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新体系：1870—1890年

7 杰文斯

7.1 引言

【68】通常认为，现代经济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所谓“边际的”“边际效用”或“主观主义”的革命；当时，古典的以成本为基础的理论被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所取代。不过，作为对价值的一种解说，边际效用论几乎同时来自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三人的著作；而且每人都面临着很不相同的背景。因此，在他们的著作分享着某些重要特征的同时，在一些方面把它们看作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体系，而不是同一体系的三种不同的说法就显得很重要了。

【69】尽管边际主义经济学（或者我们愿意的任何称呼）来自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但是，19世纪末期形成的经济学说的一些重要方面都不能追溯到这三个人。因此，马歇尔经济学被看作是一种不同的体系，虽然马歇尔可能从杰文斯著作中吸取了边际效用思想，但是马歇尔经济学有其一系列重要特点；如若不然，则马歇尔之后半个多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肯定就不可理解了。对克拉克来说也是这样，即使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就其主观上来说是首创的，但毕竟晚了10年以上。克拉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把一些重要思想引入经济学中，而且在于他在美国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在理论经济学发展中开始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正是从19世纪晚期发端的。最后，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对马克思的著作应做单独的论述。

7.2 杰文斯的体系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如凯恩斯所说，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所必要的“多面性”。他以其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所谓“边际革命”的首创者中最知名者；而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他为人所知则主要是作为一个统计学家，他在19世纪60年代就可能枯竭的资源（煤）和金矿发现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的问题发表了众所周知的著作。尽管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他还是一名合格的化学检验师、气象学家、一部流传甚广的有关科学方法的著作的作者），然而在其著作中存在着一个体系。他的著作的统一基于以下两个论题：一是他对科学方法的观点，二是他抱着边沁功利主义观念。【70】

19世纪后半期，古典经济学家的演绎法和历史学派的归纳法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杰文斯否认归纳和演绎彼此不可相容：“归纳不过是演绎的逆用而已。”他争辩说，科学的伟大成就应归功于“牛顿的方法，即把演绎论证与经验证明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对经济学也适用。正是他的科学哲学（不仅仅是折中主义）使他得出了经济学应包含多种论题这一看法。它的核心是抽象的演绎科学，研究类似于物理学运动规律的普遍法则。不过，经验的科学归纳同样重要，它通过考察这些一般的普通法则的应用来检验它们。杰文斯认为无论从哪种研究方式得到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准确的统计资料，用以证明经济法则。这样注重证明使得杰文斯更接近于当代经济学而非古典经济学。

贯穿杰文斯著作的另一条线索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标准被用于判断有关社会改革的各种建议，这使得杰文斯离开了“自由放任”而转向了国家干预主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杰文斯也把经济学的核心纯理论看作包含着“效用和个人利益的机制”。效用最大化原则对经济学，一如运动法则对物理学。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种新的远景，资源配置问题成了其中的主要问题。杰文斯并没有完全忽视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各种问题，例如，他关于煤的著作，研究的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对长期增长所暗含的意义，但他认为这些课题主要是一种经验的问题。同效用是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个看法有关的另一看法是，杰文斯认为，因为经济学处理的是数量，所以它本质上是数学的。这个看法把杰文斯同以穆勒和加尼斯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正统观念区分开来了。

7.3 经济理论：效用和个人利益的机制

按照边沁的说法，快乐与痛苦是支配人类行动的基本动力，它们包含着“促使我们行动的各种力量”。但是，尽管经济学讨论的问题被视作享乐最大化，杰文斯争辩说，更合适的是集中于效用，集中于物品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能力。一个物品的效用或有用性不仅取决于该物品本身，而且取决于各种条件；它有时仅仅取决于有关的个人，而且只涉及有关物品的效用。杰文斯明确拒绝了任何客观的个人之间比较效用的可能性。【71】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中，杰文斯在解释效用最大化的机制以前，运用数学很精心地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他称后者为“效用程度”。他指出，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该商品消费的增加而减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某人如能以两种方式使用一种商品，则他将会把这种商品在两种用途之间做这样的分配，即使该商品在两种用途上的最后效用程度相同。但是，个人能增加其效用的更有利的方式是通过交换、通过劳动和运用资本。

杰文斯认为，交换总会增加效用，因为，如果交换的任何一方认为效用是减少的，他便会退出交换。在商品是不可分割的场合（如房屋），交换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对双方来说，所得物品的效用超过交换了的物品效用。在交换量变动不定的场合，交换问题更复杂，杰文斯为此提出了一个所谓“无差别法则”：一种商品的所有单位必定依照同一价格进行交换。他还据此得出了交换均衡的条件。这个条件用更现代的符号可以表示如下：

当某人（A和B）正在交换商品X和Y，交换量是x和y。在这里没有用价格，Y/X是相对价格，或如杰文斯所说，是“两个商品的交换比例”。杰文斯用此方式是为了避免在古典派文献中含糊不清的价值概念。在古典派文献中，“价值”一词的含义更宽泛。

尽管得出以上人们熟知的价格与边际效用之间的比例关系，但杰文斯的理论仍有一种严重的不足。为表现所有的双边交换，他以两个“贸易体”的交换予以解说，这些贸易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在双头垄断（产量被决定）和竞争之间，杰文斯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严格的区分。

杰文斯以同样方式分析了通过劳动增加效用的问题。他表明，在均衡状态下，劳动的边际效用必定等于该劳动所得产品的边际效用，即

dl/dt=（du/dx）（dx/dt）

其中，l是劳动的负效用，t是劳动小时数，x是生产量，u是该产量的效用。必须注意，杰文斯对劳动下的定义不同寻常，劳动不是指工作时间数，而是指工作的负效用。这个方程式不过【72】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等于产量的边际效用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之乘积。将这个理论普遍化，使之包含两种或更多商品的生产，它便同交换理论融为一体。其结果就是兼有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率的一般均衡体系，虽然边际生产率在此还不明显。交换比率（相对价格）“依存于用最后效用程度来测定的生产力和需求的大致比例”。用现代的符号可将上述条件归纳如下：

MPLY/MPLX=MCX/MCY=PX/PY=MUX/MUY

其中，符号含义不说自明。由此可得比较静态的结果。杰文斯指出，他的结果类似于古典的地租论，是沿着相似路线对地租论的扩充。

增加效用的第三种方式是运用资本。杰文斯认为，资本包括“维持各种有工作的劳动者所必要的各种商品”，它的重要性在于保证生产持续一段时间。因而资本具有两个尺度：一个是投资资本量，另一个是投资的时间。较长的生产过程被假定比起较短的生产过程更有生产性。假定我们把产出作为投入资本的时间t的函数F（t），则导数F′（t）是正值。换句话说，如果所选择的生产过程要求投入资本的期间较长，则产出就会较高。杰文斯以栽培树木和酿酒为例证。不过，产出随资本投入期间的增加而增长有一定限度，因为随着t的增加，杰文斯指出，F′（t）会减低到零。

杰文斯由此得出他的边际生产率利息论，利息率公式如下：

r=F′（t）/F（t）

等式右侧表示产出增长的百分比；产出增长来自一个生产期间投入资本的时间的延长，它是对延长的t的边际报酬。当利息率是延长的t的边际成本时，这个方程式不过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这适用于杰文斯的模式。

7.4 统计著作

煤的问题

【73】前已述及，使杰文斯在其同时代人中获得声誉的不是他关于效用论的著作，而是他的统计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煤的问题》（1865），当时英国正处于发展的高峰，其原因如杰文斯所说是在于“最近20年来空前未有的商业改革”。他在这本书中对英国能否维持这种繁荣表示怀疑，因为这种繁荣是以煤的供给为基础的，而煤正迅速地枯竭。

他的论据是对马尔萨斯论据的发展：“同种生物在相同条件下会以相同的几何比率增加。”随着谷物法的废止，食物可通过贸易源源不断地得到供给，而煤却成了有限的要素。对煤的需求是大量的，而且还会更大：“煤的新应用是无止境的。”他的结论是：“假定我们的健康和进步要听命于煤的傲慢支配的话，那我们就不仅会停顿不前，而且必然要向后倒退。”杰文斯以详尽的统计材料表明，到那时为止，英国的工业一直在无止境地扩展，并以不变的比率在发展。储备煤应予考虑，它们的生命已近完结。

这个论据的自然结果应是主张从自由贸易中寻求出路，但杰文斯强调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剥夺了那种资源（煤），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由贸易的人肯定是微不足道。”理由是，贸易依存于比较成本（李嘉图、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观点）。英国能从进口谷物的自由贸易中获益，是因为廉价的煤在制造品出口中提供了一种比较利益。煤的运输成本意味着，一旦本国的煤告罄，这个利益即会消失。杰文斯争辩说，对煤资源枯竭前景的适当对策应是付清国债，削减该国多余的生产能力，抑制该国过快的发展从而减轻将来的困难。

杰文斯关于煤的问题的见解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尽管杰文斯没有把它看作经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很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但他对古典派的成长问题也是关注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论据作为一种经验法则从统计方面得到了验证，而且考虑到变化的条件对它加以改变。不重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煤的代用品的发展，说明了他的结论为何至今未获支持。但是，作为一种融理论和统计为一体的应用经济学，杰文斯的这部著作是值得注意的。

货币

杰文斯的小册子《金价连续跌落及其社会后果》（1863）虽未受到公众对其关于煤的著作那样多的注意，但却是一部更值得注意的统计著作。他在这里讨论了加利福尼亚新发现的金矿【74】是否使金价更加跌落的问题。应当区分杰文斯论据的4个方面：[1]什么是金价跌落；[2]以统计材料确认这个事实；[3]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4]说明它的后果。在今天看来，前两个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金价跌落应被看作是价格水平等值的上涨，还可用标准的方法计算出近似指数值。但对杰文斯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针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杰文斯说：“假定价格平均有了些微上涨，这就表示金价值的跌落。”这个回答在今天看来是不说自明的，但当时还有争论。加尼斯争辩说，价值应从成本方面下定义，而不应以相关事物下定义。这反映了他们各自价值论的不同。为了证明价格上涨，杰文斯对各种不同商品制定出指数，分析了指数的变动，指出这些指数均表明了价格的上涨。为了确定金矿发现的后果，杰文斯还以1845—1850年这五年一个完全的循环的平均值作为基数。他的结论是，金的价值跌落了大约10%，尽管有些含糊不清（主要来自所用指数的不确定性）。

波动

杰文斯的统计著作研究的第三个领域是波动问题。他以归纳方法，分析和测定了产业循环和季节波动。他关于产业循环的太阳黑子爆发理论在当时是颇费斟酌的，因为那时一般认为气候同太阳黑子有关。杰文斯试图证明，气候变动，通过影响收成，同产业循环有关。在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些证据之后，杰文斯还想用一个较长时期的考察更透彻地验证这个理论。他先观察了印度的收成，以及通过产业波动对欧洲经济活动的影响。我们可能觉得杰文斯过分迷恋于他的理论，以至于忽视了相反的证据，但杰文斯所遵循的方法毕竟是当代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赞同的。

7.5 社会改革

杰文斯处理经济政策的方法是功利主义的。在《关于劳动的状况》（1882）中，杰文斯说：“所通过的任一项法律，或甚至任一项单独法案，只要增加人类福利总量而又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则这种状况是正当的。”但是，如上所述，对杰文斯来说，功利主义标准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标准：“我们不能指望在功利主义评价上取得一致意见，至少会有许多争论。”【75】杰文斯的功利主义为对国家干预的日益增长的实用主义态度提供了证明。他早期的著述显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他“把所有商业交易的自由看作改进立法的精神”，而对慈善事业（包括“我们的全部医药慈善事业”在内）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会损害自助精神。他认为1832年济贫法是“任何一届政府所通过的最糟糕的措施之一”，他担心“人类的任何错觉会使我们放松应用它的严格性”。相反地，杰文斯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争辩说，行为最大自由原理“不能提出一种正确的指导见解。一个阶级或一部分人影响另一阶级或另一部分人的方式（产业的、环境卫生的或政治的）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难以存在任何立法干预的限度”。需要干预的事情如此之多，有必要设立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说明“自由放任”的界限。

杰文斯态度的这一变化发生在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干预的场合之时，他的观点受其精心设计的经验性方法的支配，这种研究强调需要准确详尽的资料；他赞成为此进行一件一件的社会实验。他的国有化观点表明，他是依据各场合的利弊而决定取舍的：他赞成邮政部门国有化，赞成俄国国营铁路业，但认为英国铁路系统国有化将带来灾难。

杰文斯没有把垄断作为说明干预必要性的一个理由，他的改革建议不包括那些个人选择不适宜的领域：无知、家长制、公共物品和外部的事物（externalities）。不过，工会的垄断是杰文斯所关注的，他认为，工会提高工资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垄断力量，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向共同体的其他人征收赋税。但他不要求镇压工会，他认为“关于劳动的立法几乎总是阶级立法……其大部分的效果都是压制较下层阶级”。他还评价了工会的其他职能，例如提供保险，他受到1881年职工会会议发生的有关产业立法争论的鼓舞，他鼓励产业协作的合作或其他形式。

在贸易和税收方面，杰文斯仍遵循着古典传统，尽管他朝集体主义挪动了一步。他仍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他继续支持比例税，考虑到他的功利主义，这些也许是令人惊异的。

7.6 杰文斯和英国古典经济学

【76】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再版序言的末尾批评李嘉图和穆勒的那段话是广为人知的。杰文斯说：“真正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建立之时，人们将会看到，能干但固执的李嘉图已把经济学之车开上了错误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上进而把车开到混乱地步的，是他的同样能干和固执的后继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有些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真正的学说有较好的理解（虽未摆脱李嘉图的错误），但他们已被李嘉图—穆勒学派的统一和势力逐出了这个领域。”

暂且不提这样描述古典经济学是否恰当，但它确实提出了杰文斯和李嘉图及穆勒如何准确区别的问题。

包含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学，截然不同于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更不同于包含在工资基金论中的工资聚集论。对古典派理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如下简化条件：不同类型的劳动可以化为一种共同的、同质的“劳动”，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随着19世纪经济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假定不再站得住脚了，而去掉这些假定也就使整个古典派体系失去了根基。如果劳动的价值基本上是变动的，那就不再可能利用劳动成本价值论或一般平均工资率理论了。杰文斯取而代之的理论亦是如此。按照这个理论，劳动的价值决定于产品的价值。这种理论应被视为企图取代一种理论上不恰当的体系，而不是企图取代古典派理论，以一种理论上和政治上更可接受的理论代替之。

尽管杰文斯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歧涉及整个经济学，既有价值论和分配论，也有利用数学的问题，这些都是确实无疑的。但注意到如下两点是重要的：[1]古典经济学内部的一致，比杰文斯前述引语所暗含的要少得多。[2]在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领域，不一致就更少了。《煤的问题》是一本在方法上同古典派相一致的著作，杰文斯关于货币和价格的著作得到了加尼斯大大的赞赏，但加尼斯在价值论上同杰文斯是截然不同的。杰文斯对加尼斯的经验性著作同样深表尊重。可见，尽管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了重要变动，但仍有一种实际的连续性。

注释：

[16]同上，第241页。

[33]参看第36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