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时尚的重要性：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Lucy相约一起做头发。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叫你打车的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大波浪拉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她建议我烫成小卷——时下比较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260元的韩国烫发水和150元的国产烫发水之间选了后者，Lucy立马对发型师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产的烫发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好。”我没有坚持，尽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候，我只需要付国产烫发水的价钱，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Lucy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Lucy，26岁，广州本地人。3年前与一位香港已婚的建筑师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她在广州的日子看起来光鲜惬意，她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用雅诗兰黛和迪奥的化妆品，背LV包包，挂Gucci的手机链；每日与朋友们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

Lucy是我访谈的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的年轻女性中的一个。和Lucy一样，她们大多时尚靓丽，跟着有钱的男人，过着高消费的生活，符合大众对于“二奶”的寻常想象。可是，很少有人询问，时尚消费对她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被男人供养”又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贪得无厌”又想“不劳而获”？

社会学家指出，消费除了满足个体的需求之外，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情感意义，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一些学者指出，消费往往是一种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的行为，比如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经典阐述中谈到，人们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凡勃伦，2009）。消费不仅是一种“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人们往往通过为他人购买和赠送商品来表达关心和爱意，从而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Zelizer，2007）。在消费主义日益兴盛的当今社会，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主导，形成某种高度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化”（Illouz，1997；Miller，1998）。一些新近的研究还指出，消费日益成为在社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人们购买特定的物品或服务，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不如说更多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以享有社会交往的平等机会。比如，社会学家Allison Pugh通过对儿童消费文化的研究提出“尊严经济”（economy of dignity）的概念，意指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Pugh发现，流行的玩具和消费经验构成了儿童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话题，即儿童“尊严经济”的重要筹码，如果缺乏被群体认可的消费经验，就容易被排除在群体生活之外，难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群体归属感（Pugh，2009）。

在本章中，透过这些广州本地女性的经历，我将探讨在消费文化兴起、城乡流动和阶层变迁的背景下，时尚消费如何形塑了城市女性的社会生活，并与她们的身份认同、个体尊严和社会归属发生紧密的关联。与此同时，我还将展示女性的消费经验高度受制于当地的性别文化和实践。一方面，由于女性缺乏在市场获得物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她们的消费能力高度依赖亲密关系中男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方面，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耀的。下文将以Lucy的经历为例，描绘和分析一部分广州本地女性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以期呈现在性别文化、消费主义和社会网络交织中都市女性的亲密关系经验和认知，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