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亲历“文革”否定法治的切肤之痛，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道路的深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民主法治形成了强烈希望并开展了持续探索。回首执政党主导的求索之路，可以清晰观察到中国法治建设的两条脉络。其一是从规范、制度体系的文本创制到法治理念、精神的纵向提升；其二是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重点攻坚到社会各方面事业全面法治化的横向延展。于前者，在经历十余年的摸索后，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并于1999年载入宪法。21世纪以来，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进具体的制度文本的建立健全，另一方面着手从观念层面建设法治。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组成，多法律部门有机统一的有形法律体系于2010年初步建成；党中央亦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5年），“弘扬法治精神”（2007年），“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2009年）同步致力于无形的法治观念载体的发掘与培育。于后者，1997年提出的依法治国旨在“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2007年十七大报告要求的“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体现出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的日益深入；2012年年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提出，其实质是对法治建设的全方位展开。

在依这两条脉络构建的中国法治发展时空坐标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法治社会”被鲜明地提到建设议程。然而，法治社会的内涵如何，怎样理解其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相关范畴的关系？法治社会的地位如何，怎样判定其在法治发展、社会发展和中国转型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法治社会的特性如何，如何描述法治社会的基本样态？法治社会如何建设，怎样达至法治社会的目标理想？对上述问题，学术界还缺少系统性回应，本章尝试对此作一整体性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