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有心还是无意

——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

一、相关诸说

192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返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地质学家丁文江——一个改变他学术命运的人。这年8月，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发现，大量铜器外流。10月2日—24日，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邀请并资助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勘探专家谭锡畴前往新郑对该遗址做进一步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虽然这项工作因当地土匪作乱而草草收场，但却促成了李济在学术界的声名，并直接导致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主动寻求与他合作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在征询了丁文江的意见之后，李济接受了弗利尔美术馆的合作邀请。

1925年夏，李济回到母校清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12月下旬，弗利尔美术馆专员毕士博（Carl Bishop）提出由该馆提供经费资助李济做野外工作，这才有了次年2月李济的汾河流域调查。在后来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一文中，李济写道：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在动手发掘之前，需要先作个初步调查。因此，我们商定，由我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作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

正当李济准备前往山西开展考古调查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恰好也要派袁复礼到同一地区进行地质学的田野调查。袁复礼早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学过考古学，1921年回国后又曾与安特生在甘肃做过两年考察，“对史前考古学极感兴趣”，于是李、袁二人决定结伴同行。1926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从北京出发，沿途调查，到3月26日，“袁先生去完成专门的地质考察任务”，而李济本人则“在这一天径直朝北行进，返回北京”，结束了此次汾河流域考古调查。

这次为时月余的考古调查以及当年冬季李济在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早已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甚至被誉为“西阴奠基，泽滋百世”。但在《调查报告》中，李济对于为何选择汾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却未着一词，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与文献记载尧舜禹的都邑在晋南有关，如李济之子李光谟就推测：

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地址究竟是如何选定的，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大体是：一者因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全都在山西的西南部，而考古工作并不能完全脱离纸上的史料载籍。

李济的学生杜正胜也说：

中国考古学萌芽伊始所表现的浓厚史学倾向，早在李济与傅斯年合作之前，他发掘西阴村的动机就很明显了。……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他所以决定发掘，部分是这位置正处在传说夏王朝——中国历史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

而专治中国考古学史的陈洪波则说得更加明确：

之所以选择山西下手，李济有一个直接的考虑，就是因为《史记》上讲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他的考古观，就是为历史研究服务。所以，中国考古第一锹落在山西，实在并非偶然。

他并说：

考古队于1927年（引者按，当为1926年）10月10日到达西阴村。据李济的说明，之所以选择西阴村而不是交头河发掘，除了这个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而这恐怕也正是令北京学术界兴奋不已、翘首以待的原因。

此外，一些专门从事夏商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张立东就认为：“西阴村的发掘不仅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而且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工作。西阴村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杜金鹏的看法则相对谨慎，他认为“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发掘目标的田野工作，始于著名前辈学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的豫西考古调查”，但“在田野考古调查中，结合古文献中有关史料去探寻夏代遗迹，最早大约是李济、袁复礼于1926年在山西夏县对‘夏后氏陵’的调查”。陈星灿的看法也类似，他说，“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美国福利尔美术馆的第一次合作，选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虽然……没有明说是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把调查和发掘地点选在夏文化传说最盛行的晋南地区，不能不说有他特殊的历史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