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一。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它不仅是一部通俗地宣传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材，而且也是一本放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不仅俨然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权威的身份出现，而且摆出一副现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姿态。《经济学》一书仅直接提到马克思名字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萨缪尔森歪曲历史，不顾事实，任意曲解、攻击和诬蔑马克思主义，自我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
一、关于异化概念
在最近两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现出了十分异常的兴趣。他不仅企图把异化概念说成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首要概念，而且竭力强调异化概念在当代的意义，宣称异化概念是“引起我们时代巨大兴趣的重要概念”。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近来竟会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确实是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怪现象。
其实，只要对萨缪尔森的著作做一点剖析，这种怪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讨论、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哲学中的异化问题、经济学中的异化问题、其他学术领域中的异化问题，纷至沓来，汇成了一股异化热。萨缪尔森不过是西方这股异化热在经济学中的一个代表。
用“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这是在西方异化热中常见的一种手法，是不少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惯用的一种手法。萨缪尔森是这种手法的模仿者。他说：“今天，人们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登峰造极之作《资本论》了。……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马克思，即1844年以及写作《共产党宣言》以前的年轻的马克思。”又说：“人们对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的兴趣逐渐减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年轻时作为黑格尔左派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
读到这里，人们自然会发问：是什么人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人只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马克思”感兴趣？萨缪尔森的笼统的、含糊其词的说法，不过是在故意制造混乱，以便混淆视听。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研究重点的变化，只能说明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重点的变化。他们的兴趣，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学者的兴趣。
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重点和兴趣同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重点和兴趣存在根本的区别。《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一系列成熟的经典著作，是常青的真理之树。它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研究马克思的重点和兴趣所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仅仅研究成熟的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事实上，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成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的同时，还在研究刚刚成为马克思的马克思，并且在研究成为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研究，才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是怎样成为马克思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些研究，才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是怎样逐步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的，怎样逐步摆脱费尔巴哈、李嘉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完成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的，怎样以两个伟大发现为重要根据，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一句话，这些研究会有助于更加深刻地领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与此相反，萨缪尔森提出改变研究方向，主张研究“青年马克思”，主张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的其他不成熟的著作，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他的真正目的是企图用成为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来反对成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
不过，这里我们应当顺便给萨缪尔森这位马克思学专家讲一点常识，因为他关于马克思的知识是如此贫乏，以致把“写作《共产党宣言》以前的年轻的马克思”说成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马克思”，弄出有失于学者体面的笑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的问题早已做了科学论述。恩格斯曾经指出：“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列宁也曾经指出，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政治上一贯警觉的萨缪尔森，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丧失了自己的阶级警惕性，竟把《共产党宣言》以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当做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以前的著作。他不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包含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包含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这一理论萌芽20年后在《资本论》中发展成科学理论。
用异化概念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统一起来，这是在西方异化热中可以见到的又一手法，是另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所采用的手法。萨缪尔森也是这种手法的模仿者。他说：“在马克思坐在英国博物馆中掌握李嘉图和剩余价值理论很久以前，他的黑格尔式的批判就使他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已变成了异化的机器零件这一事实。当我们带着这个观点来仔细地重新阅读《资本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异化的概念。”
萨缪尔森刚才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用“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现在一下子又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统一起来，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位毕生始终如一的异化论者。
诚然，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以前的一些著作中和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以后的一些著作中，都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似性。事实上，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异化概念的内容、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在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在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时期，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开始用异化解释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论著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居于中心地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结果，又是马克思离开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异化劳动问题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异化问题。
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期内，马克思不再把异化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的理论工具，不再把社会历史解释为人通过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异化并扬弃异化而复归的过程。社会历史中的异化现象本身只有依靠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才能得到说明。
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时期，马克思不再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简单地解释为人的本质对人的异化。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确实在一些地方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异化不再是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的主要概念或占中心地位的概念。相反，异化概念成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一个只具有从属意义的概念，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只有依靠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所有这一切，萨缪尔森似乎都毫无所知。他企图在异化概念的基础上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统一起来，当然绝不仅仅是出于无知。所有这样做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是别有用心的，这就是以肯定异化理论为名，妄想达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并进而否定以此为根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萨缪尔森当然也不例外。
萨缪尔森追随新黑格尔主义者，宣扬黑格尔继续活在马克思主义之中。他说：“人们发现了马克思1858年为写作一部巨著而做的笔记，即所谓《大纲》，他本来打算只把《资本论》作为这部巨著的一部分。我们从《大纲》中可以看出：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不再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错误的。”
这纯粹是主观臆断。从这一论断可以看出，这个无根据地讥讽马克思主义者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的萨缪尔森，自己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没有读过马克思早一些时候的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因而信口开河，断言马克思在《大纲》中还没有超越黑格尔。其实，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的时期只限于1843年夏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以前。马克思为了解决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1843年夏写了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认为，国家和法是所谓客观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断言“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而不是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马克思的研究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果：国家和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国家和法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得出的崭新的见解是：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黑格尔思辨思维的批判以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其他文章，表明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就异化概念而论，这时马克思也已经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初出版的《神圣家族》，进一步反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理论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为科学地解剖“市民社会”提供了钥匙，为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通过剩余价值揭穿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开辟了道路。就异化概念而论，这时马克思不仅早已离开黑格尔，而且也已经离开费尔巴哈。
说到萨缪尔森提及的《大纲》，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那已经不是什么“超越黑格尔”的问题。这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部草稿。从方法论来说，马克思采用的不是黑格尔的倒立着的、神秘化了的辩证法，而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经济理论来说，马克思正是在这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就异化概念而论，它对剩余价值理论只具有从属的次要的意义。马克思不再把它看做人的本质对人的异化，而是看做决定人的本质的生产关系对人的奴役，看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萨缪尔森关于《大纲》没有超越黑格尔的断言，毫无根据。
萨缪尔森不只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异化问题，而且还进而企图把异化问题仅仅归结为工人由于变成了异化的机器零件而产生的对劳动的厌倦感。他说：“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当他仍然处于新黑格尔主义者的阶段，还没有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有预见地觉察到了现代工业所引起的非人道的 (以及非人性的！)厌倦感。在他的思想成熟以后，虽然他强调的方面有所改变，但是，却从未忘怀于厌倦感。”请看，在萨缪尔森笔下，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老年马克思”，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的马克思，还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的马克思，都不仅始终只是一个异化论者，而且异化的核心内容始终只是指现代工业的专业化和分工所引起的“厌倦感”。
当然，把异化说成是一种心理状态，这并不是萨缪尔森的什么创见，而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先于萨缪尔森提出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属于心理感受论，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萨缪尔森，这位大谈1844年的马克思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权威，看来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读过。要不，怎么会把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内容丰富的学说仅仅归结为一种“厌倦感”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做了系统研究和充分的阐述。异化劳动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异化的结果：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的价值就越低；或者说，物的世界越是增值，工人的世界就越是贬值；工人的产品越完美，他自己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他自己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工人就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就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第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行为本身异化。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工人不是自愿劳动，而是被迫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工人同自己的生产行为本身异化，决定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第三，工人同人的类本质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由于工人同自己的生产行为本身异化，由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因而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第四，人同人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生产行为本身相异化、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萨缪尔森曾经说过不要做把头钻在沙子里的鸵鸟，那好，就请把头从沙子里伸出来看一看吧，异化劳动造成的上述四个结果难道是什么“厌倦感”所能概括的吗？
在这里，没有必要同萨缪尔森讨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同他讨论马克思这时在像“人的类本质”这样的问题上所受到的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有必要在这里告诉萨缪尔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绝不只是一个什么“厌倦感”的问题，而是他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最初的分析和最初的理论形式。异化劳动的分析已经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 (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不仅如此。异化劳动的分析还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萨缪尔森怎么没有看到呢？是读到这里时突然产生厌倦感了，还是又把头钻进沙子里去了呢？
在把异化归结为“厌倦感”时，萨缪尔森扬言，现代资本主义正在消除劳动者的厌倦感，或者说，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正在扬弃。他在列举了一些资本主义大公司等作为例证之后说：“参与者都能分享民主权利的制度，可能是只有丰裕社会才能买得起的一种奢侈品；但是，在那个丰裕社会里，僵硬的等级制度中老一套统治和服从关系已经站不住脚，精明的公司会发现，它再也不能享受这一奢侈品，来断然拒绝有厌倦感的劳动者想有更多的自主权和使工作有意义的要求。”萨缪尔森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论述，并对马克思表示了一番恭维。然后，他笔锋一转，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已经意识到并正在实现马克思的理想。
至此，事情已经十分清楚。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现出巨大兴趣的动因，就在于企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异化，并把异化仅仅归结为厌倦感的手法，来达到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颂扬现代资本主义的双重目的。
至此，人们也就不会为萨缪尔森以下的这段话所困惑不解。他说：“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我们不能听任它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这无异于说，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颂扬现代资本主义，萨缪尔森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关于劳动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知道，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早在1868年，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从庞巴维克到萨缪尔森，所有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不从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着手。萨缪尔森知道，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铁一般的逻辑，是驳不倒的。因此，要加以攻击，就必须先加以歪曲。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第一次批判地证明了的科学理论。“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萨缪尔森为了抹杀马克思的科学贡献，首先把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核心的劳动价值理论歪曲成为约翰·洛克的理论。他断言洛克已经“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并把马克思和洛克相提并论，叫做“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洛克的传统的 ‘劳动价值论’”。
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洛克做出过一些贡献。然而，他并不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建立者。在《政府论》中，洛克提出了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于劳动”的论点。但是，他根本不懂得商品有两个因素，不懂得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有二重性。事实上，他所说的价值，是指使用价值；他所说的劳动，是指具体劳动。这样，洛克比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奠基者威廉·配第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因为他把配第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正确命题变成了错误命题。实际上，洛克的价值理论不是劳动价值理论，而是劳动使用价值理论。
问题不在洛克，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在将近三百年前写《政府论》的洛克懂得劳动二重性。问题在于这位俨然以马克思学学者自居的萨缪尔森。他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洛克的所谓劳动价值理论视为同一理论，这如果不是出于对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无知，便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萨缪尔森如此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确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先把马克思科学地区分的商品的两个因素只归结为一个因素，即使用价值，把马克思科学地揭示的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只归结为一种性质，即具体劳动，然后通过其他西方经济学家之口，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可以不用 ‘劳动价值论’……这一装饰品而得到”，说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取决于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果真只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装饰品”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果真“可以不用”劳动价值理论就能“得到”吗？马克思经济理论果真“没有实质性的问题”是依靠劳动价值论解决的吗？当然不是。只要有一点马克思经济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无论是商品和货币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还是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也无论是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还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都无一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如果没有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正是根据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的原理，论证了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揭开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
萨缪尔森关于劳动价值论只是“装饰品”, “可以不用”等断言，实质就在于妄图抽掉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础。否定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他知道，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才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于“历史萌芽时的伊甸乐园”。他不仅声称劳动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无用，还进而断言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害。萨缪尔森说：“学者们在争论，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以及他是否想把它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短期或长期的情况。”接着，萨缪尔森十分武断地宣称：“应该指出：以它的简单的形式而论，即使在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也会导致不正确和没有效率的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使用。”
真有点蹊跷！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用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导致劳动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不正确使用和没有效率的使用？
原来是这位精明的萨缪尔森把自己弄糊涂了：他把价值同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混为一谈，把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同新创造的价值混为一谈，把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混为一谈。萨缪尔森用庸俗的生产费用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价值论，说：“该理论似乎否认稀缺的土地和时间因素也是竞争成本和真正的社会成本。”按照萨缪尔森所信奉的生产费用论，从供给方面说，价值决定于生产三要素即劳动、土地、资本的均衡价格，也就是决定于工资、地租和利息。透过生产费用论的三棱镜，劳动价值论就幻变成只承认把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的均衡价格列入生产成本，或者说，只承认把工资列入成本，而否认“稀缺的土地”和“时间因素”也是“竞争成本”和“真正的社会成本”，或者说，否认地租和利息也是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经过如此幻变之后，萨缪尔森便认为，本来，在三种生产要素的每一种都有价格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价格将对包括劳动资源和非劳动资源在内的全部资源的分配起调节作用，有效地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确保资源的正确的和最有效率的使用。可是，由于只承认劳动而否认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构成生产成本，所以就不能发挥生产要素价格对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分配的调节作用，这就导致了资源的不正确的和没有效率的使用。萨缪尔森断言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害并宣告“劳动价值论的终结”的逻辑就是如此。
作为一个马克思学学者，萨缪尔森连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生产成本概念、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以及价值增殖过程的概念都分不清楚，未免太可怜了。还是请他重读一下《资本论》吧。商品的价值是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生产过程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形成过程。劳动过程是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因此，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价值形成过程是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过程，因此，只有劳动本身才转移旧价值并创造新价值。在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形成过程同时就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具体劳动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c)转移到商品中去，抽象劳动不仅再生产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v)，而且创造出剩余价值 (m)。(请萨缪尔森注意，劳动价值论不是只适用于什么“历史萌芽时期的伊甸乐园”，而是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等于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c)、劳动力价值 (v)、剩余价值 (m)之和。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则是按照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它等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和生产成本是两个不等的量，前者大于后者。决定资本家的竞争能力的是生产成本的高低。萨缪尔森所说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构成的“竞争成本”或“真正的社会成本”，则应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它等于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萨缪尔森对这一切都没有弄清楚，就宣称劳动价值理论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说明萨缪尔森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陷入了价值决定于收入的庸俗泥潭，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他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还没有弄清楚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时，便武断地反对科学。
萨缪尔森还对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资源的分配之间的关系妄加评论，这太缺乏自知之明。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萨缪尔森，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将会越来越合理地使用劳动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肯定会越来越有力地提高经济效益。这一切，用不着萨缪尔森来说三道四。我们倒要奉劝萨缪尔森，还是忙你自己的事去吧。滞胀，使你走投无路。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的夹攻，使你左右为难。你还是为资本主义的命运和你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命运担忧去吧！
萨缪尔森用来对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他说：“马克思想在劳动上找到一个表示价值的共同标准。现代的观点是：在解释两种物品——例如亚当·斯密所举的著名例子：鹿和海狸——的相对价值或相对价格时，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供给(取决于生产的困难程度)和需求 (取决于爱好和财富)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我们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交换或价格比例。'”萨缪尔森在这里所说的“现代的观点”，当然是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马歇尔的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均衡价格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萨缪尔森在用边际效用说明需求曲线时，除在正文中沿用基数效用论之外，又在附录中补充了序数效用论。以折中主义著称的萨缪尔森，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之间也搞折中。他说：“现代经济学者发现：在解释价格—数量需求曲线时使用哪一种具体方法来衡量效用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某些经济学者仍然喜欢用内省方法，而另外一些经济学者……希望能用 ‘行为方面的’，而不是内省方面的方法……不论使用上述哪一种方法，都肯定可以得到市场需求曲线的一般性质。”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萨缪尔森说明供给曲线时用的是边际成本。萨缪尔森把自己修补后的均衡价格论叫做“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综合”。他在宣扬这一“综合”时，也没有忘记向“公有制国家”推销。他说：“供给和需求的交点有助于解决经济计划人员所企求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的最优福利点。”实际上，萨缪尔森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综合”是各种新旧庸俗理论的综合。他从资产阶级庸俗理论武库中搬出了所有他认为有用的武器：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基数论、序数论、边际成本论、均衡论等。可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萨缪尔森的新旧武器却已用尽，技已穷矣。
萨缪尔森也许会说，他在反对劳动价值论方面还有重要的一手，这就是他重新发现了《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一卷的矛盾，证明了劳动价值理论是多余的。的确，萨缪尔森多年来发表过不少文章，攻击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在内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费很多笔墨来具体评论萨缪尔森的这些文章。这里只需指出一点，那就是，萨缪尔森的这一手，本质上不过是庞巴维克的故伎重演。从用边际效用论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到编造《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萨缪尔森可以称为当代的庞巴维克。
对于站在垄断资本立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萨缪尔森来说，“当代的庞巴维克”这一称号也许不会使他感到耻辱，相反还很可能使他引以为荣，因为萨缪尔森本人说过：“我既然是熊彼特的儿子，那就是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孙子。”请看，这就是萨缪尔森的一幅绝妙的自画像！
三、关于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彻底弄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继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又一伟大发现。
萨缪尔森深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关键性概念是有关 ‘剩余价值’的概念”，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一概念“企图 (a)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性质，以及 (b)说明经济发展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十分害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说：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如果正确的话，这看来是对资本主义的罪行的一个严重判决”。因此，萨缪尔森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剩余价值理论。
萨缪尔森反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手法经常变换。有时，萨缪尔森装做“以同情的态度介绍马克思的概念”，像广告商似地招引“想欣赏成熟的马克思的传统经济学的人”来阅读他编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介绍；有时，萨缪尔森似乎在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命运感叹，说马克思“运气不佳”，并且自我解嘲地说：“谁能说预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不受运气的影响？”有时，萨缪尔森自己脱掉同情的伪装，公开攻击剩余价值理论，胡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手法不断变换，目的始终如一，这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用不着反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如果萨缪尔森真的不害怕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能驳倒剩余价值理论，他就应该如实地介绍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高度严密而精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的总公式，分析了劳动力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考察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价值增殖的秘密，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指出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划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考察了反映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分析了资本主义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具体形式，研究了剩余价值到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关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是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可是，萨缪尔森一不介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二不介绍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二因素的学说，在勉强介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又只字不提这种划分所依据的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这一重要原则，而是把马克思对资本的这一科学区分曲解成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活劳动”和“死劳动”或“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区分。
故意丢开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就必然歪曲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在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问题上，萨缪尔森不敢说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是说什么“剩余价值是在道德上没有理由的超过劳动成本的加值”。他所说的“劳动成本”，不是指劳动力价值，而是指“活劳动”与“死劳动”之和，或“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之和。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也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创立了完备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萨缪尔森不敢面对这一事实，而是用“活劳动”或“直接劳动”来偷换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这一科学概念，以制造混乱的手法达到歪曲剩余价值概念的目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定不包含伦理的或道德的判断，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也看做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可是，萨缪尔森却企图把伦理的或道德的判断强加在马克思的规定之上。在歪曲剩余价值概念时，萨缪尔森还说：“由土地或机器的成本造成的费用的增加，都代表财产所有者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从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里压榨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剩余。”在这里，萨缪尔森又故意搅乱问题，把资本主义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同生产资料占有者参加瓜分的剩余价值混为一谈。实际上，对资本家来说，生产成本或费用只包括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在商品生产中实际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剩余价值的获得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任何成本或费用，这种获得完全是无偿占有。
上面提到，在攻击劳动价值理论时，萨缪尔森曾经宣称劳动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来说是不必要的。这里，萨缪尔森在攻击剩余价值理论时，又玩弄同样的伎俩。他说，如果马克思生活在现代，“那么，即使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他也可以简单地假设低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再一次不需要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帮助”。萨缪尔森明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关键性概念”，可是现在却说可以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他企图把剩余价值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假设的结果，即低工资和高利润这一假设的结果。萨缪尔森在很多场合用各种不同形式宣称低工资和高利润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不符，因此他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不存在剩余价值。萨缪尔森十分荒唐地声称，“剥削”只是字典中的一个词，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现象，就像人们想象出一个完美的上帝而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因此而存在一个上帝一样。
萨缪尔森所做的结论的辩护性十分露骨，所用比喻的荒谬性也一目了然。萨缪尔森应该知道，剩余价值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重商主义的见解，他们以为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古典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配第在地租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斯密在地租和利润的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李嘉图则在利润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研究过剩余价值问题。因此，剩余价值不是经济学辞典或经济百科全书中的一个词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难道只要萨缪尔森说一声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了吗？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才第一次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恩格斯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萨缪尔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萨缪尔森煞有介事地感叹剩余价值理论的“运气不佳”。其用心很明显，无非是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过时了，一百多年前的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适用了。
“过时”说是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采用的说法。萨缪尔森在这方面并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根本性质。在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或若干企业联合垄断生产和市场的情况下，工人仍旧是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仍旧是靠占有资本来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者。垄断丝毫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相反，由于资本和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垄断企业，由于垄断资本追逐高额垄断利润，因而垄断首先意味着少数资本巨头对工人的剥削的加重，意味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的加深。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垄断组织同国家政权相结合，直接利用国家政权全面干预经济，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首先意味着少数金融寡头对工人的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现代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些变化了的具体形式，例如，在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时，注意到不能把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名义工资，还应当考虑由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而引起的减少或增加雇佣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一系列因素；在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企业的利润时，注意到不能只考虑本企业的雇佣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还应当考虑由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而使垄断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攫取的其他企业工人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小生产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以及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收入；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的问题时，注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结构的变化，即注意到参加剩余价值生产的除了雇佣工人这一基本生产者之外，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科技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等等。但是，这一切只能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是正确的，马克思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有效的。剥削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各个时期中完全相同，变化的不过是某些具体形式。因此，“运气不佳”之类的胡诌，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敌视态度的萨缪尔森的一种主观愿望。
萨缪尔森最得意的似乎是，他“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存在“不合逻辑之处”。萨缪尔森宣布：“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的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
萨缪尔森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我们不可能根据新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来推测，英国或美国的失业后备军在1867年或1967年究竟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五十；也不能推测，资本主义的实际工资究竟是按年均-5%、+3%、0还是任何其他的数值来变动。”萨缪尔森说得振振有词，殊不知，他的论据根本没有证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部的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相反却证明萨缪尔森这位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内在逻辑是如此地无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是什么预测某一年份或某一时期失业率或实际工资变化率的经济数学模型，而是揭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本质关系的科学理论。在失业后备军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产业后备军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指出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揭示了失业率变化的趋势。在工资问题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工资制度是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而建立的制度，揭示了工资的本质，指明了由于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实际工资变化的趋势。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率和工资变化率进行预测，但这只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而不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任务。
萨缪尔森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马克思所声称的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劳动者贫困化的规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他自己的概念体系中推导出来。”萨缪尔森又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指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出现的下降的趋势。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趋势，马西和休谟，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都已经注意到并且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但是，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不懂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不懂得资本有机构成，因而不能正确地说明他们所观察到的客观趋势。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并取得竞争中的优势而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后果。这就是，在日益增大的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可变资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即使在剩余价值量不断增大和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也会出现下降趋势。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但是，同样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在不变资本的量增加时，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起来。因此，同样一些规律，会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而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十分显然，马克思正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学说是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样，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也是建立在对剩余价值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正是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下出现的一种客观趋势。萨缪尔森信口胡言“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劳动者贫困化的规律”无法从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推导出来”，因而放肆地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合逻辑”。人们会看得很清楚，不合逻辑的不是别人，正是萨缪尔森自己，因为他把对《资本论》的无知当做攻击《资本论》的充足理由。
萨缪尔森用来对抗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价格理论。这种理论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均衡价格，妄图否认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这种理论把利润说成是什么生产要素的“内在”收益或“自我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收益”，把利息说成是货币资本的均衡价格，把地租说成是土地的均衡价格，妄图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否认利润、利息、地租是剩余价值分割成的各个部分或转化形式。生产要素价格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收入和各种形式的剥削收入全都说成是生产要素的价格，硬说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是由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扬言每一生产要素都获得了自己应得的一份报酬，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其辩护性十分露骨。其实，萨缪尔森宣扬的生产要素价格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生产三要素论”、“边际生产力论”和“均衡价格论”等旧庸俗经济理论的混合物。
四、关于资本积累理论
在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时，萨缪尔森在《作为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公然宣称他不仅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且反对马克思的积累理论。
资本积累理论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阐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和对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萨缪尔森很害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他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制度会下降到穷人处于完全贫困化的Z点 (从而，流血革命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萨缪尔森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首先十分武断地宣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同事实不符，扬言要把不符合事实的经济理论送进历史博物馆。他断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的基本事实是：人口在不断增长，但其速度远远慢于资本数量的增长，从而造成“资本深化”；实际工资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向；在长期中，工资和薪金相对于财产总收入的份额基本上保持不变，劳动的份额也许稍有上升；利息率或利润率在经济周期中上下波动，但没有强烈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据此，萨缪尔森狂妄地要求“放弃”马克思考察资本积累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说：“人们不能正确地宣布 ‘利润率 [或利息率]下降的规律’而同时又宣布 ‘工人阶级贫困化 [实际工资下降]的规律’。……人们必须在竞争的模型中放弃马克思的 ‘两个规律’中的一个或两个。”
在这里，为了否认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萨缪尔森用“资本深化”偷换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科学概念。所谓资本深化，是萨缪尔森等人用来表示相对于劳动的资本增长的概念，他们认为“资本深化”是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资本增长速度所引发的结果。和萨缪尔森等人的“资本深化”不同，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用来表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指相对于可变资本的不变资本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原因在于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家想方设法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必然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萨缪尔森用“资本深化”概念来否认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声称“资本深化”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增长速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否认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这一客观事实。萨缪尔森还进而宣称，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日益扩大的失业后备军”已经“显著收缩”。事实究竟怎样呢？既然萨缪尔森乐意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我们就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失业情况。美国在1948—1949年的经济危机中，全失业人数最高达492万人，全失业率为7.9%；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中，全失业人数和全失业率最高时分别为507.9万人和7.5%；在1969—1970年的经济危机中，全失业人数和全失业率最高时分别为503万人和6%；在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中，全失业人数和全失业率最高时分别为825万人和8.9%；在1981—1983年的经济危机中，全失业人数最高时为1200万人，全失业率最高时为10.8%，创造了美国40年来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纪录。英国和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情况也十分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失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危机期间失业严重，而且在经济回升甚至高涨阶段仍然存在相当可观的失业人数和相当高的失业率。可见，违背事实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萨缪尔森自己。
在攻击马克思的积累理论时，萨缪尔森着重攻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他任意歪曲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把这一科学的工资理论诬蔑为“铁的工资规律”，断言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是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在做了这样的曲解之后，萨缪尔森又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直接画上等号，硬说“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就是指“实际工资下降”。然后，萨缪尔森找出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工资有所提高的例子，宣称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上实际工资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势。据此，萨缪尔森妄图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事实，并进而妄图否认马克思的积累理论。
其实，萨缪尔森的手法相当拙劣。他的论据根本不能成为否定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证明，却再次成为他根本不懂马克思的证明。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向萨缪尔森讲一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有关常识。在工资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还没有摒弃劳动价值就是工资最低额这一错误观点。在1847年年底写的《工资》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出工资相对下降和绝对下降。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相对剩余价值增长和劳动力价值下降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仍然可以提高。他说：“相对剩余价值的存在和增长根本不要求工人的生活状况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根本不要求他的平均工资总是只给他提供同一的、量和质既定的生活资料。……相对剩余价值甚至可以不断增长，因而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平均工资的价值可以不断下降，但生活资料范围、从而工人的生活享受仍然可以不断扩大。”在1862—1863年写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重农学派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的观点，指出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做不变的量，以为这个量完全取决于自然，而不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史发展阶段。在1865年写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报告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因此，劳动力价值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在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关系，指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的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生活资料的数量。因此，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价值能够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铁的工资规律”做了详尽的批判。
萨缪尔森如果还有一点尊重事实的态度，就应当看到：第一，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铁的工资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第二，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只能等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额，而是强调劳动力价值还决定于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马克思没有把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实际工资下降等同起来，相反，他认为实际工资可以提高，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价值下降和实际工资提高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相反，由于劳动力价值同剩余价值相比不断下降，因而这种对立不断加深。由此可见，萨缪尔森用来攻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的全部论据，都站不住脚。
萨缪尔森自以为发现了马克思积累理论的“矛盾”，即所谓“利润率 (或利息率)下降的规律”和“工人阶级贫困化 (实际工资下降)的规律”之间的“矛盾”。萨缪尔森在把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实际工资下降等同起来以后，把利润率下降趋势同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对立起来，认为如果存在利润率下降趋势，就不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如果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就不存在利润率下降趋势。很明显，这个所谓矛盾，并不是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也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中的矛盾，而只是存在于萨缪尔森头脑中的矛盾。萨缪尔森分不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不清剩余价值和利润，分不清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也分不清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揭示的趋势。马克思在假定可变资本量已定和剩余价值率已定，也就是假定剩余价值量已定的前提下，考察了在不变资本量不断增大时的利润率变化的趋势。马克思发现，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然后，马克思又考察了阻挠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剥削程度的提高和工资的压低。马克思发现，这些因素不会消灭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但会减弱它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平均利润下降的趋势，是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也是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总资本相比不断地相对减少，也就是，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结果导致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在资本积累的同一过程中，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或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又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全面地考察了资本积累的结果，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了表面上似乎矛盾而实际上具有内在联系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萨缪尔森把表面上的矛盾当做他的重大发现，用来攻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进而攻击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这除了暴露他对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的无知和仇视之外，什么也不能说明。
萨缪尔森曲解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的又一手法，是他声称存在所谓的“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通过这一手法，萨缪尔森一方面企图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同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企图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同索洛的所谓新古典积累模型混为一谈。
在积累问题上，李嘉图的科学见解和庸俗观点交织在一起。他无批判地接受了斯密的积累来源于收入的节约这一说法，并且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斯密关于积累全部用做工人消费基金的观点。李嘉图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因而关心积累甚于关心纯利润，只把纯利润看做积累的手段。他认为，积累的速度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因此，他要求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李嘉图注意到了积累对资本构成的影响，他发现，用于购买机器和原料的资本比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增长得快。李嘉图承认利润是积累的唯一动机，积累动机会随利润的下降而下降。
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积累来源于收入的节约和积累全部用做工人消费基金的说法，指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仅意味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而且意味着转化为不变资本。马克思汲取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利润是积累的唯一动机的观点，指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积累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发现，积累规模决定于剩余价值量的大小。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因素，如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预付资本的大小，都是影响积累规模的因素。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购买机器和原料的资本增长快于购买劳动 (力)的资本增长的分析，创立了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揭示并论证了资本积累造成日益增多的产业后备军的必然性。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积累同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因此，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同李嘉图的积累理论虽然有一定联系，但是存在原则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索洛的积累理论或经济增长模型不仅和马克思的积累理论根本不同，而且和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也有着原则区别。索洛从传统的庸俗经济理论出发，假定在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不存在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竞争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降到正好使需求等于供给，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状态。在此假设下，索洛用所谓生产要素的可代替性的观点分析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而不是生产要素的需求。索洛模型所讨论的是所谓均衡增长的速度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按照他的观点，产量增量等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之和。与此相适应，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各自的边际产量。在索洛模型中，积累使资本成为一个变动的因素，通过对产量—资本系数的调整，经济体系会趋向于均衡点，在均衡点上，均衡资本增长率等于均衡产量增长率。索洛模型的实际结论是，现代资本主义存在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工资趋向于不断提高而利润率趋向于不断下降。索洛模型是以生产三要素论、边际生产力论、均衡论等庸俗理论为基础的，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看做只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问题，宣扬陈腐的完全竞争观念和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竭力否认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的失业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等严重后果。
萨缪尔森硬把极不相同的李嘉图的积累理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索洛的积累理论拉在一起，搞成什么“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积累模型”。这固然是为了鱼目混珠，妄图把庸俗的索洛模型同具有一定科学因素的古典积累理论，特别是同马克思的科学的积累理论联系起来，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阉割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的精髓，抹杀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科学分析，妄图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仅仅归结为对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劳动、产量等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说明。
五、关于经济危机理论
萨缪尔森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歪曲为这样一个论点：“随着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和购买力缺乏，经济周期和危机日益严重，一直到一次最后的灾难性的萧条给资本主义敲响丧钟。”他诬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科学论证只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预言。萨缪尔森以嘲笑的口吻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一次危机中崩溃，那么，他们是白等了。”
十分明显，萨缪尔森的这些说法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严重歪曲。在这里，萨缪尔森企图把马克思的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贬低为“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这种理论把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消费不足。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消费不足论。例如，19世纪初期的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劳动者消费不足，20世纪初期的霍布森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占有者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太大导致储蓄过多从而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的主观心理规律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些都属于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西斯蒙第)，可以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依据 (霍布森)，也可以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同形形色色的消费不足论没有任何本质的共同之处。马克思证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劳动群众消费不足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一个方面。
萨缪尔森还企图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说成是一种崩溃论，似乎马克思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危机中崩溃。实际上，任何形式的崩溃论，包括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都是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不相容的。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时，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所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证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表明，社会化的生产力正在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但是，只有在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成熟时，通过革命，才能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会等待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自行崩溃。
萨缪尔森竭力削弱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巨大意义，说什么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只是“对经济周期提出了某些技术性建议”, “把技术更新同资本积累和生产周期联系起来”。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完整的理论，对危机的实质、可能性、根源、周期性、阶段、物质基础、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做了深刻的科学分析。萨缪尔森只孤立地从中抽取出物质基础这一点，把这一点同马克思的整个危机理论割裂开来，企图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因素的观点。当然，马克思绝不会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忙。固定资本更新只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绝不是危机的根源。要是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固定资产的更新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萨缪尔森用来对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是所谓“外生理论”和“内生理论”相结合的综合理论。所谓外生理论是指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之外的某些事物的波动”的危机理论，即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周期的理论，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太阳黑点或星象、战争、革命、政治事件、金矿的发现、人口和移民的增长、新疆域和新资源的发现、科学发明和技术改良”。所谓内生理论是指“在经济制度本身之内寻找导致经济周期的自我推动的机制”的危机理论，即内部因素导致经济周期的理论，这些内部因素包括收入和投资的变化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为了表示内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萨缪尔森精心设计了一个乘数和加速数交互作用的经济数学模型。外生理论的辩护性和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这种理论把经济危机的根源推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去，甚至从地球上推到别的星球上去。内生理论其实同样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的，因为这种理论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寻找危机的根源，而是把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投资和收入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归结为乘数和加速数的交互作用。乘数是以边际消费倾向这个主观心理因素为依据的，而加速数是以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之比这个技术因素为依据的。因此，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乘数和加速数的交互作用，实质上是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主观心理因素和技术因素的作用。
萨缪尔森向马克思主义者挑战，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恶化的经济周期显著收缩”，衰退的可能性“现在要比过去为小”，小到已经成为“偶然”现象。自我陶醉的萨缪尔森竟然感到有必要“对经济周期重新下定义”：“即使绝对的增长没有消失，处于潜在的发展趋势之下的迟缓增长也可以被称为衰退。”
萨缪尔森显然有点得意忘形。不过，他高兴得太早了。历史和现实是无情的。在经济危机问题上，受到历史和现实嘲弄的不是别人，正是萨缪尔森自己。萨缪尔森如果不是健忘的话，理应记得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经济周期唱挽歌”这一说来也许令他感到害臊的事。1970年，萨缪尔森拿出了他的《经济学》第8版。被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长命的经济扩张冲昏头脑的萨缪尔森，在“为经济周期唱挽歌”的标题下，颇为得意地问道：“经济周期是不是已经死亡？新经济学是不是像现代医药结束了小儿麻痹症和天花一类疾病那样，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这一灾难？”不过，1929—1933年大危机的惨痛教训使萨缪尔森不敢过于得意，他说：“回顾1929年，就在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前，专家们还在说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永久繁荣的 ‘新时代’。神对于那些过分骄傲的人，采取了报复措施。”为了不做这种“过分骄傲的人”，萨缪尔森审慎地回答说：“经济周期已经被驯服了，即使它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的事。”1973年，萨缪尔森又拿出了他的《经济学》第9版。在以上这些问题上，他未做任何重要修改。
万万没有想到，“神”对于萨缪尔森这样一类不算“过分骄傲的人”竟然也“采取了报复措施”。《经济学》第9版出版之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萨缪尔森还没唱完经济危机的挽歌，一场新的危机就已经到来。好不容易等到这场危机结束，萨缪尔森于1976年拿出了《经济学》第10版，偷偷地删去了原来的“为经济周期唱挽歌”的标题，无可奈何地换上了“今天的经济周期”这一新标题。“经济周期是不是已经死亡？”这类话不见了，现在读到的是：“宣布经济周期的死亡未免为时过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期间最严重的1973—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周期告诉我们，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伴随着我们。”
这里还应注意一下，在1980年的《经济学》第11版中，那个把经济危机说成是“处在潜在的发展趋势之下的迟缓增长”的“新定义”也不见了，现在读到的是：“混合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 ‘滞’的部分的政策导致 ‘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 ‘胀’的部分的政策又导致 ‘滞’的部分恶化。因此，可以看到我们仍然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1版出版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又经历了比1973—1975年经济危机严重得多的1981—1983年经济危机。历史和现状一再证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一再宣告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危机理论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萨缪尔森下一步又将如何动作，还是等着瞧吧。
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攻击，都落在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上，即落在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上。萨缪尔森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贬低为“社会预言家”的一种预言，说什么“被预言为必然的时间表——野蛮状态到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暂时变成了一种神话”，断言“实际发生的事实并不符合这种时间表”。萨缪尔森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的理论诬蔑为“黑格尔式的”预言，宣称认为《资本论》“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运动规律”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看法”。他时而大声叫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预见“非常错误”，时而压低嗓门奉劝人们“不要过分相信那条据说被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即历史的一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特定的下一阶段所代替”。
被萨缪尔森用来对抗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是所谓“混合经济的运动规律”。萨缪尔森说，未经社会预言家的允许，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可以比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得更好”的、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10。
究竟什么是“混合经济”呢？请看萨缪尔森自己的解释吧！他说：“我们的制度在两种含义上是混合的：政府限制私人的主动性；垄断的成分限制完全竞争的作用。”经这一解释，人们明白了，所谓“政府限制私人的主动性”，就是指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所谓“垄断的成分限制完全竞争的作用”，就是指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垄断和竞争并存。可见，所谓“混合经济”，原来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而不是什么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没有埋葬资本主义，而是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因而最终必将被它自己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掘墓人所埋葬。
萨缪尔森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看起来气势汹汹，实际是色厉内荏，他常常无法抑制地流露出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情绪。在《经济学》的一开头，他就忧心忡忡地说：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1867年，在马克思逝世后又出版了两卷)。十亿人，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把《资本论》看成是经济学的真理”。他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说，“在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政治神经紧张的萨缪尔森到处看到马克思的影响，甚至在他自己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也发现了马克思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更使得萨缪尔森不安，他说：“整个世界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兴趣”, “中国在历史上一向处于贫穷状态这一事实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穷的地区消灭贫穷，那么，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将会仿而效之”，那时中国就“将成为世界各地左翼运动的楷模”。
萨缪尔森的忧惧情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忧惧情绪的一种反映。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面前，萨缪尔森的否认或忧惧都无济于事。历史进程尽管有曲折，但总是按照自身的运动规律向前发展的，萨缪尔森竭力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为之辩护的理论，最终是要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