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阴法鲁先生

阴法鲁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他在中国音乐史方面的研究之深入与成就之杰出，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仍不断进取，进行许多新的开拓，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阴法鲁先生对年轻人是非常热情的，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像一盆火一样，给予热心的支持和帮助，这在我有许多切身的体会。

我写过一篇关于曲艺特性的论文，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等单位举办曲艺研究评奖时，阴先生非常认真地写了推荐意见，对拙文中的理论创新给予充分的肯定。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与鞭策。我编过一本《当代讽刺歌谣》，送先生一本向他求教，他阅后对我说，民间歌谣很生动，很深刻，反映了许多真实的社会问题，很有价值；并说一位法律系的老教授希望得到一本，作为今后立法的参考。他充分肯定了采风的巨大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民俗学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也算是一门“新兴学科”。本来从民俗角度研究古典文学是大有可为的，但至今仍少有人问津。而阴法鲁先生对民俗却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老北大的好传统，必须继承。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中，阴先生很注重民俗学。他的几个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多是民俗学方面的。他都作了非常认真的指导，在答辩时有时请我参加，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些论文都相当有分量，有的已公开出版成书。这说明阴先生在学科的开拓方面是多么开明，确实是“与时俱进”的。

我曾参加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的一些审稿工作，在开会时接触到音乐、舞蹈界的专家、学者，他们对阴先生都非常崇敬，认为他是音乐史、舞蹈史方面的少有的专家、权威，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与他相比。这是阴先生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的结果，应该说是北大的光荣。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并要好好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专长。遗憾的是阴先生未能被批准为博导，未能招一个博士研究生，这实在是北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这个事实说明，那种“以外行来评内行”的制度是不够公平合理的，是应该进行改革的。今天的追思会开得很好，但中文系领导却无人参加，也可见重视不够。人们对阴先生的学术成就还缺少了解与认识，需要我们多做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阴先生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扬和继承北大民主和科学的优良传统，真正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阴先生对学术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淡泊名利，热心助人，指导出版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中国舞蹈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主持编写和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古文观止译注》《历史职官志索引》等巨著。他还对自己的论著精益求精，不断修改。他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有问必答，多方提携。在80年代，他曾希望我参加音乐史中民间歌曲资料的研究搜集工作，因为我当时教学任务很重，正忙着给研究生开新课而未能参加，现在想起来，感到非常后悔，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后来我主编《中国民俗大全》（三十五卷本）大型丛书，请阴老师做顾问，他欣然应允，并对编写工作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希望。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们永远忘不了阴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教。

阴先生常在中关园里散步，见面时往往要停下交谈，有时会谈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兴致勃勃毫无倦意。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阴老师逝世前不久，他公子搀扶他散步时，见了我还热情地对我说：“有什么事到我家来，我一定尽力帮助解决。”此时他的脑病已比较严重，但念念不忘的还是学术，还是对后辈的关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敬爱的阴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