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货币与商业危机

5.1 背景

休谟和斯密【45】

18世纪后半期货币经济学方面的重要人物不是斯密而是休谟（1752）。休谟货币理论的两个方面值得一提。最重要的是价格——硬币——流动机制。该机制起作用的方式是，贸易不平衡会引起硬币（金或银）从一国流出或流入。这会使价格水平发生变动，从而改变该国在贸易中的竞争性，后者又反过来纠正原先贸易的不平衡。由此可见，主张贸易盈余的“重商主义”政策是自拆台脚；即使有盈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金属块的流入会抬高国内价格水平，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从而消除盈余。休谟著作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休谟步货币问题论著中长期传统之后尘，认为货币变动在短期和长期中会有很不相同的效果。短期内货币供应增加可能刺激工业，因为价格会比成本提高得快；但在长期中，当价格和成本的关系转向正常时，货币扩张的唯一效果就是提高价格水平。

斯密了解休谟的货币理论，但在其《国富论》中很少用到它。斯密强调的是所谓真实票据理论，就是说，提供的货币仅仅是为了真正的商业目的，其效果不会是通货膨胀，因为货币只会增加到满足实际的贸易需要。换句话说，只有物品已经在进行购买时，货币才被提供出来。同斯密主张真实票据理论一样重要的是他的这句名言：花掉的储蓄同消费一样多，就是说，储蓄被转移成投资，没有窖藏。这不仅为古典派强调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原因，也为否认一般过剩的可能性提供了背景，这在讨论贸易循环和商业危机中是重要的。

事件

19世纪头10年间对货币问题的讨论很热烈，促使这种情出现的是英国在法国革命之后同法国的战争中所带来的货币问题。特别重要的是1797年停止现金支付：英镑不再能以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在后来20年的大多数时间中，金块价格仍然高于票面价值（即英镑仍低于其以黄金表示的名义价值）。这些年份也是通货膨胀的年份，不过，尽管人们知道货币的实际价值下跌了，也可得到有关的指数，但没有用来衡量通货膨胀。

【46】这些事件触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金块价格、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货币量、收支平衡、歉收和政府的战争支出之间关系的性质。还有这样的政策问题：应否恢复英镑的可兑换性？如果应该，如何恢复？这些正是1810年前后所谓金块争论的议题。

战争于1815年结束，英镑于1818—1821年恢复兑换。事情来得相当快，但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仍在进行，因为还存在如何经营管理可兑换货币的问题，即如坚持英镑可兑换，英格兰银行应依据什么原则来经营？讨论的结果是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

但是由于以下两个理由，它们仍是重要的：[1]它们构成了后来货币经济学讨论的背景。在货币理论中有一种巨大的连续性，最重要的例证是桑顿（1802）提出的所谓货币和价格的间接联系机制，这是19～20世纪货币理论上大多数最重要贡献的主题。尽管这一理论的形式变化了，但是它的实质一直未变。[2]这些讨论的意义在于，它们影响了英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所造就的货币结构。到1914年，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起着这样的作用：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会影响许多国家。

5.2 金块争论

桑顿

货币经济学领域中功绩最大的是亨利·桑顿。他在《论大不列颠纸币信贷的性质》（1802）中分析了纸币的作用。直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维克塞尔的著作问世时为止，桑顿的上述著作都是无与伦比的。桑顿的出发点是，他把纸币信用（纸币和票据）看作是收支表中的一个项目。纸币和票据是流通的，票据流通较慢，因为它们有利息。但是纸币和票据的流通速度取决于信心。【47】例如，在“不信任的季度”，对纸币的需求将会增长。希克斯的判断是：“总而言之，（在桑顿的著作中）存在的流动偏好，与1802年时任何人可以得到也应当得到的一样多。”尽管桑顿是一位金块主义者，因为他把金块价格看作英格兰银行是否过度发行通货的试金石，但他承认这不适用于短期。信心的波动可能引起对货币需求的波动，从而引起金块价格的波动，而不顾英格兰银行的行动。在桑顿看来，可能影响金块价格而又与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动无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收支平衡。通货可能流向国外，如果由于罕见的国外支付而压低了汇兑（提高了金块价格）的话。歉收后的谷物进口，向反对拿破仑的外国政府支付津贴，都是1800年后15年间发生停兑的重要原因。黄金“外部枯竭”的可能性（由于收支逆差）以及“内部枯竭”的可能性（对纸币丧失信心所引起）——两者皆可改变金块价格——意味着，桑顿不曾严格坚持认为，金块高价暗示着通货发行过度。过度发行只是金块高价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不过，桑顿的主要贡献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分析了货币变动影响经济的所谓间接机制。他的论证是：货币扩张是经由银行体系把借贷成本降低到资本可获得的利润率之下来实现的。可以到手的不断增加的银行信贷提高了对物品的需求，使价格水平上升。只要借贷利率仍然低于资本利润率，这个过程就会延续，一旦利率回升到等于利润率，这个过程即告停止。该经济将有较高的货币储备和较高的价格水平。

这种说法假定对商品需求的提高将引起价格的上升。虽然这对长期来说是正确的，但桑顿承认，短期中货币的变动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桑顿指出：“不过，银行券顾客数目突然大量减少的趋势会造成不寻常的和暂时的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下跌。但是这种价格下跌将可能不伴随出现工资率的相应下降，因为价格的这种下跌和困难能理解为暂时的，而我们知道，工资率并不像物品价格那样易变。”正因为如此，桑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可能是对付危机的适当办法：通货枯竭（无论是转入窖藏还是流向国外）可能需要通过增发通货来对付，以免出现困难。

【48】这就是稳健的金块主义者的立场，它构成了1810年金块报告的依据，桑顿是该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尽管该报告要求恢复现金支付，但它仍承认，影响英镑的因素很多，不单是流通中通货的数量。

李嘉图

更严密的金块主义者的立场是李嘉图在其《金块高价》（1810）中执行的，他认为，贸易逆差以及金块高价的唯一原因，是过度发行通货。这是基于休谟的下述观念：在价格——硬币——流动机构作用下，金银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致使价格水平在不同国家达到均等。李嘉图指出，英国的情况是，过度发行已经降低了纸币价值。增加流通中纸币的效果是，减少流通中的硬币数量，增加市场上的金块数量，从而降低金块价格。

如同他在价值和分配论方面一样，李嘉图处理这里的问题时也是措辞简练的，桑顿对金块主义者立场的许多论证都被置于一旁。尽管李嘉图运用过桑顿关于间接机制的原理，但他注重于长期，在这种场合，利率取决于“不由货币所构成的那部分资本的丰裕或短缺”。在李嘉图看来，保持低利率的唯一办法是增加资本供给，而不是通货膨胀。他说：“利润只能通过不构成流通媒介的资本之竞争而降低。”李嘉图假定，桑顿的间接机制发生作用是很迅速的。尽管他认为所需之货币收缩将逐步发生，但他坚决主张恢复现金支付。他把通货紧缩看作是以减少债券价值来欺骗公众的手段。李嘉图争辩说，赋予英格兰银行调整和规定某种类型财产（即以货币来表示的债务）价格的权力是错误的，因为这会使它不安全。

反金块主义者

反金块主义者的贡献甚少。他们所看重的是国外支付同汇率之间的联系问题，也只是被稳健的金块主义者（例如）桑顿作过有效的分析。斯密的真实票据理论被他们运用过，但是无效，这至少是因为时代变化了。通货不再是斯密假定的可以兑换，大多数借贷不是以真实票据而是以政府债务相清偿。更重要的是，数量论的支持者们从来没有解释清楚，价格水平如何决定、票据贴现的利率如何决定。真实票据理论的问题在于，【49】假定货币供给取决于真实票据的数量，那么，价格水平就不能决定了。例如，假定价格水平加倍了，则每次交易的价格将会加倍，从而为贴现而得到的“真实”票据的价值也会加倍，结果是加倍地提高了货币供给。价格水平无论怎样，总要发行足够数量货币来支持它。正如桑顿所说，如果贴现率保持低下，借贷需求和信用扩张将会无限制增长，因为信用扩张将提高价格（由于增加了对借贷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信用水平）。

5.3 关于银行业的争论

银行特许辩论

19世纪英国建立货币正统的第二步，是继恢复现金支付之后关于如何管理通货的争论。在面临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连串危机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谋求维持可兑换性所遭遇的种种难题，使上述争论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在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之前来得正是时候。一种办法是所谓通货学派提出来的，其主要成员有罗伯特·托伦斯、詹姆士·彭宁顿和奥弗斯顿勋爵，尽管他们方案的细节屡有变动，但基本思想是“通货原理”：流通中银行券数量应当相当于在同样条件下金属币数量。法则应规定通货供给同黄金储备之间的联系，撤销英格兰银行的特权，迫使它对黄金流动的变动迅速做出反应。

这个理论有两方面值得着重指出：[1]它是基于下述观念：减少通货数量的波动将会减少经济活动的波动，因为繁荣期中信贷的扩张是引起经济更大波动的一个原因。使通货对黄金亏损更快地做出反应，使它更像金属币一样活动，这个波动的原因即可消除。在这里必须采纳金属币应服从于波动这一假定。[2]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发行银行券同黄金流动从而同收支平衡的联系。正如奥弗斯顿所说：“贵金属的进出口量，是金属币量应予增加或减少的相当精确的尺度。”

与此相反的是银行学派，其主要成员是托马斯·图克。图克从如下方面批评了通货原理：【50】通货学派过分强调了银行券和铸币在一国经济中的作用，而许多交易却是在完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进行的。更重要的理由是，发行纸币的银行不可能直接改变流通中的货币量。他争辩说，银行券“只是发行给由于真正需要黄金而想优先据有银行券的人……因此，银行券的数量是需求的结果而非原因。”假定银行发行了过量纸币，那么，当人们用它交换现金或所需物品时又会回来。图克指出，在可兑换通货与不可兑换通货之向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前一种场合，被持有的只是银行券，因为同黄金相比，人们更喜欢持有银行券；在后一种场合，政府强迫公众接受他们不愿持有的纸币。尽管银行学派热衷于“回流理论”，即通货发行超过公众希望拥有量时会回到发行的银行，但它不过是真实票据理论的再现，而且服从于相同的目标。

与此有关的是，强调收入（而不是货币）消费决定。此外，因为支出显示出利息是无弹性的，所以消费多半要依靠货币供给，即使这改变了利息率。但是，图克反对低利率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它同经验观察不相符。图克说，这个理论“是真理的反面”，因为它认为价格在低利率时下降；图克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低利率对成本的影响。

这些讨论的成果是1844年皮尔提出的银行特许法案，该法案暗含着通货原理。把银行业务和银行的发行部门分离开来，规定发行超过固定数额银行券必须有黄金的支持，旨在保证黄金外流必须以减少银行券发行相配合。这在下面还要从讨论商业循环的角度进一步加以研究。

5.4 萨伊定律

差别

萨伊定律一词可以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瓦尔拉斯定律显示，依据定义，所有过剩需求额必定是零。由此可以得出，对货币的过剩需求必定等于所有其他商品过剩供给之和。对萨伊定律（有时被称为萨伊恒等式）的一个解释是，它意味着对货币的过剩需求任何时候都是零：一般生产过剩（所有物品过剩供给）是不可能的。较软的一个解说是（有时称为萨伊方程式），当一般生产过剩暂时发生时，有一种达到均衡的趋势，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对货币的过剩需求是零。

萨伊和詹姆士·穆勒【51】

尽管像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一样，这里所谈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但是，提出现今所谓萨伊定律的功绩应归于萨伊（1803）和詹姆士·穆勒（1808）。萨伊的论据是，生产本身会创造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因为生产者想售卖其产品的理由也就是他们想购买其他产品的理由。他们出售自己产品并不是想得到货币。当我们把交易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时，物品从来是彼此直接交换的。不清楚的是，萨伊究竟指的是上述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一种看法认为物品的过剩供给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零；另一种看法认为萨伊把这看作是一种均衡条件。

同萨伊对该市场法则的含糊不清的表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詹姆士·穆勒的说法明确得多。穆勒断言一般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对物品的需求来自收入；生产增长时，收入也增加了。穆勒说：“但是整个国家的共同支付方式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它们不存在于该国年产品或该国居民的年收入之中吗？但是，如果一国的购买力正好是由它的年产品来衡量，则情形无疑会是这样：你增加的年产品越多，通过你扩大国家市场的实际行动，该国的购买力和实际的购买就越多。”他进而断言一般过剩需求是不可能的。他说：“无论如何，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所创造的物品增量，恰好相当于同一时候所创造的新增购买力。因而一国绝不会自然地出现资本或商品的过剩储备。”对穆勒来说，一种商品的生产过剩暗含着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不足，暗含着生产的不平衡，而不是需求的短缺。

穆勒对萨伊定律的说明表示，尽管他把它作为一个恒等式，但其内容是指长期增长。萨伊定律能被用于说明需求不构成增长的障碍。因而穆勒能够断言，持续增长不取决于扩张国外市场：增长过程本身就会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贸易的宗旨不在于获取剩余产品，而在于获得不同于国内生产的商品。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当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马尔萨斯是他的一位先驱者，而对李嘉图的成功深表叹息时，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理论变得突出了。然而，马尔萨斯的论证与凯恩斯的论证是大不相同的。马尔萨斯所用的下述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工人的所得少于他们所生产的，所以奢侈的消费就是支撑需求所必要的了。【52】可以争辩说，只是因为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需求才足以使产品价值保持在工资以上。但更重要的是马尔萨斯关于保持平衡增长所遇困难的论证。假定储蓄太高，资本会积累得太快，供给将比需求增长得快。结果，利润会被压得低于维持积累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比率。利润下降的一个理由是，假定劳动的供给无弹性，生产的扩张便使工资提高。马尔萨想增加非生产消费，并不是为了鼓励需求而减少投资，以致把积累率减到可忍受的水平。可见，马尔萨斯所谈的问题更接近于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式，而不是更接近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模式。

李嘉图对萨伊定律的运用是很不相同的。他的体系的主题是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率之间的反比例关系。这是他下述论断的基础：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原因是不断升高的谷物成本。李嘉图以此反对斯密关于资本竞争压低利润率的理论。李嘉图认为，因为生产创造它本身的需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利用只要能带来利润，便也是无限的，无论资本多么丰裕，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别的适当理由使利润下跌……提供食物的不断增加的困难以及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之必要，是工资上升的唯一适当和持久的原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在萨伊定律问题上，如像在古典经济学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李嘉图的观点并不能作为整个古典经济学的代表，因为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理解萨伊定律作为一个长期均衡条件和作为一个短期恒等关系之间的区别。更能代表古典派对萨伊定律态度的是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若干未决问题》（1844）中，约翰·穆勒明确表述了萨伊定律的均衡说法。在考察对物品有效需求额必定是零这一论证时，穆勒说：“这一说法显然是以假定物物交换为基础的，而且该假定是完全无疑的……然而，如果假定在交换中使用了货币，那么这些命题就不再是完全正确的了。”在承认货币只是用来购买商品之后，穆勒指出：“利用货币的后果，甚至货币的效用，就在于使一次的相互交换（物物交换）行为分解为两个彼此分离的行为或活动；其中之一可以立即实行，而另一个则延至一年之后，或者无论什么时候，货币总是最方便的。”【53】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下述情形：“有时候，想尽快地脱手，将商品出售，但也有同样的倾向，尽可能长久地延期所有的购买。”对穆勒来说，如同对所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萨伊定律是用来反对“一国可能非常快地积累资本”这种理论的，他没有用它来论证一般生产过剩绝不会发生。

5.5 商业危机

奥弗斯顿和图克

商业危机早已司空见惯，但只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这种危机才被看作是波动或循环运动的某些阶段。注意并试图加以解释的两位经济学家是奥弗斯顿勋爵和托马斯·图克。奥弗斯顿（1837a）区分了循环的10个阶段：“我们发现（商业状况）受着各种周而复始的条件的制约；它显然周期性地出现在确定的循环之中。首先我们发现它处在静止（quiescence）状态——接着是改进（improvement）——信心增强（growing confidence）——繁荣（prosperity）——激动（excitement）——贸易过度（overtrading）——震动（convulsion）——艰难（pressure）——停滞（stagnation）——困难（distress）——又以静止告终。”

奥弗斯顿认为，一方面，波动的根源是各种实际的而非货币的因素。他说：“通货数量的波动永远不会是价格和贸易状况波动的根本和激动人心的原因。人心的浮动和自信的特点；对供求相对量的错误估算；季节变换；口味及时尚的变化；法令和政治事件；同我们有积极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条件的变动（令人激动或沮丧）；对这些同情心的各种伤害（群众往往因此被推到激动或沮丧状态）; ——所有这些，或者其中一部分，一般来说就是……贸易状况变动不定的最初的激动人心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货币因素不是波动的起始原因，但信贷波动是联结循环各不同阶段的主要因素，信用扩张使价格上涨，引起通货枯竭和取消兑换，结果使利率上升和信用收缩。在奥弗斯顿看来，信用的波动加重了循环，这使他得出结论：尽管通货是“次要的角色”，它难得发生波动，但是，“它对抑制或加快商业摆动的速度方面可能而且常常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奥弗斯顿把商业活动中的波动比拟为“大洋中汹涌的波涛”；他认为，货币改革（依照通货原理，即按照收支平衡状态发行银行券，【54】逆循环而动）能把波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减轻（虽不能完全消除）波动造成的损害。根据银行原理（满足“贸易的需要”）便不能达此目的。

图克在其《价格史》（1838）中也提出了关于循环的著名观点。他强调的是供求关系的意义以及储备品的变化。图克说：“处于上升状态的、最终会达到非常大范围的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出于预期短缺或预计消费比率不高而使供给下降，从而常常首先停滞，继而又被相反的状态所取代；同样地，长期的处于下降状态的市场，最终会发生储备品的减少，而消费却扩大了；这种情势是市场状况得以改善的先兆，也是各贸易部门繁荣期将至的先兆，这些部门以往的困境是由于价格低落造成的。”

尽管说法不同，许多论证也不见得准确，但是，在这两本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后来关于循环问题讨论中包含的许多论题。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将古典派在循环问题上的观点加以综合的是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穆勒的理论主要是一种投机性的循环理论。依照这种理论，对利润的预期促使人们利用信贷以增加购买商品，这反过来提高了价格，从而证实了先前对利润的预期，使支出进一步增加。穆勒步桑顿之后，明朗区分了借贷利息率和预期投资利润率，投资被看作是对这两个比率之间分歧的一种反映。在穆勒看来，价格最初的上升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投机过程往往导致价格过度高涨。当投资者觉察到价格升得太高，开始卖而不买时，下降趋势就到来了。价格跌落，商业发现自己处境困难。

穆勒认为，一方面，信贷扩张为价格上涨打下了基础；但是，他远不如奥弗斯顿那样强调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问题。现金和银行券不过是信贷的一种形式，甚至不是最大者。另一方面，穆勒也没有图克走得那样远，以为货币不影响价格。穆勒认为，货币和价格之间的联系取决于预期的情况。在市场静止状态下，图克关于增发的银行券会流回到银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人们已经有了花销的工具，但是不选用它。当市场处于投机状态时，穆勒看到，增发银行券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

穆勒认为银行特许法案的一个实际目的就是通过防止货币过度扩张来减轻商业危机。但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指出不是所有的危机都牵扯到投机活动。【55】例如，关于1847年危机，他认为起因于相当大部分资本信贷市场的收缩，这又归因于棉花的高价和对食物的空前的进口。此外，穆勒批评银行特许法案，因为信贷扩张只在不景气时才是适当的。穆勒引用了图克的下述论断：只是在价格开始下落之后，“对资本的不断增加的需求才会发生，市场利息率才上升，对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才日益关注”。穆勒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场合，银行券和其他可兑换纸币的倍增并不伴随和助长投机活动；但是当潮流倒转时，投机便会盛行起来，并且会开始感到各种困难。”穆勒相信增发银行券能缩小紧缩的影响范围，而把银行券发行同黄金联系起来不能达此目的，所以穆勒把银行特许法案所带来的种种益处看作是“用更大的损害换来的”。

通货原理的拥护者们赢得了胜利，因为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是以他们的观点为依据的，根据该法案进行的安排持续到1914年。不过，对这个结论必须做两点修正：[1]曾经有若干机会（虽然很少），就像危机中那样不得不停止实施该法案。在此期间，银行券发行超过了法案规定的范围，这种不同的做法却足以恢复信心。[2]有两个因素使该法案的规定所受的限制远比没有这两个因素时较少。19世纪中叶金矿的发现引起了通货供给的增长；支票的巨大增加使得对通货供给的限制的意义大为缩小。可见，尽管该法案仍在生效，但对它的批评（如穆勒提出的批评）并非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