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是杨晦先生的多年老友，关系非常密切。我是杨晦先生的学生，1988年去冯先生家请他为《中外民间诗律》写序。他一见到我，就说：“段宝林……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确实是见过。不只是见过，而且还在一起开过二十几天的会。
那是1960年，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我们都在北京代表团的文学组。民间文学和北京的作家们编在一个组，组长是老舍先生和冯至先生，我是搞记录的秘书，和组长有一些工作联系。
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冯先生还有印象，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间隙有一次和他谈话时，这位“五四”时期被鲁迅先生称为“最好的诗人”的冯至先生这样一位前辈大家，竟然亲自给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倒茶。
这使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后来，我还与冯至先生有两次亲密接触，却都不是见面的接触。
那是1960年我给《北京大学学报》投稿。这是很不成熟的稿子《论大跃进民歌中的巨人形象》《美学革命宣言》。
当时的学报是非常负责任的，陆平校长对学报提出的要求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所以，对投稿都要求提出修改意见。
学报的李盐同志（汪篯教授的夫人），更是非常负责任的编辑。她给我寄来了两篇冯至先生厚厚的审稿意见。一条条意见写得非常清楚，使我很受教益。可惜当时因为形势的变化，又因教学很忙，没有能够按照冯至先生的意见对文章进行认真的修改。这两篇文章都未能发表。
这些可能就是我在30年前留给冯先生的印象吧！冯至先生在时隔30年后还记得这类事情，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冯先生从1949年以后，就是北大西语系的主任，60年代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领导工作，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住在建国门外永安里。在谈话时，他说：“这里的环境不如燕东园，散步的地方比较少。……身体和心情也不太好……”他还很怀念北大燕东园。
我担心不好的心情会对冯先生的健康不利，就说：“心情会影响身体，还是要放宽心，相信世界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接着我谈起请冯至先生为《中外民间诗律》写序的事，并送了他一本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间诗律》。冯先生说：“我是写自由诗的。没有研究过诗律，而且认为新诗刚刚打破了古诗格律的束缚，没有必要再搞一套格律来。”
我说，古今中外所有的诗歌体式、格律，都是在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诗也需要学习民歌来丰富自己的诗歌艺术，以便更受人民大众的欢迎。我请先生先看看我们的《民间诗律》再说。当时就没有定下来。
尽管如此，冯至先生对此书的编印是非常支持的。当时他就对外国诗律文章的写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提出，作为例子的引诗，要翻译成中文，最好把原文和直译、意译对照起来，这样可以对诗律的形式看得更加清楚。诗律的形式是不能离开诗的内容来研究的。
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在《民间诗律》中的非汉语引诗就都是“四对照”的：原文、国际音标注音、直译、意译，四者对照排印。他翻开书看了季羡林、徐稚芳关于印度史诗和俄罗斯民歌的诗律文章的例子，对引文的“四对照”体例非常满意。
冯至先生原来已经答应我们写一篇《德国民间诗律》，后来因为目疾住院，未能写成。就介绍别人写了。当时冯至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些作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冯至先生来信说，经过认真的思考，感到《民间诗律》是一部好书，看了之后，“大开眼界”，所以还是决定为《中外民间诗律》写序。在1988年12月22日的来信中他说：“11月22日及12月12日来函均收到，迟迟未复请原谅。没有立即复信的原因，是我没有决定能否为《民间诗律》写序。经过考虑，还是遵命试写吧。你们编的这部书是一部好书，我这一生妄称喜欢诗的人翻阅以后也感到大开眼界。现在将出第二册，想必更为丰富。前信已将书的内容略有叙述，你能进一步告诉我第二册有什么特点，与第一册有什么不同吗？这样将有助于我构思。我的意见是外国民间诗律只十四篇，似乎少了一些。但为已定稿，也就不必勉强增添了。什么时候交稿？请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期限。祝新年快乐，来年工作顺利！”
当时冯至先生身体不太好，但是仍然抓紧写作，表现了对诗歌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刚刚过去一个月，冯至先生就带病赶写出了序文。我看已经很好了，但是冯至先生非常谦虚，说自己对诗律是外行，如有问题，让我修改，并且说：“请代为改正。你怎样修改处理，我都没有意见。”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这种对晚辈的关怀和极其谦虚大度的胸怀，使我受宠若惊，十分感动。我怎么敢改冯至先生的文章呢。
冯至先生的序写得很好。在序中，冯至先生说：
过去人们认为“民歌体”就是七言四句体，这就太单调了。实际上民歌体裁多种多样，变化无穷，每句的字数有多有少，有的还插入长短不同的嵌字或衬字。又如押韵，一般只理解为压脚韵，至于头韵和腰韵，只知道见于古日耳曼语的诗歌，殊不知在我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屡见不鲜，就是汉语民歌里也间或出现。多谢《中外民间诗律》的编者和其中各篇文章的作者，他们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供了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和有力的论据，纠正了一些狭隘的因袭观念和片面的认识……
序中还说：
民歌是诗的根源，“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这是千古定论。诗人的创作在它脱离根源后独立的流程中，必要时都有民间诗歌血液的输入，这也是诗史上的事实。以当前的诗歌而论，若以狭隘的因袭观念看民歌，则民歌所能输送给新诗的，确实很有限，但《民间诗律》和《中外民间诗律》两册里多种多样富有生命力的诗律，根据民族语言的特点与时代的演进不断在流动着、变化着，不是永远凝固地定于一尊，——无论诗的创作或诗的研究，都会从中取得借鉴，（我重复一次前面说过的话）扩大视野，启发思路。
为了扩大宣传，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就把这篇序文寄到《光明日报》副刊。当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好文章，很快就发表了，而且放在副刊版的头条。
冯先生书信手迹二封
1991年夏，《中外民间诗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月22日冯至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既有祝贺，又有批评。冯先生还对有关人员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在其他刊物转发他的序提出批评。
现在我们对尊重知识产权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在1991年冯至先生就如此尖锐地批评这种随便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之风，说明他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有先见之明。他的认识是超前的。
更重要的是，这表现了冯至先生嫉恶如仇的一贯作风，同时表现了他对母校北京大学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爱北大，处处爱护北大，不使她沾染上一点不好的习气，这是我们北大人特别宝贵的一种神圣的感情。
冯至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