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伍尔夫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评论界对伍尔夫的研究从其生前一直持续至今，由最早的现代主义形式技巧分析转向政治文化语境批评，其中就涉及伍尔夫对帝国和女性问题的看法。根据戈德曼（J.Goldman）的《伍尔夫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伍尔夫批评可以大致分为现代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研究阶段。本文将照此梳理，重点关注后殖民批评对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探讨，就其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伍尔夫生前就得到英美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在其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评论家们仍旧关注其颇具特色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1945），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之《棕色的袜子》（The Brown Stocking），罗伯特·汉弗莱（Robert Humphrey）的《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Novel，1954），梅尔文·J.弗里德曼（Melvin J. Friedman）的《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Stream of Consciousness：A Study of Literature Method，1955）等重点分析了伍尔夫对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多视角叙述、时空蒙太奇、象征隐喻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创新，从不同角度对伍尔夫的创作实验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凸显了其作为现代主义先锋的身份和地位，但完全割裂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1984）中通过分析作品所体现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认定伍尔夫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彻底改变了批评界对伍尔夫“唯美主义”的片面认识，将伍尔夫研究转向与现实的对话。随着伍尔夫日记、书信和传记的陆续出版，心理传记派批评家们更加关注伍尔夫的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与生活可以相互印证，正是她对未知生活与普遍真实的强烈好奇成就了她作品中的“顿悟”与“存在的瞬间”［《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位作家的一生》（Virginia Woolf：A Writer’s Life，1984）］。由于伍尔夫患精神分裂症的事实被公之于众，一些评论家便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其特殊的心理状态上。露易丝·德萨尔沃（Louise A.Desalvo）通过透视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家庭乱伦和性暴力现象，描写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幼年受到同母异父兄弟的性侵犯，并揭示了这些伤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她日后的生活和创作《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性骚扰对她生活及创作的影响》（Virginia Woolf：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Her Life and Work，1989）。伊丽莎白·阿贝尔（Elizabeth Abel）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心理分析小说》（Vi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 of Psychoanalysis，1989）以心理分析学为切入点全面研究了伍尔夫的创作历程。对伍尔夫的心理学研究打破了伍尔夫研究前期将其创作形式化的认识局限，为探索其作品与现实的关联开辟了通道。
双性同体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南希·巴赞（Nancy Bazi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力求通过在同一个体内建立男女气质的和谐平衡追寻缺失的整体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观》（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1973）。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的《走向双性同体》（Towards Androgyny，1973）认为双性同体使人从社会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这并非强调两性的平衡而是否认社会强加的两性差别。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提出质疑，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8）中探讨了伍尔夫受损的女性身份，她认为伍尔夫对女性愤怒地排斥是一种试图从自我异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无望努力。帕特丽莎·斯塔波斯（Patricia Stubbs）在《妇女与小说》（Women and Fiction，1979）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伍尔夫借双性同体观逃避现实，未能重塑女性形象。评论家们对伍尔夫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各执一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后现代研究则从文化、政治视角剖析伍尔夫小说对主体、文明、现代性、战争、公共/私人领域的重构。马基科·米努品克内（Makiko Minow-Pinkney）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主体问题》（Vi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1987）一书中借用德里达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伍尔夫的作品，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体现了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叙述、写作、主体的界定的颠覆。帕米拉·考费（Pamela Caughie）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后现代主义》（Virginia Woolf and Postmodernism，1991）在批判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应将伍尔夫置于后现代主义叙事和文化理论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从多元化视角理解其作品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安娜·斯奈斯（Anna Snaith）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跨越私人和公共领域》（Virginia Woolf：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2000）指出传统研究只关注伍尔夫的私人空间，而近期研究又过分强调伍尔夫在公共领域的作为，实际上伍尔夫扮演了游走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双重角色。克里斯汀·弗娄拉（Christine Froula）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现代性》（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War，Civilization，Modernity，2005）将现代性视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交流与和平的永久革命，肯定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现代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现代理论的颠覆性和不确定性将伍尔夫研究置于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使其向纵深领域发展。
以叙事学为理论导向研究伍尔夫作品的代表人物主要有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玛利亚·第巴提斯塔（Maria DiBattista）、J.W.格雷厄姆（J.W.Graham）和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其中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将叙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对伍尔夫叙事学研究的政治转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1982）一书中将《达洛卫夫人》中的叙述者与《名利场》、《米德尔马契》和《巴塞特郡纪事末尾》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进行比较，将其视为“从故事中个体存在的集体精神经验中脱胎而出的普通意识或社会心理”[39]。第巴提斯塔也注意到这一特征，认为伍尔夫与其他现代派作家的不同在于“她的小说保留了叙述者的形象，把叙述者看作无处不在并具有渗透力的在场”[40]。结合伍尔夫的早期创作，格雷厄姆在研究《海浪》这部被公认为是其现代主义美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时分析了伍尔夫在视角问题上的进退两难，并得出结论：伍尔夫放弃叙述者的理由显而易见，但保留叙述者的理由却深沉有力。[41]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则指出伍尔夫用以替代传统叙述者的叙事形式带有微妙的霸气，列举其小说分散叙事权威的行为和混淆叙述者与人物声音的策略，以此阐明伍尔夫“应用明显的缺席来建立在场，用显而易见的多样性建立单一的叙述声音”，将叙述模式与性别身份相结合，通过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来建构女性权威。[42]兰瑟高度关注伍尔夫分散叙述者权威利用小说人物来行事的叙述结构，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人物叙述所构成的一种拥有普遍意识的总体性结构，以拉姆齐夫人牺牲自在自我的身份换取人际关系中多种身份的母性来掩盖潜在的自我中心欲望为例，分析其用叙事缺席掩盖叙事在场的技巧，用“无所在”以求“无所不在”的双重叙事结构来实现女性叙述声音从“虚构”向“权威”的重心转移，在批判男性霸权的基础上建构了女性权威。不难看出，对伍尔夫作品的叙事学研究聚焦于内隐叙述者和双重叙事结构，从以文本为中心、将作品视为独立的体系逐渐发展为将作品视为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作品与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的联系，但主要集中于性别政治的探讨，未对其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展开全面研究。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伍尔夫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简·马库斯（Jane Marcus）1992年发表的论文《大不列颠统治〈海浪〉》（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首次以后殖民理论视角分析伍尔夫的作品，揭示了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共谋。与此看法相左，帕特里克·麦吉认为伍尔夫以一种疏离的姿态揭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但这并不能为其介入开脱。[43]而博埃默则综合了前两种看法，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立场归结为帝国主义态度与反殖民主义情绪并存。[44]2004年马库斯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性别、种族、民族等概念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互动交叉，认为在伍尔夫对帝国主义批判表象背后暗藏着其利用种族身份摆脱性别劣势并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深层动机，通过解读《奥兰多》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分析了女性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的共谋。正如萨克所言，伍尔夫的性别政治观点受限于她对种族问题的理解，帕特里克·麦吉在《言说他者：现代后殖民写作中的价值问题》（The Question of Value in Modern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中指出伍尔夫在《海浪》中突出了欧洲框架内的性别意识形态，但却未质疑反而放大了帝国主义话语对被殖民者的定义。简·伽里蒂（Jane Garrity）挖掘出伍尔夫从女性视角改写体现男权意志的民族叙事背后的殖民主义空间隐喻，并以《海浪》为例分析了伍尔夫以女性身份夺取男性地域所创造的整体感的女性帝国主义策略。菲利普斯（Kathy J.Phillips）以《远航》中的女性人物伊芙琳为例分析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女性自我的扭曲：“伊夫林由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她的愤怒，就把这种不满情绪转化成危险的殖民探险热情。……像伊夫林这样不安分的愤世嫉俗者并非有志于改变英国现状，而是无意识地接受了诉诸武力的海外扩张，帮助宣传她们原本明确反对的帝国意识形态。”[45]在《现代主义、种族和宣言》（Modernism，Race and Manifestos）中，劳拉·温克尔（Laura Winkiel）阐释了类似的观点并提出一个对伍尔夫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十分有价值的问题：“伍尔夫政治言论中所倡导的先锋式解构怎样才能提供空间从反殖民立场对抗盎格鲁-欧洲的种族神话，并且挑战种族和民族的性别化界线？”[46]总体看来虽然英美批评界对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围绕伍尔夫对帝国的批判和认同展开，同时将性别和种族身份问题化，大大丰富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研究，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尽如人意，将伍尔夫称赞为帝国主义的批判者还是将其指责为共谋者似乎永无定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伍尔夫作品的翻译及简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系统的评论，现今已取得一定成果，包括11部已出版著作，12篇博士论文，240余篇硕士论文和800余篇期刊论文。关于伍尔夫的国内研究述评共有4篇：罗婷和李爱玉的《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2002）、高奋和鲁彦的《近20年国内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述评》（2004）、杨莉馨的《20世纪以来伍尔夫汉译与研究述评》（2011）、高奋的《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2011）。简要梳理了国内伍尔夫译作及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国内伍尔夫研究的现状。与西方学术风向相呼应，国内的伍尔夫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现代主义创作、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研究、叙事学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几个方面。瞿世镜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1989）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1996）详细探讨了伍尔夫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内的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林树明在《战争阴影下挣扎的弗·伍尔夫》（1996）中指出伍尔夫对男权的批判与她对战争的批判紧密相连。葛桂录的《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另一种阐释视角》（1997）以小说中女性主义人物莉丽为着眼点，揭示了边缘人物对中心人物话语霸权的解构。王建香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的立场》中分析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文章，认为伍尔夫的女性立场就是建构女性自我。姜云飞在《“双性同体”与创造力问题》（1999）中探讨了艺术家的双性特质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李娟的《转喻与隐喻——伍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2004）从文体角度探讨了伍尔夫作品中两性共存意识的生成过程。袁素华的《试论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2007）通过分析《奥兰多》对双性同体的演绎指出其精神实质是强调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张舒予在《论伍尔夫与勃朗特的心灵与创作之关联》（2003）中通过研究大量的文学历史资料证实了伍尔夫与勃朗特姐妹的内在联系。王丽丽的《追寻传统母亲的记忆：伍尔夫与莱辛比较》（2008）对比了两位女作家追寻女性传统的相似痛苦和建构女性创作的不同取向及结果。李爱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双重解构下的生态自我》（2009）分析了《雅各的房间》对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及其生态自我的呈现。杨莉馨的《〈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2010）分析了雷切尔旅行经验中所体现的“女性成长史”[47]，揭示了伍尔夫批判男权话语与帝国意识共谋的决绝与矛盾。国内的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主要从批判帝国战争和父权中心体制、女性自我、双性同体观、通过和其他女作家的比较构建女性传统，以及结合生态批评等方面展开，将性别问题放置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探讨，使之朝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向发展。伍尔夫的后现代研究也呈现出繁荣之势，杜志卿、张燕的《一个反抗规训权利的文本——重读〈达洛卫夫人〉》（2007）运用福柯的理论分析小说中的规训权力运行机制和被规训者的生存状态。秦海花的《传记、小说和历史的奏鸣曲——论〈奥兰多〉的后现代叙事特征》（2010）从文类模糊、元小说特征、历史文本化等三个方面剖析其后现代特征。吴庆宏的《〈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2010）分析了《奥兰多》的狂想式虚构对英国社会发展史的重构。不难看出，伍尔夫的作品在后现代权力关系和虚实模糊的后现代文本特征的观照下显现出巨大的探测空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采用叙事学理论解读伍尔夫作品的论文与著作主要有申富英的《〈达洛卫夫人〉的叙事联接方式和时间序列》（2005），李梅红的《伍尔夫小说的叙事艺术》（2007），蔡斌、李小娟的《从叙事距离看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反讽魅力》（2009）和郝琳的《唯美与纪实 性别与叙事——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2005）。申富英认为，伍尔夫在小说中以四种联结方式为纬，以四种时间序列为经，“编织了坚韧缜密的叙述框架，不仅使零乱的意识碎片聚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使小说的意义更加深远”[48]。李梅红通过叙事主体、时间塑性和结构设置的分析强调了伍尔夫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关注及其对过分依赖物质性表现的传统文学的颠覆。蔡斌、李小娟聚焦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和小说人物的距离变化，以此探讨伍尔夫小说所展现的反讽艺术。郝琳从伍尔夫的小说中挖掘出双声性话语和多角度叙述这两个显著特点，从总体上揭示伍尔夫借助男性权威建构女性自我的叙事策略。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如陈静的《发出女性的“声音”——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2007），孙萍萍的《伍尔夫叙事艺术的女性主义特征》（2008），周文革、匡曼丽的《彰显女性身份 突出女性声音——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2008）等基本重复了郝琳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与西方学界一样，国内学者关注伍尔夫小说中以叙述者为核心的结构张力，对伍尔夫作品的语境拓展也大致集中于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开发。
从2005年起，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并呈现出蓬勃之势。尹锐在《公学战争殖民地——论伍尔夫小说中的帝国主义》（2005）中通过对《雅各布之屋》和《达洛卫夫人》所体现的公学、战争、殖民地等问题的分析，揭示了作为宗主国作家的伍尔夫对处于帝国主义晚期的大英帝国的矛盾心态。许芳和蔡青的《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2005）认为伍尔夫将殖民和被殖民的对立、种族、贫困和无归属等世界矛盾“归纳于资本主义内部，以伦敦、欧洲为文化核心地，来对边缘殖民地进行同样协调规划”，因而小说“就其社会文化本质而言，是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矛盾的艺术化产物”。[49]谢江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形象》（2008）探讨了伍尔夫对大英帝国既拥护又不满的矛盾心态。朱艳阳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双重语境》（2011）关注伍尔夫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成员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的双重身份，揭示其小说中殖民和反殖民的双重话语。李博婷的《从女权思想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犹太写作》（2012）揭示了种族因素在伍尔夫表达女性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了伍尔夫建构个人独特的女权书写对“犹太性”的利用。綦亮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论伍尔夫的文化帝国主义》（2012）认为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吕洪灵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角度入手，认为旅行在伍尔夫“的笔下不仅仅是休闲的观光，亦成为体现人类中心和西方中心这双重统治逻辑的载体”[50]。张燕、杜志卿在《从〈达洛卫夫人〉看伍尔夫矛盾的帝国情怀》（2014）中指出，《达洛卫夫人》中与帝国故事相关联的人物命运及其生活体验反映了作家矛盾的帝国情怀。或许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国内对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也始终纠结于伍尔夫对大英帝国认同和批判的矛盾，以帝国为参照，伍尔夫的女性身份呈现出殖民和被殖民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不确定性的阐释框架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没有进一步创新的空间。
评论界虽然已从各理论视角对伍尔夫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突破了早期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而转向政治文化语境批评，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探讨仍然局限于后殖民理论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基于自我、他者、混杂性等理论术语而导致的阐释绝对化或模糊化倾向，要么将女性视为帝国的批判者或共谋者，要么把女性定义为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者，这种理论阐释框架在关注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时并未对大英帝国的发展阶段及统治方式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将这种批评方法应用于任何同时涉及帝国与女性主题的作品时都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后殖民理论为他者的自我赋权提供了参考策略，但以策略为先带动身份建构的批评思路将伍尔夫定义为女性帝国主义者，显然违背其本人对于父权统治与帝国战争之关联的分析与批判。如何使自我赋权的策略与自我身份的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为依托对伍尔夫的创作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伍尔夫复杂的帝国女性身份？这正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