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陕甘革命根据地

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陕北保安县芦子沟村。刘力贞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无一不显示出当时的特定时代与特定社会环境对她人生轨迹的丝丝隐喻。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北洋军阀迅速崩溃，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一九二七年三月，帝国主义以外国领事和外侨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为由，对南京市的北伐军及市民开火，造成了中国军民死伤两千余人的南京惨案。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紧反共活动。相继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四一五”政变，在七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史称“七一五”政变。至此，蒋汪合流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即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介石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采用运动战术，国民党军队面对迷雾一样无处不在的红军节节失败，只好撤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蒋介石调遣了约一百万的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再度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受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控制，改打阵地战，以“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经过一年苦战，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六千人，自瑞金地区出发实行战略转移，浩浩荡荡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至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先后丢失。

可是，就在八个月前的二月五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事正在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发言，荒谬地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和另外一个国家的伟大。这时的共产国际已经被苏联控制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以陕甘边和陕北发展起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的硕果仅存，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

十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评价道：“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二

我们站在历史的窗口，在浩瀚的民国档案里，翻阅到一件资料，堪称陕北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

陕北土地贫瘠，交通梗阻，一般民众旧有道德观念颇深，风俗淳朴。以此民情，若以其他意识，很难打破。唯因政治黑暗，经济破产，而以酿成今日之势。军事是政治之一部，二十年来，陕北唯见以军统政，而不见以政治军。

陕北民众被常年敲骨吸髓之剥削，早已破产。许多村落为墟，一户拿不出两三元钱。皮毛业本为大宗，十倒八九，街市萧条。民国十八年，军阀摊派粮款有增无减，农民饭也吃不饱，哪有力负担税款。强者投匪，弱者逃难。

就连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被迫承认：“陕西人民之苦甲于全国。”

一九二八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带着沉思回到阔别三年的陕北。他一路上想：他到许权中旅后，两人相处得亲密无间，他称许为老哥。在洛南三要司共同进行了清算当地恶霸，给穷人分粮分钱，要他们种好田地的事。但不久，陕西省委要求许旅在渭南举行起义，许不同意，他生长在关中，熟悉民情，又有军事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不能取胜，主张把部队带到偏远于西安的陕北去，发展自己，增强实力。

但是，陕西省委不听取许权中的意见，认为他不但右倾，而且反党，开除了他的党籍，并趁他临时离开司令部之机，命令部队开拔到渭南高塘塬。许权中发现后，随即追赶部队，这时许旅已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刘志丹知道许权中对党忠心耿耿，说服省委，让他担任了起义军顾问和骑兵队长。许权中奋勇作战，起义失败后，他处理善后工作。这件事给刘志丹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渭华起义”失败了。这是一次军队起义去支持农民起义，军民运动相结合，但因在敌人的中心地区，很难取胜。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党在西北一次大规模地唤起民众的号角。也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在西北》里描述这场战争的结果：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

“渭华起义”失败后，渭北民众为刘志丹唱下祝福的歌谣——《祝您长寿万万岁》：

刘志丹、刘志丹，您是穷人的心尖尖。

您帮我们杀财东，太阳照进高塘塬

感谢您啊刘志丹，祝您长寿万万年。

您来给您擀寿面，您走送您到村边。

三

刘志丹一九二六年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冯玉祥部队做政治工作，不久，他又到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工作，知道团结各方面人士的重要性。在旧军队中，大部分士兵是在家难以生存，出来找口饭吃。所以，当时老百姓把当兵叫“吃粮”，把兵叫“粮子”，他们没有文化，吃谁的饭给谁干，能挣几个钱寄给家里更好。也有个别因无职业求生存的念书人，还有民间组织哥老会、兄弟会成员，以及民间武装……刘志丹先和有知识的人交朋友，向他们讲民主革命的道理，再向士兵讲，这样他在这支部队和附近的部队里团结了排、连、营长十多人，其中有牛化东、韩练成、曹又参等，他们团结士兵、英勇北伐，以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将军。

刘志丹回到陕北以后，深知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的重要性，一九二九年他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代理特委书记时，就在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色论”——搞武装斗争要吸收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多种人士。白色的，就是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有识之士；灰色的，就是团结民间组织中的人士；红色的，就是组织基本群众为骨干组成创建根据地的力量。“三色论”后来在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理论，也是“变敌人的武装力量为革命的武装”的创见。刘志丹“三色论”的精髓就是：对那些能抓过来的武装，坚决抓过来；对那些现在还不能抓过来的武装，就派人进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条件成熟了举行起义。刘志丹说：“从兵运中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最省力的事情。在农村则积极地把穷苦农民组织武装起来，建立游击队，这是骨干力量。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就能同国民党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了。”这就是“兵运”，是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发展革命武装的“三色论”的实践。一九三〇年十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刘志丹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就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通过做工作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在团结民众的基础上，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都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才能站住脚。”兵运屡遭挫折，刘志丹在痛苦、思索中，说出：“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一九三一年九月，刘志丹和马锡五等把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三支啸聚山林的民间武装集中起来，在倒水湾进行了著名的“倒水湾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群众通常称之为南梁游击队，陕西省委称之为“陕甘边游击队”。“倒水湾整编”是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此时，在陕甘边界有歌谣《边区好》唱起：

咱边区（来么）真正好，老百姓生活呱呱叫，

盛的暖窑好铺盖，吃的是蒸馍葫芦头，肉菜香粉条。

东一山（来么）西一山，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为穷人闹革命，闹得穷人翻了身，人人都欢迎。

刘志丹了解陕西，特别是陕北、陕甘边的实际情况，从地域文化到人情风俗，到人民的心事，他知道怎样做事才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立起革命阵地：这也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压缩敌人取得胜利。范长江，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大公报》记者，在《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里写道：

由于交通阻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军校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协同一致的社会运动。

一九三二年，刘志丹关于今后革命道路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目前，我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在土地革命时期，一直被“左”倾分子认为是右倾的，是投降主义。这是因为刘志丹在革命中，十分注意策略，主张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者，包括他们的军官。他不主张对没有人命案的地主搞肉体消灭，不主张把富农扫地出门。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穷人，每户留一亩红军交粮地：红军走了，你收粮，红军来了你交粮。主张给地主民团、山大王中的一些当兵的做工作，争取他们反正，参加红军，等等。这在受斯大林“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断语影响，在实践中犯有关门主义错误的“左”倾的同志看来，是绝对不革命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以后，由于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叛变，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从而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束缚和影响，使陕甘边党的组织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这是陕甘边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充分展现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才华的黄金时期。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以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在战略意义上提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他形象地把这个构想比喻成“狡兔三窟”。刘志丹的构想在会议上形成了三项决定：1．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撤销临时总指挥部。2．建立三路游击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积极向南发展；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向南北两面发展；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广大的根据地。3．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区，包括葫芦河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中心是位于庆阳，与合水、保安、甘泉交界的南梁堡。桥山山脉连接着陕甘宁三省十八个县，回旋余地大。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陕甘边区创造的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当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陕甘边特委会议，通过了刘志丹以“包家寨会议”精神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形成了著名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简称“七月决议”），一九四一年延安整风时，作为文献收入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一书中。陕甘边特委决定在南梁这座连接陕甘宁十八个县的大山脉设立根据地，此后人们把红二十六军所控制的陕甘边根据地称为陕甘苏区。在苏区政府——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筹建时，刘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刘志丹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是毛泽东所说的陕北这块“试验区”的始发地南梁堡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日子。一百多号手上结满老茧，或许还粘着泥土的人轮番走过戏台，把手里的黑豆投进不同的瓦罐里。他们的表情在肃穆里透露出激动，还有些许的虔诚。这是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期盼。“豆选”，从此成了陇东和陕北方言里的一个新名词。选举产生的陕甘边根据地人民的最高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次大会代表以军人、工人、农民、先生等多元成分构成，一九四〇年，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导下，马文瑞在陇东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率先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了各级民主政权。“三三制”连同“豆选”，被推广到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党外人士、三分之一中间派和三分之一党员，一起组织边区政府。当时，这种政府组成形式，有利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实践，后来被纳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创举，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制度的源头，也是最初的尝试。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做报告时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常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刘志丹在赤源县周家崄主持了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史称“周家崄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性建树的，西北党的世界观也因此而改变了，改变它的不仅是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西北红军告别了区域政权，新生了统一的阵营，一个新的历史篇章开始了。这个阵营从陕甘边根据地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习仲勋、高岗、马文瑞、汪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四五年有三十多人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建时，蒋介石的统帅部已经筹划形成了对西北红军的进攻态势，使“围剿”演变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全国性内战了。蒋介石纠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中央军旁系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甘军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陕军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蒋嫡系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共五个师二十五个团四万余人向西北开来。刘志丹亲笔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围剿”动员令》发布全军。西北红军在转战八百里的前进呼声中，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横扫敌军如卷席，连续解放六座县城，毙、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各种口径迫击炮六门。陕甘边游击队和红四十二师胜利完成了西、南两线的战略钳制，歼敌千余，克据点五十余座，开辟了定靖、甘宜、富中宜三个游击区，新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四团。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北迄长城沿线、南抵“北山”南缘、东临黄河、西接环江的三十个县。西北红军业已成长为一支正规兵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五个团，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个团，神府区还有一个独立团，全军七千余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针对西北红军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这也印证了后来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讲的一句话：“有理想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在反“围剿”之战中，六月十七日安塞县李家塌战役取得胜利，使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辽阔的、完整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是的，刘志丹在实践中形成的路线，是走向胜利的路线。毛泽东主席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总司令称他是“红军模范”；周恩来总理写诗称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如同英国的英雄罗宾汉一样，在穷人中间，您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您是上天的神鞭。您这样的英雄不仅在中国受尊敬，在西方也备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