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伪问题的实质

学术史上有所谓“真伪问题”，这本属正常，比如年代久远文本保存不善，比如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具合法性和神圣性而把它寄托在某位大思想家的名下，再比如编纂者由于不是特别熟悉某位古人的著述情况而无意中把他人所作的相似文献误收入文集中。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现代人对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考订，就颇有些特别之处（且不说不正常），除了一般真伪问题的常见原因之外，还有两个特别的缘由，一是柏拉图本人的原因，二是现代人的误读，也就是现代性的后果。

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更多地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和柏拉图学派的教学要求相关，而现代人不太理解柏拉图思想的这些特点，就很容易按照常识去判别“柏拉图”全集中的著作之真伪，从而产生误判。其中，现代人对科技（包括语文学等科学方法）的信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主体性观念（亦体现在现代解释学中）所产生的“致命的自负”，就是这种误读误判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上的这两个原因，同时也是真伪问题的本质之所在，而且两者还内在地互为因果：柏拉图隐微的写作技艺造成了现代人对他的误读误判，而现代人不能充分理解柏拉图，恰恰是囿于现代性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就是一种古人和今人的隐匿对话，即是“古今之争”的一个面相和实例。

1.柏拉图的写作技艺

要了解一部著作是不是某人的作品，一个重要的检测手段是考察该作者的写作技艺。在古代，写作技艺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旨趣——尽管这个维度在现代要么显得无足轻重，要么压根就遗忘了。[68]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一位写作大师，他高超的文字技巧把他精妙的思想包藏得严严实实，那些不配了解它的人就会被挡在柏拉图思想的大门之外，这也是柏拉图故意采用对话体来写作的原因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们只需要举出与本文相关的第欧根尼的证言即可，他说，“柏拉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以使那些无知者不那么容易理解他的学说”（3.63.1-2，中译本第204页）。[69]为此，第欧根尼才会在介绍了柏拉图的真作和伪作之后，还长篇大论地解析柏拉图隐微的思想。

柏拉图深知写作的局限性（参《斐德若》274以下），故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形象，借众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只有苏格拉底才是柏拉图思想的代言人，苏格拉底所批判的特拉绪马科斯也是）。[70]我们很难了解这位文体风格大师，且不说柏拉图思想的深邃，就是其高深莫测的写作技巧亦会让人眼花缭乱而不明所以，结果据说后世对柏拉图的任何解读都不过是“盲人摸象”，任何自以为是的研究结论其实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对此，我们如何能够判定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呢？除非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写作都有全面、深入而准确的了解，我们才有可能知道他会写些什么以及如何写，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判断其作品的真伪。但如果在思想和写作方面后世难有其俦的话，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似乎就不幸而变得扑朔迷离。反过来说，现代关于其著作的真伪问题，其最初的源头就在柏拉图本人身上，我们甚至不妨设想：这正是柏拉图故意如此布下的疑阵，现代人不识庐山真面目，说不定恰恰是柏拉图希望看到的结果。

这种隐微写作在古代并不鲜见，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写作的。德国哲学史家邓尼曼（W.G.Tennemann，1761-1819）说：

柏拉图利用了每一个思想家所享有的权利，即是在他的发现中只传授他认为适宜于传授的那么多，而且只传授给某一些他认为有能力接受他的学说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有一个通俗的和专门的哲学，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这种区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形式上的，而在柏拉图里面则是实质的区别。[71]

这里的“通俗”和“专门”就是我们所说的“显白”和“隐微”，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323a22-23中亦对此进行了区分。[72]只不过，让人甚为遗憾的是，公元2世纪的哲学家琉善都还能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种巧妙的写作技巧，[73]但随着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这种表达高深思想的高超技巧就逐渐消失在愈来愈露骨和直白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中了，到了现代，人们甚至不承认这种区别。[74]

正如泰勒所说，“柏拉图对自己的伙伴所作的讲授，端赖在学园范围内现场的心智交融中及时地对它重视，因而根本不必把它书写下来。恰如我们以后看到的，这已经造成（对我们来说）不利的后果，使我们只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附注中去了解柏拉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内心深处的根本信念，这正是我们最想了解的东西”。[75]柏拉图这种“不立文字”的心传，不仅对我们了解其思想真相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即便对于我们判断其著作真伪，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76]我们无法简单地归纳柏拉图的思想，同样也就无法简单地判断哪些著作才是他的真作。

柏拉图这种隐微的写作和表达技巧，同时也是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学园所采用的教学手段。[77]柏拉图及其学园继任者在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心智和才能而实施分阶分级的教学，通过五个步骤逐渐消除谬见而获得真理，学生在这五个阶段分别阅读不同的书籍，因此“柏门五阶”既是柏拉图著作阅读阶梯，也是柏拉图学派入道的五个步骤。对于那些不适合的学生，就绝不传授与之不宜的学问，也不让他们阅读不相宜的柏拉图著作。后世目为伪篇的《厄》就是柏拉图学园的入门书籍之一，[78]而《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在柏拉图学园中，只有那些“理想的学生”（ideal student）才能够研读。[79]如此隐微，普通门人弟子又怎么可能接触到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呢，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些是真作哪些是伪作呢？门人都如此严格，何况外人乎！

2.现代思想方法的局限

现代人利用风格学（stylometry）和文体学（stylistics）等语文学的手段来检测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和为其排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80]但对于柏拉图这样高明的风格文体大师，我们似乎很难用什么风格学的方法去衡量他，因为毫不夸张地说，柏拉图比任何古代作家都更宽泛和精巧地利用了风格学这一工具，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常常试验新的形式，常常引入新的方式方法”，我们很难指望能发现一种明确而严格的“真正的柏拉图式风格”。[81]

因此，柏拉图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不一致”甚至“矛盾”，我们似乎都应该把它视作柏拉图的深刻用意之所在，而不是柏拉图的“败笔”和“伪作”——如果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证明它是伪作的话，仅仅评风格、矛盾和不一致是无法判断其真伪的。由此看来，《厄》与柏拉图其他著作在理论、形式和风格上即便实实在在有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地方，也不能据以判断《厄》就是伪作，正如前面所述，同样的矛盾和不一致亦存在于柏拉图其他著作之间以及存在于比如说《王制》和《礼法》内部。

因此，当我们发现《厄》的作者用了许多不是“柏拉图式的”（unplatonic）词汇时，我们一定得小心，这也许是他人刻意的模仿，也有可能是柏拉图故意为之，我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式的“装样子”是柏拉图的创作。[82]这对于理解柏拉图恐怕也是适用的。此外，如果说《厄》的用词与柏拉图大不相同，比如说《厄》中有某个词（例：976a3中的“蹂躏”，976b4的“偏离”、981d2的“可动的”）不见于柏拉图其他著作中，也就是说，该词在柏拉图全集中只出现过一次，而这一次就是在《厄》中，这也不能说明《厄》就是伪作。因为这种情形在荷马史诗那里也存在着，比如后来大受哲学家关注的physis一词在《奥德赛》中就只出现过一次（10.303），而作为“礼法”一词的thesmos在荷马史诗中也只出现过一次（《奥德赛》23.296）。

要知道，在柏拉图晚期的三部作品《蒂迈欧》、《克里底亚》和《礼法》中，共出现了大约1500个“新”词汇，这些词语在柏拉图其他作品中都未曾出现过，而且有些词汇甚至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见到过！[83]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相信文体和风格在分析柏拉图著作中的作用呢？

从总体上说，语文学的方法其实颇为狭窄，而且也是最含混和最靠不住的（slipperiest and shakiest）方法，这也愈来愈成为学者们的共识。[84]单靠风格文体的方法，几乎无法检测出任何一篇“伪作”来，[85]因此许多学者（如Natorp和Immisch等）拒绝风格学这种方法。正如德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维兰莫维茨所说，“那种试图把阿提卡最伟大的文章大师与坚硬固定的规则绑在一起的作法，注定要失败”。[86]只不过在现代思潮的背景下，这位古典学大家虽然否认了风格学对柏拉图的适用性，但自己同样陷入了现代语文学的泥潭中。维兰莫维茨对语文学这种科学方法的“迷信”，在一定程度上说，亦成了否认古典思想的帮凶——语文学、解释学和语言哲学本身就是孪生姊妹。[87]

即便高明的哲学家在看到语文学局限的同时，似乎也同样不能摆脱现代性的窠臼。黑格尔即对语文学的方法有所批判，他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斥其为“琐细”和“多余”：“我们有理由回到柏拉图，借以重新学习什么是思辨哲学的性质，但是用过度的热情把它说得一般地是如何美妙优胜，也有些无聊。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地位，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时代的思维精神的要求，或者不如说我们必须具有这种要求。再者，从语文学的观点去研究柏拉图，如施莱尔马赫先生所作的评注那样，对这个或另一个次要的对话去作批判的考察，看看是真的或是伪品（按照古代人的证据，绝大部分是无可怀疑的）——这对于哲学也是多余的，这也是属于我们时代过分琐细挑剔的批判”。[88]黑格尔这段批判现代语文学的话语，亦无非是要论证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之高妙，以打击那些认为古人（如柏拉图）“美妙优胜”之类的“无聊”崇拜，证明自己的伟大。[89]这样一来，黑格尔颇有见地的批判同样不过是现代性的论调而已，与现代语文学的立场其实别无二致，而对于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乃至于对整个古典思想）的研究，似乎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