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开端源自一次始料未及的崩溃。

1969年10月29日，一台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价值700000美元的Sigma7计算机，给一台位于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稍微便宜点儿的SDS 940机器发送了一条信息。

1969年10月29日的一次大崩溃

洛杉矶分校的这台计算机看起来功能强大。超过半打冰箱那么大的部件在一间专门为其准备的房间里摆了一圈，一位专家坐在放于房屋正中打字机一样的控制台前，操控着整台计算机。

但当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发送的这条信息——LOGIN（登录），沿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上时，在收到字母G之前，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计算机就崩溃了——虽然单词的字母是逐个输入的。

在重新编程之后，洛杉矶分校又重新发送了这条信息，而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计算机成功接收到了。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就这么上线了。1

后人经常称这次传送为“互联网的诞生日”，在各种会议、书籍、演讲和新闻报道中都被广为传颂，人们用铭牌纪念着它的荣耀。一位在洛杉矶分校做过网络工作的人用一种特殊的语言重述了首次登录的失败：“第一条信息就这么发送了，互联网说，看啊！”就像某种警示。这条消息确实充满了预言的意味。2

当然，这条信息并没有这么多含义。这条“LOGIN”的信息就像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说的那句“华生先生，过来一下”的计算机版：不过是一种用来确认信息是否收到的简易方法。无论这条信息的成功传送对今天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在1969年，它根本算不上重大成就。只在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还有一点点的掌声，这点掌声让参与此项目的人也松了一口气。不过，新闻办公室并没有报道，也没有记者在关注信息是否得到了成功传送。洛杉矶分校的日志记录里也就只有简单的一句算得上是认可：“2230和SRI主机对上话了。”在大学里，五角大楼给这个新网络提供了资金，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一家叫作博尔特·博拉奈克和纽曼（Bolt Beranek and Newman）的小公司生产了设备并编写了大部分软件，大多数参与这项网络开发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次传送。

硬闯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

3年前，也就是1966年，在离硅谷5000公里远的华盛顿特区，罗伯特·泰勒和他23岁的新助理巴里·韦斯勒（Barry Wessler）吃过午饭正往回走。更准确的说法是：泰勒在走，韦斯勒得小跑才能跟上他。泰勒34岁，身体瘦小，烟斗里升腾起的烟雾模糊了他的面容，这张脸不止让一个人想起约翰·肯尼迪。泰勒从来都是风风火火的。每天早上，他开着昂贵的宝马503，从马里兰州郊区的家里以最快速度一路驶来，轮胎“尖叫”着开进五角大楼的停车场。他拿着沉重的硬皮公文包，嘴里叼着烟斗，大步流星地穿过五角大楼的大厅，前往自己位于D环楼的办公室。泰勒灵巧地穿梭于骑着三轮车的士兵之间，这些士兵在五角大楼无尽的走廊和楼层间的坡道上骑行，投递邮件。有时候，泰勒不来办公室，直接从机场飞波士顿、匹兹堡或者帕洛阿尔托，检查他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情况。每年，他都有1500万美元的预算用以推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泰勒和韦斯勒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这里监管着美国国防部的各项研究提案。泰勒掌管着该机构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虽然他支配的1500万美元的预算只是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2.5亿美元年度预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他可以把这些资金全部投入到计算机技术上。3

国防部相信，高级计算机技术能够给美国带来一些优势，泰勒本人也对计算机抱有热忱的信念。他认为，没有什么技术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人类所有的事业”。不仅如此，他还非常自信地认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美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他相信计算机技术能够帮助美国赢得冷战。4

和助理走着走着，泰勒忽然停了下来。“我们走另一条路！”泰勒经常叫嚷着说话，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没耐心。他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韦斯勒紧随其后。

几分钟之后，他们径直穿过了E环楼，“大人物”的办公室就在由秘书把守的厚重木门里。泰勒欢快地说了一句“嗨，我就进去和他说几句话”，就绕过了助理国防部长的秘书。秘书还没来得及站起来，泰勒就打开门溜了进去，然后坐在了助理国防部长的对面。

助理国防部长看到泰勒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瞠目结舌。才过了几分钟，泰勒就已经在抱怨五角大楼里拜占庭式的严格交流规定了。他指出，一个人如果要想和一个比自己的等级或地位高的人说话，按照规定，低位者的秘书需要致电高位者的秘书，来预约一次通话，然后，在事先约好的时间，低位者的秘书需要再次给高位者的秘书致电，然后高位者的秘书将高位者请来前就让低位者在电话旁等着。“做这么多就只是为了跟一个人说几句话。”他抱怨道。

就这么硬闯进一个比自己级别高好几级的人的办公室，泰勒恰恰违反了每一条规定。

这时，大吃一惊的助理国防部长站了起来，眼冒怒火，他的秘书开始道歉。

泰勒开始谈自己办公室资助的项目，以及他感到兴奋和有所顾虑的地方。韦斯勒注意到，助理国防部长走回了自己的座位，打发走了秘书，开始倾听，并不断点头。5

我想建造一个网络

泰勒认为，官僚体系的主要作用就是阻碍交流，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阻碍人们共享想法和获取反馈更让他恼火的了。和任何得克萨斯人一样，泰勒喜欢美式足球，泰勒总是为自己在大学里因为个子太矮不能参赛而感到懊悔。在整个职业生涯里，他把与官僚体系的每次交锋都当成一次需要运筹帷幄的新战局。他应该快速冲锋，就像他在助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一样，还是应该拿捏局面争取一些优势？巧设策略和坚定信念都可能带给他想要的东西。

泰勒运气很好，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对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赫兹菲尔德来自维也纳，是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在一段纪念他的文字里，有这样一句：“一位华盛顿的老手，听得出高级扯淡，也不怕直言指出。”6他俩的一次非正式交谈，起因也是泰勒跑到赫兹菲尔德E环楼的办公室猛敲门，结果带来了那次10月29日的信息传送，让阿帕网上了线。

泰勒走进赫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建造一个网络。”

“说说看。”赫兹菲尔德回答。

泰勒并不是通过接受传统教育成为一名“计算机设计专家”（computerist）的——他喜欢这么叫。他第一次与计算机的接触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接触。当时，泰勒正在得克萨斯大学写生理心理学硕士论文。他的研究方向是要搞清楚大脑如何定位声音的来源，这就产生了很多页需要分析的数据。泰勒的导师让他去学校的计算机中心，用备受珍爱的计算机上的统计工具来分析数据。7

计算机中心像个大山洞。一堵墙分隔开了房间那么大的计算机和它的用户。就在墙下，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学生坐在一张很高的办公桌前。泰勒看不见那台计算机，但能听到它低沉的嗡嗡声。

这位学生同意泰勒使用这台计算机，并跟他解释了用法。首先，泰勒需要把一摞空的卡片——每张有美钞那么大，拿到计算中心的一台打孔机那儿去。接着，他需要通过在上面打出特定图案的小孔来输入数据，每张卡片最多72个数字，与他的数据集一一对应。接下来计算机就会读入卡片……

泰勒打断了这位学生，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是说我得坐下来，先在这些卡片上打孔来输入数据，然后再把卡片拿给另一个人，让他在计算机里输入数据，然后我再回来拿打印在一张很长很长的纸上的结果？”

“是的。”学生回答道。依照这种情况，若想拿到结果，可能要等上几个小时乃至几天的时间。8

泰勒怒气冲天地离开了大楼。“肯定有更简单的办法。”他想。这应该与把算式手动输入实验室的门罗计算器（Monroe calculator）一样快。这台计算器非常笨重，就像一头打字机大小的怪兽，里面有超过100个噼啪作响的圆形齿轮。他刚刚就手动操作了一番计算器。

毕业大约一年后，泰勒接受了一份来自格林·马丁公司的工程师的工作，从事“潘兴”导弹系统的设计。虽然这只是一份案头工作，但还是有点儿难度。泰勒需要分析和集成计算机化的测试和校验过程，偶尔也需要穿上特殊外套，去低温测试实验室运行导弹某些部件的试验。这个地方非常冷，必须不停地眨眼，以防眼球被冻住。9

一次休息期间，泰勒读到了一篇改变了他职业生涯的论文。论文只有短短7页，刊登在一本名为《电子学人因公报》（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的新技术期刊上。这篇论文讨论了作者约瑟夫·利克莱德（Joseph Licklider）提出的“人机共生”问题。像泰勒一样，利克莱德是一位衷情于定量分析技术的生理心理学家，他的研究更着重于感知的物理学，而非个人感受的微妙细节。

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一项科研报告，不如说是对未来前景的展望。“我们希望，在未来若干年里，人脑和计算机能够非常紧密地结合，这种结合能够以人脑从未有过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以今天的信息处理机器尚未尝试过的途径来处理数据。”在利克莱德的想象里，计算机能够成为一种超越计算的工具；如果计算机反应灵敏，使用起来方便，还能够帮助人进行思考和创造。10

“当我读到这篇论文时，超级兴奋！”泰勒回忆说，“对啊，这就是我的打孔困境的答案。这个值得做一下。”11多年来，泰勒总会听到有人说，计算机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但他一直不理解这个比喻。得克萨斯大学计算机中心的那台过度发育的计算机和它世界各地的姊妹机器一点都不像人类的大脑。利克莱德的交互式计算机才像大脑：它是一件扩展人类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工具。

在读过那篇论文的两年之后，泰勒见到了利克莱德本人。当时泰勒正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为计算机研究分配资金，而利克莱德掌管着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几年后泰勒也会担任这份工作。两个人很快成了朋友，关系非常好，利克莱德的妻子路易丝·利克莱德（Louise Licklider）后来告诉泰勒：“你就像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儿子’，我们爱你。”12利克莱德和泰勒经常一起出差，很多个夜晚都在路途中的无名小酒吧里共同度过。有时候他们会谈论各自的工作，分享关于那些为实现利克莱德的愿景而努力工作的研究人员的看法，但也会经常相互分享自己的故事。泰勒喜欢唱歌和演奏吉他。有一次在希腊，泰勒走上舞台和当地的乐团共同表演。利克莱德坚持要待到凌晨，听他这位同事演奏完每一首曲子。

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分时计算机，跨时代的新型计算机

1965年，泰勒加入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担任助理主任，在利克莱德的继任者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手下工作，而萨瑟兰是交互式计算机的另一位主要倡导者。泰勒和萨瑟兰在工作上的合作很紧密，办公室里除了秘书也就只有他们俩。泰勒很喜欢到那些由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计算机科学新课程开发的院校去出差。1960年以前，高等院校还没有计算机系。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人都扎堆在工程系、数学系或者物理系。不过，利克莱德、萨瑟兰和泰勒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资金改变了这一切。如今，在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犹他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斯坦福这样的大学，都已经有了羽翼渐丰的计算机系。很多这样的科系都围绕着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开发的新型计算机而建立。有一种叫作分时计算机的新型计算机，能够在两个人各自运行的程序之间快速地切换，使每个坐在像打字机一样大的终端前的用户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在独自使用分时计算机。分时计算机不仅不需要打孔卡，还能够直接显示一些结果。

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的4年里，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累积了80万公里的航空里程，并养成了造访各个院校的计算机系的习惯。13通常，他都是自己租一辆便宜的车，开到学校里。在了解了研究团队的项目现状并提供协助之后，他会寻找一些对计算机感兴趣的研究生。泰勒觉得，研究生是计算机科学领域做着一些最有趣工作的人。

让泰勒吃惊的是，许多学生告诉他，分时计算机帮他们找到了朋友和同事。当某人登录计算机，看完目录后就能知道从他上次登录之后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人添加了一个新程序或者一些巧妙的代码，也很容易就能找到是谁做的，然后便能和写代码的人把酒言欢。利克莱德曾经设想，计算机能够通过把人和机器连接起来以帮助人们进行思考和创造。现在泰勒发现了计算机的另一项潜力：把人和人连接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一台分时计算机就是一个轮子的中轴，而每个轮辐的尽头都是一个人。

泰勒对围绕着一个因共同核心而创造起来的社区的力量充满了信念。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泰勒不想被混淆成的那种）可能会指出，泰勒正是在这样的社区里长大的。1932年，当泰勒出生刚满28天时，一位牧师和他的妻子便领养了他。泰勒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安静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世人眼中总会激动地拍打桌子的布道者，“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把得克萨斯西南部的教义介绍给了存在主义者”。大萧条时期，在得克萨斯很难找到工作。泰勒自3岁起的幼年记忆，便是和父母在祈祷聚会结束后离开教堂时汽车后座上堆满的食物——这些便是他父亲每月的工资。

到12岁时，泰勒就已经在6个镇子里住过，大多数都是些小镇。然而无论住在哪里，他都会浸泡在教堂社交、教会聚餐、教会服务以及教会野营的世界里。好几个夏天，他都在得克萨斯山野里由牧师和他们的家人搭建的营地里度过。很容易想象，这种四处巡游而又根基稳固的童年给他上了深深的一课，并帮助他理解了网络在连接世界各地的人上的潜力：社区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近，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共有的信仰和兴趣。

虽只有一台终端，但你想去哪都行

泰勒对于把“正确的人”连接在一起尤其感兴趣。作为牧师的儿子，一个也曾经立志要当牧师的人，他在对事物的判断上表现得非常无情。对他来说，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瓜。而他，只对天才感兴趣。当遇到一个有价值的人时，他便觉得有义务发掘更多这样的天才，与他们进行合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泰勒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项早期行动就是，改革由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资助的实验室领头人（“主要研究者”）召开的强制会议。泰勒把主要研究者会议改造成了一次目的地会议。在利克莱德和萨瑟兰的管理下，这个会议的时间缩短了，大概就几个小时，而且经常被并入一些较大的会议，比如春季或秋季的计算机联会。现在，泰勒把会议都安排在风景怡人的地方，比如，滑雪季节安排在犹他州的阿尔塔（Alta）滑雪场；马尔迪·格拉斯音乐狂欢期间安排在新奥尔良；冬天则安排在夏威夷。正式会议也都定在滑雪场，或者干脆边看电影《富城》（Fat City）边开。泰勒希望主要研究者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不只是在会议桌前，也要在缆车上或者沙滩上。

在正式会议中，泰勒会请每位主要研究者做一段演讲，并敦促他们准备一个他自己也想听的演讲。在演讲之后，“我会让他们相互争论。这是非常健康的交流方式，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我会对大家的优势和弱点有更多的了解”。14

在这些会议中，泰勒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局外人，更像是一位指挥家而非演奏者。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难扮演的角色，因为在场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物理学、工程学或者数学的博士学位，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东西两岸，并在那接受教育。然而，计算机科学此时还是一个新兴科目，第一代博士生才刚准备毕业。15泰勒也只有一个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会上，他带着得克萨斯口音夸耀了自己的“英雄”事迹：曾赶过牲口，曾因好奇而爬到一头900公斤重的婆罗门牛的背上，还曾在油田里工作过。

多年之后泰勒才发现，有些主要研究者对由他来负责一切并不高兴。因为他是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唯一一位没有博士学位的领导者，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在该领域做出过什么重要成绩就获得了这份工作的人。

尽管如此，泰勒说，他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的整个期间，都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即使他知道自己不是接替萨瑟兰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第一人选。16“我没有觉得有谁比我更聪明，”他说，“除了利克莱德。”泰勒16岁就从高中毕业，他的IQ分数高达154分，在他小时候，他所在小镇的报纸就报道过这件事。泰勒在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和数学的双学位，也在宗教、英语和哲学上进修了大量课程。17他虽然没有主要研究者们那么深厚的计算机科学知识，但思维宽度极其广阔，且漫无边际。在会议上，泰勒不怕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独断，但也确实帮助专家们厘清了思路。按照助理韦斯勒的说法：“泰勒不一定对技术细节有深刻的理解，但你如果带着问题而来，走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答案。”泰勒的不同背景也意味着，他在任何技术上或是社会上的正统规范里都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他能和主要研究者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个人一起上过学，没有做过他们的同事或者学生，也不会为这些实验室培养人才，因此他们之间不会有利益关系。

泰勒在主要研究者会议上和大学校园里倾听与探寻时，脑海中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几乎所有的主要研究者都在分时计算机上工作，为什么不想出一种方法把所有的计算机都连接起来呢？如果把几台终端连接到一台分时计算机上，就能让来自不同校园的各种各样的用户聚到一起。想想看，如果能把这些每台都有几十个用户的分时计算机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整个社区就会不断地成长起来，直到它成为一个泰勒称为“联网的超级社区”或是“元社区”的东西。18泰勒在1968年写道：“网络能够克服阻碍了拥有共同兴趣的人协同工作的地理屏障，无论他们是学生、科学家、士兵、政治家或者是所有的人。”19

泰勒决心创建这样的网络，契机是在他回到五角大楼后，碰巧看见了他隔壁的小房间有三台计算机终端，而每台都和一台不同的分时计算机相连接的情景：这三台分时计算机，一台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剩下的一台在圣塔莫尼卡的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mpany），它们都不能与彼此通信。20不过，这三台分时计算机的使用情况，泰勒都了解。每个地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使用的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你不用脑子想也能发现，这个应该设计成这样——你只有一台终端，想去哪里都行。”多年后，泰勒回忆起看到一排机器并想象用网络把它们连起来时这么说道。21

取得国会支持，可以成真了

泰勒说，他去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想做“一件大事”。在计算机网络这件事上，他发现了机遇。“网络”这个想法曾经在他脑海中出现过，他当时觉得“果真如此该有多好”。在1963年的一份给主要研究者的备忘录中，利克莱德提及了“互联星系网络”（Intergalactic Network）的想法。1966年秋天，在泰勒看见这三台计算机终端的时候，他和利克莱德已是多年的好友，但泰勒说，他从没把自己的想法和利克莱德想象的“互联星系网络”联系起来。他说，虽然利克莱德在听到这个想法时表示非常支持，但他们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项目开始之前都没有谈论过计算机网络。泰勒说：“可能我们的讨论让我下意识地提出了这个想法：也许我们能把所有这些计算机都连接起来。我记得当时这个想法还很模糊。”22

泰勒让“网络”这个想法从“果真如此该有多好”阶段，发展到了“我们现在就能做”的阶段。他知道，计算机科学界会有足够多的人，可能上百人，欣赏互联网的价值，并能搞清楚如何建设这个网络。为了展示网络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泰勒资助了一个小型实验，把几个字节的数据沿着电话线慢悠悠地传来传去，一头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TX-2计算机，另一头是位于系统开发公司的不兼容的Q-32计算机。实验表明，在两台不同的计算机之间进行远程通信虽然是可行的，但还需要做大量工作使之变得更快速、更可靠并更易于扩展。

泰勒知道，现在建设这个网络还有一个有利因素：高级研究计划局会出这笔费用。如果项目需要分块集资，由不同的政府机构或是大学独自资助不同部分的开发，整个工作进程会因为争吵如何公平分配资源、相互冲突的汇报流程以及设计需求而被拖慢。

1966年秋天，泰勒很可能在查尔斯·赫兹菲尔德的办公室已汇总了所有这些理由，并解释了为什么高级研究计划局应该资助研究计算机网络。泰勒的主要兴趣在于把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研究者连接起来，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大脑的潜力。泰勒告诉赫兹菲尔德说，计算机网络能够允许一个地方的主要研究者使用其他地方的程序和数据，减少重复导致的浪费。另外，因为网络能够把不同类型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国防部也能够直接受益：网络能够解放在现场或者五角大楼里工作的人，他们可以购买最适合工作的计算机，而不用每个人都锁定在一个单一的系统上。泰勒认为，这个网络只有快，才有建设的价值，否则，“用户觉得自己就在计算机附近的幻觉就会消失”23。和关于互联网起源的流行说法不一样，泰勒从未说过网络会对国家安全有利。24此后，赫兹菲尔德和他的继任者泰勒在向国会请愿，要求继续资助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项目时提出，网络即使是在受到核武器攻击时也能继续保持通信。但这并不是泰勒创建网络的动机。

在泰勒提出建立网络的建议时，赫兹菲尔德沉默了近半个小时。两个人都知道，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这个财年的预算已经做好了。不过，用已经定好去向的资金来资助新项目也并非罕见，新项目可以作为一项既有工作的维护活动写进下一年的预算。但国会更倾向于资助已经在进行中的项目，而非冒险去投资新项目。

泰勒的眉毛往上挑了挑，他想暗示别人该说话了时总会这么做。

赫兹菲尔德点点头。这不是他第一次听说网络了。好几年前，他就听利克莱德分享过一个关于巨大的计算机网络的设想。那时，这还只是一个梦想，一如其名“互联星系网格”所示。但是现在，按泰勒所说，这个网络可以成真了。25

“做吧。”赫兹菲尔德说。他告诉泰勒，他至少可以资助50万美元。26

阿帕网项目，在计划与现实的对立中启动

若想说服别人来支持阿帕网项目就没这么容易了。这个项目对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和高级研究计划局来说都有点出格。按照一般程序，某位研究者——一般来自一所大学，会启动一个项目并提交一份拨款提案。这些提案更像“对话”，因为大部分研究员泰勒都认识。实际上，很多正式的提案都是在项目开始之后好几个月才写完的。

阿帕网项目是高级研究计划局自己启动的，更准确地说，是罗伯特·泰勒启动的，他下定决心要把网络建造成功。泰勒的第一步棋是，请阿尔·布卢（Al Blue）起草阿帕网项目，布卢是一位精通高级研究计划局法律、合同和财务协议的专家。尽管布卢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了很多年，还是依旧无法理解这种围绕在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周围的计算机世界和高级研究计划局其他部门所感受到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奇怪对立”。泰勒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正资助着最先进的分时计算机，现在又要搞新的计算机网络，而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其他部门却还在使用基于打孔卡片的批处理计算机。对于某些报告，布卢得离开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时髦的终端，还有那些关于编程和网络的高层次谈话，去卡梅伦站（Cameron Station）递交他手工标注的文档，好让操作员在卡片上打孔，再交给计算机操作。以布卢从泰勒办公室学来的新视角来看，这些他用了好多年的方法都非常“原始”。27

很容易看出阿帕网项目对泰勒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确保能够成功启动这个项目，他愿意承担更多官僚体系中的责任和文书工作，为此他得雇用一位新员工来帮忙。除了布卢，他还需要一位项目主管。阿帕网项目只是泰勒资助的17个项目之一，它需要让信息在不兼容的计算机系统之间传递。当时，操作系统、编程语言和字号还没有统一的标准。28

对于网络建设，泰勒既不是技术专家，也没时间每天投入其中。他需要有一个值得信任、对技术敏感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需要得到主要研究者的尊敬。泰勒知道应该找谁来做这份工作：劳伦斯·罗伯茨。罗伯茨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首席研究者，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博士学位，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他做过一个名叫“概念网络”的项目，这让他的才能获得了泰勒的关注。罗伯茨是一位坚韧不拔而且产量丰硕的科学家，年仅29岁，他将成为计算机网络领域的领军人物。

但问题是，罗伯茨不想带领阿帕网项目。他不想离开自己的研究工作，更不想成为泰勒的下属。这不是因为泰勒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罗伯茨认为，就根本不该有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博士被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硕士领导这种事情。

因此，当泰勒邀请罗伯茨来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阿帕网项目时，罗伯茨拒绝了。几个月后，他还是一再拒绝。

不过，泰勒也是一个固执的人，他热切期望网络能够成为现实，坚持由罗伯茨来实现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让罗伯茨就范的方法——威胁。29

泰勒叫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赫兹菲尔德给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打了一个电话，提醒负责人说，他们51%的资金都来自高级研究计划局，并暗示负责人，罗伯茨也应该知道这件事，他最好接受阿帕网项目的领导工作，这对他个人和林肯实验室都有好处。

没过几天，罗伯茨就被叫进了林肯实验室负责人的办公室，他被告知：“如果你考虑一下这份工作，对我们大家都好。”30

1966年12月，罗伯茨来到了华盛顿特区。第二个月，他便去阿帕网项目主管的任上报到了。31

私下里，罗伯茨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项目主管。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待职中的办公室主任，只要有机会搞清楚这里的文书工作和职场关系，他就会把一切接手过来。泰勒只是临时占着下一任的位置，新人早该进来了，一个泰勒的前任想要的新人，从利克莱德到萨瑟兰，再到罗伯茨。32

泰勒和罗伯茨的矛盾没有在表面上展现出来，这一点两人都有功劳。罗伯茨一家最早从波士顿搬到华盛顿的时候，和泰勒一家共度了圣诞节。很快，这样的社交就结束了。然而，即使是在罗伯茨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并开始向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副主任汇报之后，即使在某些人眼里，罗伯茨似乎想让人们觉得是他，而不是泰勒运转着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他们在办公室里依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泰勒让罗伯茨大施拳脚，重要的是要把网络建起来。罗伯茨是能干成这件事情的人。泰勒之后回忆说：“请到他，可能是我在高级研究计划局阿帕网项目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33

罗伯茨比泰勒小5岁，瘦高个儿，下巴上有一道沟，他有一双热切的黑眼睛，发际线好像被他那炽热的大脑烧退了不少。罗伯茨做事只有两档速度：要么停下来，要么全速前进。不过，没人见过第一种。“你和拉里一起工作时，只要一进办公室就开始跑个不停，直到哨子吹响，然后你还得继续跑。他每分钟都好像很忙。拉里吃饭的样子，就像把煤铲到蒸汽机里面去一样。”布卢回忆道。34事实证明，选择由罗伯茨来掌管阿帕网项目是一个很有洞见的选择。

1967年3月，罗伯茨和泰勒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共同主办了一次高级研究计划局主要研究者大会，他们告诉研究者，高级研究计划局将会建立一个计算机网络，所有人都要登录网络。主要研究者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自己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更没理由把登录网络加到自己的职责里去。拥有更强大的计算机的研究者害怕，那些计算能力差一些的计算机会通过网络来占用他们宝贵的计算周期资源。“如果不是我一直致力于设法让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一些参与者去计较‘谁会偷走我10%的内存周期’，而是去投身于一个格局更高一点的目标，就不会有阿帕网的存在。”泰勒之后写道。罗伯茨也同意这一点：“他们就想自己买自己的机器，然后藏起来。”

面对大家意兴阑珊的样子，泰勒和罗伯茨开始施压。他们解释说，除非把既有的计算机连入网络，不然他们是不会为主要研究者购买新计算机而拨款的。用罗伯茨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已经把网络所有的资源用光了。”泰勒和罗伯茨还说，如果首席研究者不想让网络成为他们所害怕的资源流失通道，就应该帮助设计它。35

会议的基调开始有了变化，许多主要研究者虽然一开始反应并不积极，但开始对网络这个概念有了好奇心。他们虽然还是有点惶恐不安，但却对相关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如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一位工程师罗伯特·汗（Robert Khan）所说：“创建和设计网络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就像发射的第一枚导弹或者送上太空的第一枚火箭一样，你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做成，或者存活下来。”36这种利用尖端想法，从头开始设计一个东西的机会，对研究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即便是只参与网络的一部分设计。罗伯茨主持的技术讨论变得热烈起来，泰勒控制着节奏，确保那些听起来不错的主意能够被转化成实用的成果。麻省理工学院的韦斯·克拉克（Wes Clark）回忆说：“如果有人提议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买一些相关的器具。泰勒就会说：‘好吧，我们来仔细预估一下，应该拨多少经费来买。’然后他就会转过去问布卢：‘我们可以这么做吗，布卢？’接下来卢布就会想半秒钟，然后回答：‘是的，我们可以这么做。’”37

在安娜堡举行的技术讨论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泰勒开车送几名参会者去机场的路上，大家还在讨论。在车里，克拉克提出了一个点子：与其让计算机直接联网，工作组应该创造一种由路由器组成的底层中枢网络，以便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更为简洁，网络也会更可靠。38他的这个点子是极其关键的一步。

泰勒启动了阿帕网项目。他为这个项目拉来经费，还帮忙劝诱研究者们来添砖加瓦。难怪包交换技术（Packet switching technology）的发明者保罗·巴兰（Paul Baran）把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称为“泰勒的宝贝”。39但就在安娜堡会议之后，当建造网络的项目最终确定时，泰勒退居到了幕后，罗伯茨走到了台前。

罗伯茨花了很多时间来绘制网络配置方案的草图，并和主要研究者开展各种小组会议，讨论从软件协议、硬件设计、合理的带宽分配，到数据包的存储和路由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到了1967年夏天，一系列主要问题都得以解决。网络将采用包交换的方式，并运行于克拉克提议的一种子网系统。最早的4个试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一般情况下，各种决定都通过合议做出，但在必要的情况下，罗伯茨会投下最后决定性的一票。

到了1967年年中，泰勒在阿帕网项目里的主要职责已经转移到了向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老板汇报进度，并让他对这个项目持有高涨的热情，以保证资金不会断流。泰勒的圣诞假期大部分在利克莱德的家里度过，两人正在合著一篇向商业界介绍网络的文章《作为一种通信设备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几年内，人们就能通过计算机来交流了，这会比面对面交流更有效率。”此文第二年春天发表在《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杂志上。40两位作者解释了网络如何能让人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丰富而生动的信息互动”，我们应当成为一名积极的阅读者，而不是消极的参与者。文章的结尾是关于网络的一句预言式的声明：“对社会来说，网络带来的冲击可好可坏，这主要依赖于一个问题，‘上网’是一项特权还是一项权利？如果只有一组受眷顾的人群才有机会享用‘智能放大’的好处，网络可能会扩大智力上的断层。”泰勒估计这篇文章“基本上没人”会读到。这份旨在为管理层中的技术者服务的杂志，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就停办了。

泰勒说，在安娜堡会议之后，他插手过一次阿帕网项目。1968年7月，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发布了建设网络的投标邀请。这项巨大的工作需要编写复杂的软件、设计和制造专用的叫作接口信息处理机（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简称IMP）的路由器，还要完成其他若干任务。最后，有12家公司投了标。41泰勒说，阿帕网项目工作组的一个小组委员会选择了一家名叫雷神公司（Raytheon）的大型国防工业制造商来承担工作。泰勒认为，雷神公司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中标的公司需要和学术界的研究者一起工作。雷神公司的“指挥加控制”文化和学术界的“你不能强迫我做”的文化不太会兼容。“这就像油和水一样，合不到一起去。”泰勒说。42

泰勒推翻了小组委员会的决议，把合同给了博尔特·博拉奈克和纽曼公司，利克莱德曾在这家小公司工作过，这家公司的大部分员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泰勒觉得这样在文化上会更加匹配。43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人与人互动的问题。而且，有着最后话语权的人不是工程师，而是一位心理学家。44

鼠标之父恩格尔巴特

泰勒除了负责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项目，还有很多其他职责。他参与了犹他大学的一个计算机图形学项目的启动，参与这个项目的有些研究生将来会成为皮克斯动画公司、迪士尼公司、奥多比公司（Adobe）、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简称SGI）、施乐帕克研究中心以及雅达利公司的核心人员。45凭着对“连接志同道合的人”这一使命的永恒关注，泰勒还为和首席研究者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开立了一个会，这里面的许多研究生将会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从事先锋性的关键工作。

泰勒继续“旅行”，会见网络项目的主要研究者，这些研究者除了网络之外还在做其他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项目。其中有位叫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的工程师，他脸部轮廓分明，刚刚42岁，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工作。恩格尔巴特做过一个演示，泰勒印象非常深刻。泰勒从1961年开始就在悄悄地资助着恩格尔巴特令人瞩目的研究，那时泰勒还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资助恩格尔巴特来创建一个新型的交互式计算系统，这种计算机系统拥有诸多功能创新，其中之一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鼠标。46泰勒后来说：“还记得当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给菓真（Tang，宇航员饮用的亮橙色的饮料）打广告说，它是对文明社会的一大贡献吗？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但他们当时不知道。”他俩第一次为阿帕网项目见面时，恩格尔巴特是所有研究者中唯一一个立刻就表达了支持的人，泰勒对他的敬意与日俱增。恩格尔巴特自愿提出，让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来保存与项目相关的所有文档，并提供印刷副本给大家，而且之后还可以通过网络来做这件事。

泰勒到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后，继续资助着恩格尔巴特的工作，给这位研究者拨了差不多50万美元的资金。恩格尔巴特这个人天生言语温和、不露锋芒，泰勒一直在鼓励他。在1966年左右的一次晚餐上，泰勒忽然扭头转向这位研究者。“恩格尔巴特，你的问题是心不够大，”他说，“你真心想做什么？”恩格尔巴特有点儿慌乱，承认说，他如果有足够多的钱的话，会买一台100万美元的分时计算机，好更快地测试和发展自己的想法。泰勒说：“好啊，那我们来写个提案吧。”然后，他们就写了。47

1967年10月，泰勒去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参加了一次凭请柬入场的活动，评审恩格尔巴特的新型计算机系统，这台计算机系统叫作NLS（oN-Line System的简称）。恩格尔巴特把为数不多的宾客召集到几台终端前，然后，一只手挥舞着他新奇的鼠标，另一只手操作着他开发出的一种专用和弦键盘。恩格尔巴特所展示的，是泰勒见过的与利克莱德关于计算机的设想最接近的东西。恩格尔巴特还演示了在屏幕上点击鼠标就可以编辑文档。这是1967年，大部分计算机只能通过吐出一叠叠的纸来输出信息。恩格尔巴特一会儿在窗口之间切换，一会儿又叫参与者操作终端机，教他们通过增强某些单词的亮度调出新的信息——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超链接的演示。恩格尔巴特还展示了一个相当于原始PowerPoint的交互式演示。他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打的每一个字，都会在另一台终端上显示出来，如果有人在另一台终端上移动一下鼠标来跟踪屏幕上的一个点，轨迹也会在其他几台终端上显示出来。

泰勒推动交互式计算机已经有好些年了，现在，恩格尔巴特把它做成了。这次演示算不上是突如其来，因为恩格尔巴特一直都在向泰勒汇报进度。不过，这仍然是一次惊喜。

后面还有更多东西。恩格尔巴特解释说，他做的所有东西都能在阿帕网上使用，只要网络技术足够发达。一位居住于加州的研究者在他的交互式终端上指一个点，几千公里之外，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某人就能够通过一台网络计算机看到光标的移动。

泰勒告诉了利克莱德这次的演示情况，两人在他们1968年的《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一文中对演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告诉读者：“如果我们从恩格尔巴特的演示中得到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你将来的时间会更多地花在计算机协助实现的远程会议中，而不是去开会的路上。”

更重要的是，泰勒坚持要恩格尔巴特去寻找一种方式，让更多人能看到他的系统所能做的事情。“我与整个计算机界都有合作，包括与恩格尔巴特，”泰勒回忆道，“和所有的合作项目比起来，恩格尔巴特的项目非常特立独行，我希望其他项目的人都能看到它。”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计算机应用的未来。”泰勒解释道。48人机交互领域每年都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但只有一小群人，也就是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团队和那些受邀而来的项目评审者才能亲眼见过真实的演示，还只是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若想改变计算机科学发展的轨迹，还需要一些更大、更戏剧性的东西。

没人见过像这样的东西

“你得让更多人知道你做的事情。”在这次仅对受邀者开放的演示结束时，泰勒再一次告诉恩格尔巴特。恩格尔巴特承认，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害怕：“如果我们得不到人们的关注，高级研究计划局可能很难继续支持我们。”49泰勒和恩格尔巴特仔细讨论了寻找合适的演示渠道的问题，最后他们选择了秋季计算机联会。这项会议是计算机技术这一年轻产业的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将于1968年12月在旧金山举行，参会者超过2000人，大部分都是研究者。

恩格尔巴特虽然喜欢这个渠道，但还是有一些犹豫，因为演示一次的代价非常昂贵。他没法搬动系统，因为它运行在巨大的分时计算机上。唯一的演示方法是在旧金山准备一个巨大的屏幕，然后想办法把它连接到50多公里以南的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机房里。泰勒帮恩格尔巴特写了拨款提案。

泰勒毫不犹豫地说，自己的办公室会为这次演示埋单。50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偏离自己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职责了。他成了一位热情的布道者，而不是花大力气在支持先进科研项目上。不过，他的这种举动还是推动了科研的发展。他坚信，公开展示恩格尔巴特的成果能够推进这个领域的发展。泰勒在其他方面也给予了恩格尔巴特一些帮助。当恩格尔巴特的首席工程师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认定，唯一能够达到所需效果的投影仪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手里时，泰勒帮忙借来了投影仪。

1968年12月9日，恩格尔巴特在计算机联会上的演示后来被称为“演示之母”（Mother of All Demos）。即使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没有见过他设计的那种系统。

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演示！旧金山的会场坐了2000人，整整90分钟的时间都给了恩格尔巴特。一般情况下，这么长的时段都会分别分配给一个小组的几位演示者。恩格尔巴特坐在舞台右侧，面对观众，麦克风在左脸颊双手放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工作台上，上面有一个标准的键盘——一种特殊的五键和弦键盘，还有一个泰勒在上次评审活动中看见过的鼠标。在恩格尔巴特身后上方，悬挂着一面7.6米高的屏幕，上面交替投射着他的面孔和他在工作台上输出的信息，有时两个都有，并排在一起或者一个叠在另一个之上。

灯光变暗之后，恩格尔巴特开始了讲话。他的声音经过麦克风放大了，充满自信，除了有一点点结巴。“如果你是知识工作者，在你的办公室里有一台显示器，它背后的计算机整天为你而运转，时刻对你的每一个操作负责……”接到英格利希的提示，恩格尔巴特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对每一个操作做出迅速响应，你会从中创造多少价值？”他微微笑了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够习惯这套另类的设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切都会变得非常有趣。”然后他小声说了一句：“我深信如此。”

在那90分钟里，恩格尔巴特展示了曾经征服了泰勒的技术。不过在这里，他展示得更多、声音更洪亮，时而还夹杂着观众充满惊讶和赞许的细语。恩格尔巴特这套“增强智能”的系统看起来更令人信服了。在整场演示里，他的计算机嗡嗡作响，时而发出蜂鸣，让这种扑面而来的、似乎是从充满未来感的研究室里散发出来的某种科幻巨制般的气氛显得更加浓厚。

恩格尔巴特拿出了一张虚拟的购物清单，展示了如何只用点击鼠标就能改变文件的顺序和重新组织内容。接着，他又打开了一张地图的链接。演示进行到大概一半的时候，恩格尔巴特想与在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实验室的团队连线。恩格尔巴特一直在远程使用着实验室的计算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壮举，现在他要将其呈现到视频上了！

“进来吧，门洛帕克。”恩格尔巴特说。全场观众都能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了呼吸。他知道，要和门洛帕克连线，需要两条特别打造的调制解调器线路和两条视频微波链路之间的完美同步，它们通过一辆停在旧金山和实验室中间的一个山头上的卡车来做中转站。

屏幕上闪了几下新图像之后，一个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的手握着鼠标，出现在了观众的视野中。恩格尔巴特松了一口气，继续讲道：“OK，这是门洛帕克的唐·安德鲁（Don Andrew）的手。”

安德鲁的图像又消失了。恩格尔巴特向大家介绍了鼠标，展示了驱动系统的硬件，并演示了在门洛帕克的人能和恩格尔巴特看到同一个文档，当门洛帕克的人移动鼠标时，光标也会在会场的屏幕上移动。

恩格尔巴特还提到了阿帕网。他提到，他的实验室将是阿帕网的第二个节点，也是网络文库的维护者；他解释说，阿帕网的设计者“打算让网络在美国能够快速地传输数据，以便我能够在坎布里奇通过网络运行一个系统，然后得到同样的回应”。

在演示行将结束的时候，恩格尔巴特开始致谢。他提到了他的17人团队，把整场演示也献给了在场的妻子和孩子。他还单独提到了比尔·英格利希，“他准备了整场‘演出’并担任了舞台管理者的职责”。

不过在致谢中，恩格尔巴特只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他感谢罗伯特·泰勒“在这么多年里支持我狂野的梦想，让我做这件事”。

演示结束的几秒钟后，观众们全部站了起来，满堂喝彩。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有人这样描述了这场令人难忘的演示：观看恩格尔巴特“用双手演示着划时代的创新”，对很多人来说，这近乎于一次“朝圣”。51泰勒心满意足地说：“没人见过像这样的东西。”

是离开的时候了

1969年春天，泰勒得到了一个关于计算机网络的好消息。承包商博尔特·博拉奈克和纽曼公司，后者就是泰勒刷掉雷神公司选出来的那家公司，使用IMP路由网络在两台节点计算机之间成功传送了数据。泰勒把这项壮举看成网络必定会成功的有力证据，或许不是马上（他知道还有很多错误需要修正），但终究会实现。至此，他终于实现了“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期间完成一件大事”的目标。

此时，泰勒觉得应该继续前行了。他已经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待了5年，就职时间超过了这里的平均值，52而且还有罗伯茨这位杰出的继任者。

泰勒想离开还有另一个理由：随着越南战事的升级，他不想再和国防部有什么瓜葛。在越南战争的第一阶段，他跟很多同事一样，是温和的支持派：越南需要援助。所以在1967年，当泰勒被要求前往越南，去帮助解决一个基地的计算机生成的相互冲突的报告问题时，他去弗吉尼亚的一间办公室报了到。在那里，他接种了一针霍乱疫苗，还得到了一张标注着他身份的卡片，上面写着他的级别等同美国陆军准将。这个军衔让他受用了很久，不仅是因为它的荒谬，也有它带来的地位感。53泰勒得到了两份卡片，其中一张卡片是用来在他被抓时交给敌军的。

几周后，泰勒就和3个来自参谋长联席会办公室的朋友一起去往越南。旅程的开始一切如意，他们在夏威夷过了一夜。当飞机停在柏油碎石跑道上时，司机开着一辆豪车来到飞机跟前，下车之后，一路小跑到了刚被推到飞机旁边的舷梯前，然后展开了一卷红地毯，从舷梯底部一直铺到了汽车的后门。

泰勒的一个旅伴推了他一下：“那是给你的。”

“这是在做什么？”泰勒问。

“你是一位将军了。这些人都是指派给你的，你在这儿时负责照顾你。”

泰勒大笑起来：“我不能这么做。这太傻了。”他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一个人把汽车送走。地毯被卷了起来，汽车开走了。4位好友租了一辆便宜的车以便能够“做些疯狂的事”，但泰勒拒绝回答要做什么事情。54

泰勒在越南的早期日子似乎巩固了他对战争价值的信念。在基地访问了一些日子之后，泰勒回到旅馆摇头感叹，曾经美丽的西贡现在却深埋在了沙袋和军用车辆之下。

很快，泰勒的信念便幻灭了。在这个国家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告诉他，南越政府卖官鬻爵，任人唯亲；任何南越和它的美国盟友的胜利都意味着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即将诞生。泰勒开始质问战争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会深陷于这个实际上是内战的冲突之中，损失了那么多越南人和美国人的生命，而且，在战争结束时，还留下一个无法帮助人民的政府？这趟西贡之旅标志着泰勒即将结束他在国防部的工作。

随着反战情绪的高涨，少数主要研究者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接受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越战。实际上，泰勒的办公室更像是一个科研社区的一部分，而非国防部这块巨石的一小块。“那帮人怎么会对谋杀平民感兴趣？”研究者扪心自问。55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泰勒办公室资助的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出具一份声明，说明该项目如何使军队受益，但科研社区的人都知道，泰勒的办公室在这部分一直在“编故事”。据布卢所说，这些声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虚构的”56。

泰勒认为，只要他还在为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就是在支持越南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掌管的拨款为全美军事指挥系统支援中心开发了一个分时系统的原型，只要系统一做成，它立刻就会成为“交互式计算机网络的自然受益者”（按照阿帕网项目规划里写的）。571968年年中，泰勒请求俄勒冈州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帮他在国防部以外找一份工作。莫尔斯是仅有的两名反对北部湾决议案的参议员之一，这项决议授权不经过正式宣战就可以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58

差不多同时，犹他大学图形学中心的主要创建者、研究员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给了泰勒一份协调该校若干计算机研究项目的工作。59这份工作并没有给泰勒太多发挥想象力的机会，但这大致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来自一位朋友，还远离五角大楼。而且，这份工作还给了他一个改进滑雪技术的机会。泰勒知道，犹他大学有很好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另外，几个月内，这所学校就要按计划作为第四个阿帕网的节点上线了。

西部本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那里的光线让泰勒想起得克萨斯州，空气洁净，而且，西部比较开放，接纳的标准是看你正在做什么，而非你从哪儿来。泰勒觉得，阿帕网最早的4个节点都在加州和犹他州不是巧合，在那里工作的西部人对新想法更容易接受。按泰勒的话来说，与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东海岸院校的同事相比，“没那么迂腐守旧”。

当“L-O-G”（登录）这条不全的信息在1969年10月从洛杉矶分校发送到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时，泰勒正从华盛顿特区横跨美国前往盐湖城，带着他的妻子、3个孩子、家里的旅行车、他心爱的高级跑车科尔维特、几箱家庭用品，还有他的旋转式卡片架，卡片上记录了他心目中最出色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者的名字。

泰勒也带上了标注着准将头衔的身份卡片。离大学不远的一个军事基地里有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酒吧之一，泰勒希望能在酒吧里买一些饮料。

泰勒被告知第二张卡片是用来给敌人的，因此他把这张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办公桌上。因为他认为，那个正支持着不正义的战争的当局就是他的敌人。

泰勒一路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