老隆找当时统治东江地区的陈炯明进行说理斗争。同时，争取惠、潮、梅三地农会的声援，迫使反动县长王作新释放被捕的农会干部。

“七五”农潮发生后，海丰农会表面上被强行解散，实际上仍存在。全县农民的斗争情绪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高涨、激昂。在彭湃的领导下，又酝酿着新的斗争。

1924年，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了支持、扶助的方针，打击反动势力压制农民运动的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共产党员林祖涵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农民部；同年8月，中共广州地委也正式成立了由阮啸仙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农民运动事宜。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东的农民运动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广东农民运动由此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同年10月，仅不到半年的时间，广东全省已有33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拥有会员45万人，已经成立了县一级农会组织的有海丰、陆丰、潮安、五华、普宁、广宁、番禺、东莞、宝安、中山、顺德和花县12个县。

1926年初，广东全境实现统一后，广东省农民协会进一步加强了农运工作的领导，除了直接指导中路地区的农运工作外，还分别在潮梅海陆丰、北江、惠州、南路、西江、琼崖六个地区设立了办事处，以指导各地区的农运工作。至1926年5月，广东农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全省90多个县中，已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区一级的农会177个，乡一级的农会4216个，参加农会的会员达62万余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60%以上，还有农民自卫军3万人。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