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1]
朱东润
诗三百篇旧传以为孔子手定，诗中所指实之故事不一，其时次甚后者为陈风《株林》一篇。小序：“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灵公在位十五年，当鲁文公十四年至宣公十年，即纪元前六一三至五九九。此外则邺风《燕燕》一篇，据《列女传·母仪》篇为卫定姜送其妇之作；诗言“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则此诗作于卫定公之子献公时可知。献公在位三十三年，当鲁成公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即纪元前五七六至五四四。假如诗小序及列女传之言可信，那么诗三百篇成书之日，当在这两个段落以后。
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记季札聘鲁，请观周乐。季札所见，和今诗三百篇顺序大体相同。假如这段记载可信，那么，诗三百篇成书，必在襄公二十九年，即纪元前五四四以前。不过这段记载是靠不住的。《左传》本来有不少的段落，是春秋后人所捏造，在成书时插入的，这是一个例证。传称“其（季札）出聘也，通嗣君也”。假如季札所通者为吴王夷末，夷末嗣位在是年五月，季札至鲁在六月，先君余祭初死，新君嗣位，季札居然请观周乐，那么他至戚以后，就不应当责备孙文子“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假如照杜预所言，季札所通者为吴王余祭，余祭即位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季札何以迟至二十九年，始到鲁国？至如篇中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论陈国“国无主，其能久乎！”论魏国“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都透出这是看到郑陈亡国和魏人强盛而后的言论。所以季札观乐这一段，在考定诗三百篇成书时代的时候，没有很大的价值。
有价值的却是昭公十六年（前五二六）《左传》，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那一段。“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志”是记载底意义，宣子因为不明白郑国底记载，所以请郑六卿赋诗，给自己更深一层的了解。其实《左传》《国语》所记，除了郑人赋郑诗以外，诸国君臣没有一次赋过郑诗，大致宣子也不知道郑诗，所以有这个请求。这是说，直到昭公十六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
但是孔子一次说“诗三百”，两次说“诵诗三百”。在孔子设教的时候，诗三百篇已经成为定本了。假如我们认为诗三百篇底成书在韩宣子聘郑以后，那么此书底成立恰在孔子壮年或中年（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殁于哀公十六年，即纪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
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成十六年公羊传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简单地说，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底使命是追求诸夏民族底团结，一致抵抗异民族底侵略。
孔子是有这种时代精神的，所以他说：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论语·宪问》）
孔子一再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这种精神到孟子时代，便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所以孟子看不起管仲：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
时代精神很快地消逝了，到曾西已经没有，所以孟子提到他以和管仲并论为耻，怎能怪到后来的孟子看不起管仲呢？但是在孔子时代，这样的民族精神正是活鲜鲜的。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这年正是晋平公七年，复兴霸业的悼公已死，晋霸中衰，次年齐庄公争霸伐晋。二十五年晋人伐齐，齐人弒庄公。二十七年向戍弭兵，成为晋楚两霸的局面。昭公元年，晋赵武、楚公子围再会诸国大夫于虢。公子围回去以后，弑郏敖自立，是为灵王。昭公四年，灵王会诸侯于申，诸侯奔命者十一国，宋向戍、郑子产皆与会。自此楚人灭赖，灭陈，灭蔡，伐徐，伐吴。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和令尹子革说：
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
子革说：
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左传》）
这一年孔子二十二岁。
楚人这样嚣张以后，再加以吴人底崛起：灭巢，入郢，伐鲁，伐齐；最后黄池之会，吴人主会。吴人号称泰伯之后，其实春秋之时，只认为夷狄；哀十三年《公羊传》说：
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
次年哀公十四年，孔子死。可见孔子一生，恰在晋霸中衰、夷狄交侵底时候，怎样能怪他怀念齐桓管仲，分别诸夏夷狄呢？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时代精神。
僖四年《公羊传》：
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服，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这是称道齐桓公的言论。春秋之时，中国虽然四方有蛮夷戎狄，其实东方的淮夷、莱夷，和西方的允姓之戎、姜姓之戎，不构成很大的威胁，最困难的是北方之狄和南方之楚。
狄是北方的威胁。成十八年《左传》，范文子说：“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僵，不尽力，子孙将弱。”可见狄人底威力，和诸夏的齐秦以及南方的楚国并峙。从鲁庄公三十二年秋狄人伐刑以后，人卫，伐晋，灭温，侵郑：这是狄人在东方的形势。僖二十四年《左传》，晋文公说：“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可见狄人在西方的势力直掩到渭水平原。这个民族幸亏经过晋人底抵抗和内部的分化，才渐渐衰耗下来，但是直到春秋末年，还留着鲜虞一支，不断地和晋人争斗，入战国后，成为中山国。
南方的楚人更凶猛了，在狄人人侵之先，庄十一年荆败蔡师于莘，虏蔡侯献舞；十四年入蔡，十六年入郑，同时，更把汉水以北的诸国逐个吞灭，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幸亏齐桓公出来，凭着召陵之盟，总算楚人屈服，暂时支持一下，这是僖公四年的事。但是僖公五年，楚人灭弦，六年围许，其实也没有好得许多。到了城濮之战底前夕，情形更加急迫。最惨的是当时诸夏各国之间发生了动摇。周天子在名义上总算是一个领袖，但是正当齐桓公领导诸侯压迫楚人的时候，他甚至派人联络晋郑两国，向楚人讨好。这是僖公五年的事。以后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会同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鲁人在前一年已经派东门襄仲臧文仲到楚联络，准备作楚人底向导。楚人一面围宋，一面夺获曹国，再和卫国通婚，整个的诸夏都屈服了，只剩得被围的宋人和晋齐秦三个大国。僖二十八年，晋文公用了先轸底计策，激怒齐秦，和楚人打了一仗，这是城濮之战，才算稳定了北方的大局。孔子称晋文公谲而不正，当指这一次的策略；但是晋文公之功，其实远在齐桓公之上。
僖二十八年以后的第四年，晋文公死了。次年秦人东出袭郑，晋襄公墨经兴师，败秦师于崤。自此以后，秦晋成为世仇，支持北方大局的秦人，转而与楚接近，破坏诸夏民族底统一战线。成公十三年，秦桓公甚至联合了北方的狄人和南方的楚人，同时向晋人进攻。这是诸夏民族底大不幸。一切的祸害都导源于崤之战。
僖三十三年《公羊传》：
夏四月辛已，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其谓之狄何？夷狄之也。
同年《榖梁传》：
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淆之战始也。
这些言论都传达了这个时期诸夏民族底悲哀。
城濮之役，至晋文公之死，这短短四年中，楚人安静下来，但是晋秦分裂而后，当年楚令尹子上即北侵陈蔡，以后楚人不断地向东北进展，中间虽曾经遇过两次挫折，一次是成十六年的鄂陵之战，一次是定四年的柏举之战，可是楚人究竟地大物博，直到战国时代，依然是一等的强国。秦始皇二十三年，虏楚王负刍，二十四年平定楚地。可是仅仅隔了十四年，到了二世底时代，楚人陈胜吴广起事，最后还是楚人刘邦统一天下，中国毕竟是楚人的。不过那时楚人已经整个地华化了，在武力上吞并了诸夏，在文化上也终为诸夏所消灭。
可是在春秋时期，楚人毕竟是蛮夷。僖二十一年宋襄公与楚人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公羊传）。即在楚人自己，也采取和诸夏对峙的立场。襄十三年楚共王卒，子囊称为“抚有蛮夷，奄有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这更透露楚人和诸夏对抗的意境。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境地里，有识的政治家底主张，当然是团结诸夏，抵抗夷狄。第一个是管仲，他在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的时候，就喊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于是造成齐人救邢的局面，孔子所以推重管仲者也在此。定公十年齐鲁为夹谷之会，齐景公使莱夷劫鲁侯，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也是这个精神。一部《左传》里充满这种精神的记载。假如《公羊传》能传出孔子底微言大义，那么在所谓年时日月、崩薨卒葬这些凡例以外，也的确传出这“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精神。
时代精神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如此，在学术方面，是急遽地完成几部民族性的巨著。除了《春秋》尚待写定，《周礼》、《仪礼》时代略后，《礼记》直到汉代方能完成以外，这时正在陆续完成《周易》、《尚书》和《诗经》三部巨著。
《左传》所记，言《易》者十七次，特称“以《周易》筮之”者九次，其实全部皆用《周易》。爻辞与今本爻辞皆合，而卦辞不相合。又襄九年穆姜筮易，得艮之八，所谓“艮之八”，不可解。《国语·晋语四》，重耳在秦筮之，“得贞、屯、悔、豫，皆八也”。所谓“八”者，必非字误，而义不可知。这更证明周易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完成的著作。
尚书也是这一时期逐步完成的著作。《左传》言《尚书》者在二十二次，但所引只有《盘庚》、《洪范》、《泰誓》、《康诰》、《吕刑》诸篇，其余杜注以为逸书而今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武成》、《蔡仲之命》、《君陈》、《旅獒》诸篇。尤可注意的，哀十一年引《盘庚之诰》，文五年引《洪范》，称为《商书》，标题分部，皆与今本不合，恰为此书正在逐步完成中之现象。
《周易》《尚书》究于何时写定，尚不可考，但《诗经》写定之时日，尚可得其仿佛。在这样的时代精神里，我们大致可以假定《诗》三百篇是诸夏民族在对外奋斗中收集的一部乐歌集。
从这个假定出发，解释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这二十个部门，对于周南、召南、邺、鄘、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似皆不成问题。这里有的是京周、岐周之诗（如大小雅，说见拙著读诗四论），有的是周同姓诸国之诗，有的是周功臣之国之诗。即如陈国，虽然是虞舜之后，但是宣十一年《左传》记着楚庄王从陈国各乡俘虏一人回去，“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俘虏陈人底居留地，称为夏州，这更证实了陈国本是诸夏集团中的一员。所成问题的只有秦风和商颂，但是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淆之战以前，秦人本在诸夏集团之中，“秦晋之好”，成为后来的习语。僖二十八年四月，会晋师及楚师战于城濮，是年冬会晋侯于温，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三十年会晋人围郑，到了三十三年，才有这不祥的淆之战，文公七年再有不祥的令狐之战，从此秦晋失和，成为诸夏民族底创伤。但是秦晋之间，不是没有复合底可能。成公十三年秦桓公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襄公十四年秦晋兵争结束，二十五年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次年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左传》）。孔子四五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秦晋莅盟修成之事，岂有不认为这是诸夏民族底大团结？而在这时期中，收集民族乐歌集者，无论是否孔子，岂有不把秦风收入的呢？
其次是商颂，商颂是宋人底作品，三家诗皆有此说，经过近人底考证，更加确定，但是即认为宋人所作，其中仍有问题。宋人之先曾和自称为诸夏者对立，其后世为周客，似不应在此诸夏集团之内。但是春秋以来，诸夏民族对外奋斗之大业，例如召陵之会，城濮之役，宋人都曾参加；邲之战，鄂陵之战，宋人虽然没有参加正面的斗争，但是担负了侧击底任务。泓之战，宋人自己担当主角。春秋中世，宋人围彭城，收逼阳，打通晋吴交通底要道，其目光还在对于楚人的格斗。即如向戍弭兵，固然造成晋楚两霸的不幸之局，但是也正因为双方陷在泥泞中苦斗，借此为休战之地步，居心何尝不顾到诸夏？《左传》记昭公二十五年，晋赵鞅合诸侯戍王室，且输王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
宋人曾经在每次盟会里参加了诸夏底集团，到现在，晋人不容他退却，右师乐大心也只好承认。这便可理解商颂所以收人诗三百篇的理由。《诗经》有秦风和商颂，正和《尚书》有《商书》与《秦誓》一样，都是诸夏民族在对外奋斗中收集成书的集体著作。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我们了解诗三百篇作者底时代精神，同时也了解这部书完成中的时代精神，然后可以了解诗三百篇。这是中国文学底渊源，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多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
原刊：《国文月刊》第五十四期
[1]【编者按】原文篇目并无书名号.今由校勘者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