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李嘉图的价值论与分配论

3.1 引言

【25】古典经济学无疑是由斯密开创的，他的《国富论》可能是直到1848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以前流传最广的经济学论著。不过，古典经济学远非限于对斯密观点的加工，它比这要丰富得多。斯密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关注依然在，但体现这种思想的理论大为改观了，这种思想本身也经历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一系列新前提（其中一些是作为对经济条件变化的反映而采纳的）的结果，又是一些新方法运用的结果。在这些新前提中，最重要的是为人口论和地租论打下基础的那些分析前提，因为在《国富论》中尽管也能找到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农业边际生产率递减律的某些蛛丝马迹，但是，它们在斯密理论中的作用同其在古典理论中的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方法论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李嘉图引进了抽象的纯演绎的论证方法。

人口与地租

古典的分配论和增长论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于1798年初版，后来又多次再版。这个理论的中心论题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假如出生率不为“预防性限制”所压低，那么，“积极的限制”势必起作用，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个理论暗含着如下论点：工资绝不可能远离（或在很长时期离开）生活所需之水平。如果工资上涨，人口必定更快增加，从而引起劳动供给的增加，把工资拉回到维持基本生活资料的水平。如果工资跌落到低于维持基本生活资料的水平，人口势必减少，直至工资回升到维持基本生活资料的水平。尽管对这个理论的解说，特别是对“生活资料”的解说，在马尔萨斯著作和古典经济学中大相径庭，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却为大多数古典派的经济著述打下了基础。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加上拿破仑战争期间可耕地的短缺（当时，由于战争的需求和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谷价和地租狂涨），为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要素——级差地租理论——提供了背景。这个理论虽然早在1777年就已被安德森提出来了，但只是在马尔萨斯和威斯特于1815年发现它后才变得广为人知。【26】

李嘉图的方法

虽然古典的增长论、价值和分配论的基本要素能在斯密、马尔萨斯、威斯特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但把这些要素总括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却是李嘉图的成就，他是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最伟大的建筑师。虽然他并未脱离斯密建立的一般结构，但李嘉图提出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斯密和李嘉图体系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李嘉图用的是长链的纯演绎法，而斯密用的却是同经验观察交错并存的短链论证方法。在这方面，詹姆士·穆勒是李嘉图的导师，穆勒要求把经济学命题搞得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的确定。这当然不是李嘉图的论证具有抽象性质的唯一原因，因为他还采纳了一种“典型案例”方法，他的大部分理论的论证方法使用了高度简化前提下的长期均衡条件。

虽然有这种感觉，既可以认为李嘉图在一种新理论中体现了斯密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看法，但也有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感觉，即这些看法本身业已变化了。斯密全力强调的是通过增进分工和资本积累实现增长的可能性，李嘉图及其众多后继者注重的却是增长的障碍。看法上的这种变化部分地可以归咎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这肯定能够解释某些新的前提条件。但是，可以说李嘉图新的抽象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受责备，因为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比起收入分配、储蓄和资本积累之间的较多机械性的关系，更经受不起李嘉图演绎法的检验。

3.2 谷物模式

收入分配

虽然李嘉图并不是通常所谓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创始者，但是，正是李嘉图最早为该理论成为严密连贯的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所谓“谷物模式”；李嘉图最初使用这个模式是在马尔萨斯论地租的小册子问世后不久发表的《论利润》（1815）一文中。为得出李嘉图的模式，【27】我们假定对食物（农产品）的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只由人口多少而定；假定资本和劳动以固定比例用于农业。资本可看作是流动资本，由收获之前维持劳动者所需要的食物储备所构成。又假定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服从于土地报酬递减律，如图3.1所示。

已知劳动力数量为ON，我们即可读出平均产量OQ，总产量为矩形OQXN。地租，依照李嘉图所说，是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剩余，即比生产率最低耕地有较高生产率耕地的剩余，这意味着总地租是矩形PQXY。换句话说，劳动和资本总共获得它们结合的边际产品是OP，还剩下不作为地租的产量怎样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问题了。我们可以依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以工人所需之生活资料决定工资，即OW。总工资是矩形OWZN，剩余部分WPYZ即是利润。

这个理论决定了农业利润，但依李嘉图所说，它也决定了工业利润率，因为利润率如有差别，资本家会将资本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者相反，以求得利润的增加。这使李嘉图得出了构成其经济学核心的结论：“资本的一般利润完全取决于用于土地的最后一份资本的利润。”

【28】对李嘉图来说，农业报酬递减律调节着整个经济的利润率。这暗含着两重意义。[1]如果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增加（要记住，它们被假定以固定比例投入生产），利润就必定下跌，不仅因为劳动和资本的平均产量减少了，而且地租的份额增加了。[2]如果工资率提高了，那么它唯一的影响是压低利润。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例关系。

资本积累和增长

只需给这种分配模式加上关于各阶级储蓄行为的假定条件，即可容易地将它转化为增长模式。李嘉图假定，工人和地主消费掉他们的全部收入，而资本家则将他们的收入全部储蓄起来。这意味着，只要利润是正数（如图3.1中的ON），资本就会增加。资本增加时，就业也会增加，因为劳动供给对工资是完全有弹性的。当资本和劳动增加时，它们的平均产量会下降，地租会上涨。因为工资率不可能下降，所以地租的上涨必定以利润的跌落为代价。这个过程继续到利润降低到零时，积累即告终止。资本积累仅仅对地主有利。

谷物模式

然而，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是前面未曾提及的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定，即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是单一商品——谷物或小麦。特别是，实际工资只指谷物，资本只含谷物品。要了解这一点的意义，我们必须假定，制造业生产率的增加降低了与农产品（谷物）价格有关的工业品价格。如果李嘉图的理论站得住脚，那么，制造业生产率的这一提高绝不影响利润率。然而，假定（例如说）工资取决于谷物价格和工业制品价格（工人生活资料可能由食物和衣服构成），以谷物表示的工资率将下降，这将提高利润率。因此只有在工资固定以谷物表示的条件下，李嘉图的理论才有效。由此可见，李嘉图对“谷物模式”（即假定谷物是唯一的投入和唯一的产出）的要求不只是一种简化的方便，因为利润只取决于农业报酬率的说法对李嘉图的原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3.3 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体系中的价值【29】

比较一下李嘉图和斯密二人的价值论，很容易看出，李嘉图想寻求一种比斯密理论更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不过，这只能说明他们二人在价值论上的一部分差别。在斯密体系中，价值论是用来说明一国经济的各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它是他的“一般均衡体系”的一部分。斯密关注的是发现一个价值的绝对标准，因为他想估价福利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于是谷物被选作长期之中较好的价值尺度，货币则是短期中较好的尺度。李嘉图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起因于他试图放松谷物模式的假定条件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他需要一种价值论，为的是能够加总，以便通过描述一种多商品的经济而得到类似于谷物模式的模式。为发现这样的理论，他才转向劳动价值论，并以非斯密主义的方式解说价值。李嘉图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或者它将予以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

在较详细地考察李嘉图的价值论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他的价值论同他的地租论的关系。为了得出他的价值论，李嘉图的第一步就是以下述假定排除开地租：“规定谷物价值的是用不支付地租那份资本生产谷物所必需的劳动量。”

这样一来，价值就能被减到两个要素——工资和利润。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它要求全部地租都是由价格决定的剩余。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对工资物品的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工人以固定比例消费物品，这不会引起问题：土地没有可供选择的用途，它的供给价格是零。但是，一般来说，土地可以有其他用途，这意味着生产成本将包括土地在各种用途上所得到的地租——它的供给价格。

不变的价值尺度

工资与利润成反比例，农业利润率规定工业利润率，这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两个中心原理。同把这些结果普遍运用到多种商品经济相关的问题是，当收入分配变化时，相对价值从而总产品的价值可能变化。其中的原因涉及资本，也涉及资本与劳动在不同行业中结合的比例各异这一事实。一方面，假定工资率上升，利润率下降。对于运用很高资本—劳动比例方式生产的商品来说，利润率的降低将超过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它们的价值会降低。另一方面，对于劳动密集的商品来说，价值会增加。

李嘉图的目的是要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在收入分配变化时，它的价值不变。如果他发现了这种商品，他也就发现了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因为用这个商品来衡量产品价值时将不受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30】结果是，假定实际工资率（用这个不变尺度衡量）上升，利润一定下降，因为依照不变价值尺度的定义，产品的价值不会变化。这暗含着如下意义：如果用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价值，那么，谷物模式所预示的东西就会转移到多种商品模式上。

李嘉图认识到，这样一种不变的尺度必须是以整个经济的平均资本—劳动比例生产的，虽然他多次想用谷物或黄金，但没有理由表明这两种商品中的任一种或当时的任何其他商品是以平均的资本—劳动比例生产的。李嘉图根本没有找出这种对他的模式来说如此重要的不变的价值标准。只有斯拉法（1960）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想象的“标准商品”，它包含由一国经济所生产的一组适当构成的物品。

资本

因资本在李嘉图以后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稍微离题，考察一下李嘉图的资本观点及其与价值问题的关系。李嘉图争辩说，商品价值所包含的不仅是直接投在生产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有两种观察生产和资本的方法，因而也有两种（如上所述）表述商品价值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资本看作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和中间产品的价值。价值或价格可表示如下：

P0=Lw+（L+r）（P1K1+P2K2+…），

其中，P0是产品价格，L是所使用的劳动量，w是工资率，r是利润率，P1和K1是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的价格和数量。换句话说，我们把生产看作包含同时皆可获得的各种物品。

李嘉图所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商品化为“标明日期的劳动”（“datedlaboury）。例如，为了生产出一块面包，需要在面包房花去一定的劳动，但在此前还必须磨出面粉；再往前还得生产出小麦……还得耕作；等等。照此看来，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它所需所有劳动的总和。然而，按照这种对生产的看法，劳动价值论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出劳动运用的不同日期，才能计算出适当的利息代价。商品价格可表示如下：【31】

P0=w [L0+（L+r）L-1+（L+r）2L-2+…]，

其中，L0, L1, L2……分别表示现时、上一时期、上上时期等所用之劳动。

以不同的资本—劳动比例生产不同商品时所出现的问题，在生产的不同时间结构的形式上又冒出来了。只要求现时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不会受利息率上升的影响，而要求在成品之前花费许多年劳动的商品的价格则大受利息率的影响。虽然李嘉图的问题集中于劳动价值论，但他提出的问题是所有研究资本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回避不了的。

3.4 工资基金与机器

用马尔萨斯的生活资料理论来解释工资会引起的问题是，该理论是一种长期理论。为了说明短期的工资，通常的办法是工资基金说。这个学说像其他工资学说一样，虽然也可追溯到斯密，但归之于李嘉图可能更好。李嘉图没有用过“工资基金”一词，但有这个概念，他用流动资本来表示用于雇佣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在这一说法中，工资基金被十分明确地解释为农业经济中的一部分资本，它包含从去年收成中节省下来以雇佣工人的食物以及新收成得到之前的生活资料。如果我们假定，预计支出工资的这笔基金是固定的（资本家的消费不变），则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将是矩形双曲线，W=F/N，其中F是工资基金。这种曲线如图3.1中FF′所示。已知劳动供给（短期中无弹性），即可得出工资率，可用它决定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

尽管工资基金说在古典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证明提高工资只能通过资本积累（也可获高利润），不能通过工人的团结；但是，对这一理论的更有意义的应用之一，是李嘉图用它表明，机械化（至少在短期内）与工人阶级利益是对立的。他的论证是，采用机器会使流动资本转移为固定资本。由于不再用劳动去生产食物，资本家便可以用一部分劳动力去生产机器。【32】结果是，在下一个时期，因为食物产量低于前一时期，所以用来雇佣劳动的食物基金减少。这或是减少就业，或是降低工资率。只有在以后的各时期，由于采用机器，提高了生产率，流动资本量才得以补充。

3.5 结论

李嘉图和斯密

斯密对李嘉图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分析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的联系的各种方法上受到斯密的启迪，而且李嘉图的许多特殊的假定也能追溯到斯密。不过，斯密赋予这些假定的意义远比不上李嘉图所赋予的意义：实际工资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联系；流动资本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农业报酬递减。去掉斯密体系中的一些特征并从中编制一种模式（只着重于可由单一函数关系研究检验）的结果，是把斯密理论转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某种东西。斯密（至少在多数场合）假定工业报酬递增和农业报酬不变，李嘉图则假定工业报酬不变，农业报酬递减。斯密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说明增长，李嘉图则全力强调资本积累。这样一来，不仅李嘉图的模式与斯密的大不相同，更不同的是他对经济发展性质持有非常悲观的看法。

李嘉图的地位

李嘉图无疑是经济思想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人们对他的影响的性质持有不同看法。熊彼特曾论及经济推理中的“李嘉图的缺陷”:“总的相互依存这个广泛观念曾萦绕在杜能的脑际，但也许从未使李嘉图有片刻困惑。他的兴趣在于得到具有实际意义的明确结果。为此，他把那个总体系切成碎片，又捆扎成尽可能大的几个部分，再把它们放进冷库——于是尽可能多的东西就被冰冻和‘假定’起来，接着他把一种简化了的假定堆到另一个假定上，直到用这些假定把一切都整理一番之后，得出少数总变量，表明他根据这些假定所揭示的各种单一的单向关系之间的关系；这样，最后，所希求的结果几乎作为同义语就出现了。”熊彼特接着引述了李嘉图关于利润只取决于小麦价格的原理，指出这个原理只在其他条件都给定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上面已经概述的关于机器的讨论。在那里有许多极端限制性的假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随意的，而这些假定对于结果却是很重要的。【33】

熊彼特的这个评论自然很对，但对于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状况而言未免过分严厉了。发展斯密的经济学从来有许多途径，而保证（至少在英国）朝着演绎推理的路线，利用逻辑分析得出（尽可能严密地）各种假定条件含义的，应当首推李嘉图。用布劳格的话来说，“如果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分析机械和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堆实际的成果，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嘉图发明了经济学的方法”。这说明为什么19世纪许多杰出经济理论家（其中包括在经济学方法上与李嘉图很不相同的人）都承认他的杰出地位。这些经济学家的典范包括马克思、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

熊彼特和布劳格的看法虽然看上去是互相抵触的，但他们实际上都是正确的。可以用以下论断将这两种看法协调起来：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质疑，不在于他运用了抽象法，甚至也不在于他用了简化的假设，因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用于严密的演绎推理；质疑在于对从这些简化模式所做出的预言的过分相信。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所要求的不仅是揭示出一定的假设条件的含义，而且是描述出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在同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比较时，他们想暗示经济学遵循着类似方法，而且，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以类似于欧几里得和牛顿原理确定性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正是李嘉图推理的这个方面为熊彼特的责备敞开了大门，也是李嘉图经济学成为如此众多争论的对象之原因。用一位现代评论者的话来说：“他的极大的理性活力给古典经济意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烙印发源的体系，否则便简直不可能阅读并理解古典经济文献。”不仅如此，对1870年后也是这样，因为李嘉图的体系虽已被抛弃了，但李嘉图的影响却延至19世纪末和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