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视角下的南宋时期杭州疫病灾害

张立峰 贾燕

摘要：杭州的疫病灾害与南宋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能够诱发杭州疫病灾害的多种社会因素进行分析，重点阐述疫病灾害发生后，南宋社会响应机制对疫病的多种应对举措。此外，疫病灾害还会在民风习俗、卫生观念等方面，对南宋社会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探讨中医药在现代疫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包括传统中医药在内的古代疫病防治经验与教训，值得认真挖掘、研究与借鉴。

南宋时期的杭州是宋代经济社会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集中代表。与此同时，杭州又饱受疫病等灾害的困扰与威胁。南宋王朝之所以能够得以延展，既有其在军事战争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不懈努力，也有其对新的外部环境的快速适应，对疫病等各类灾害的成功应对，从而确保了南宋社会的总体稳定。

对于南宋的疫病灾害，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张全明认为，南宋时期是我国疫病灾害的一个相对高发期，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等地是疫病灾害的高发区。李铁松等研究发现，在宋孝宗至宋宁宗（1163—1223）时期，疫病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夏、秋季节是疫病流行的主要时段。朱德明在初步研究了南宋时期浙江疫病的流行特征及成因后认为，浙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卑湿、地气燠热，南宋政府缺乏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防治疫病的经验，是导致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疫病暴发与流行的原因十分复杂，它不仅仅是自然生理现象，更关涉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南宋时期杭州疫病的暴发与流行，一方面反映当时的灾荒、战争等诸多社会因素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另一方面，南宋社会也从医疗、救助等多个方面对疫病灾害进行积极应对。有多种社会因素能够诱发疫病灾害，反过来疫病灾害又对南宋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此，从更加开阔的视角出发，探求南宋杭州疫病灾害与当时社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多维度、全方位地认识南宋杭州的疫病灾害。

一、南宋杭州疫病灾害的基本情况

（一）疫病的暴发时间

普查史料发现，从建炎元年（1127）到德祐二年（1276），南宋时期杭州至少暴发过疫病灾害31次，平均每4.84年暴发一次。其中，建炎元年到嘉定四年（1211）的85年，共发生28次，平均每3年一遇。在庆元元年（1195）到庆元三年（1197）、嘉定元年（1208）到嘉定四年（1211），杭州连续出现疫病，疫情严重，达到疫病暴发流行的顶峰。

嘉定四年以后的65年内，杭州仅有3次疫病出现，与南宋前中期相比大幅减少，形成很大的反差。这可能与南宋后期史料大量缺失有关，特别是宋理宗登基到宋恭帝投降的52年间，南宋的修史工作每况愈下，甚至近乎停顿。基础史料的缺失必然导致疫病灾害记录的遗漏，因此不能简单地得出南宋后期杭州疫病灾害大幅减少的结论。

从疫病暴发的季节分布看（见表1），春季（农历一月、二月和三月）、夏季（农历四月、五月和六月）及跨春夏季共出现23次，占74.2%。其中，以夏季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13次，占41.9%。上述结果，与李铁松等认为夏、秋季节是疫病流行主要时段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差别，说明气候暖湿的春、夏季节是南宋杭州疫病流行的主要时段，值得高度关注。

（二）疫情的严重程度

史料对疫病灾害往往缺少具体的统计数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只能依赖间接推断知其大概。嘉定二年（1209），杭州因为“疫病流行，死者众”，朝廷下诏：“令临安府将见存化人场依旧外，其已拆一十六处，除金轮、梵天寺不得化人外，余一十四处并许复令置场焚化。”从杭州恢复十四处焚化场用于焚化疫病死者，可见当时疫情之严重。统计史料发现，南宋杭州出现“大疫”记载共9次，出现“死者甚众”或“民多疫死”等记载6次，出现“禁旅多死”“禁旅大疫”等驻军疫情的记载4次。可见，南宋杭州疫情总体较重。

（三）疫病的种类推断

根据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圣剂总录》等记载，当时的疫病可划分为伤寒、温病、瘴气、痢疾、班豆疮（天花）等若干种类。由于史料极少记载疫病种类，只能根据有限的线索对当时的疫病类型进行推断。

南宋名医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记载：“己未年，京师大疫，汗之死，下之死，服五苓散遂愈。此无他，湿疫也。”陈言生卒年为1121—1190年，故而“己未年”应是绍兴九年（1139）。该年三月，“以久雨放临安府内外公私僦舍钱并白地钱三日”。杭州出现接连阴雨天气，严重影响百姓生活。所以，陈言所说的“湿疫”，应该是由于阴雨潮湿所引起的疾病。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南宋朝廷发布疫病用药诏书：“凡初得病，患头痛身热恶风肢节痛者，……宜服疏涤邪毒如小柴胡汤等药。”次年，“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根据中医药理学，柴胡主治外感发热、寒热往来和疟疾等症。在医书《伤寒杂病论》中，小柴胡汤多主治“太阳”和“阳明”等病，以伤寒症居多。现代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北纬25度以北并非疟疾高发区，这基本排除上述两年发生疟疾的可能性。由此推断，发生在杭州的疫病是伤寒的可能性比较大。

淳熙十四年（1187）春季，杭州出现疫情，但是“不甚为害，唯中者觉头痛身热，不过三日而愈，名为虼蟆瘟”。据考证，“虼蟆瘟”当为“虾蟆瘟”之误，即现代的“大头瘟”，是一种头面红肿发热的急性外感瘟病，多出现在温暖多风的春季以及应寒反温的冬季。

嘉泰三年（1203）夏季，“临安大旱，西湖之鱼皆浮，食者辄病，谓之鱼瘟”。这应该是由于食物中毒引起的疫病。研究表明，古人多饥饿性疾病、地方性疾病和寄生虫病。此外，流行性感冒、中暑、急性肠胃炎、重症痢疾等也可能是当时常见流行性疾病。

二、社会因素对疫病灾害的诱发作用

郭增建等首次提出了“灾害链”理论，将灾害链定义为“一种广义灾害启动另一种或多种广义灾害的现象”。前者为“启动损害环”，后者为“被动损害环”，损害链由至少2种损害环组成，突出灾害的关联性。孙关龙将疫病暴发流行与气候异常、饥荒、战争等因素相联系，并归纳为14种疫病灾害链。南宋杭州的疫病也存在多种灾害链。

（一）气候异常对疫病的诱发

古人早已认识到，气候的“非时”或“太过”等异常情况会诱发“时行病”。对于防疫防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人来说，气候异常能通过由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形成的一定的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人体健康。南宋时期杭州由洪涝引发的疫病灾害共9次，由干旱引发的疫病灾害共6次。旱、涝灾害诱发的疫病灾害共计15次，占比48.4%（见表2），可见旱、涝灾害对疫病灾害的诱发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疫病与旱、涝灾害的关联性，宋人也有认识：“水旱失时，灾异生变，疫病迭作。”旱、涝灾害的发生，会直接导致地表水环境恶化、自然疫源地暴露和扩散。水旱灾害发生后还会形成流民潮，人群感染机会增多，个体免疫力下降，这些都容易诱发疫病。

（二）饥荒对疫病的诱发

“大荒之后，必有大疫”，对此，宋人也有认识：“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久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病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饥荒使人群抗病能力普遍下降，流民聚散也容易传播疫病。事实表明，饥荒对南宋杭州疫病灾害的暴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统计史料发现，南宋杭州由饥荒引发的疫病灾害共10次，是疫病暴发的另一重要诱因。例如，乾道元年（1165）,“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饥荒均为洪涝、干旱等气候异常所引发，但这些气候异常并非仅限于杭州当地。同样，饥荒产生的流民来源也并非仅限于杭州一地，即饥荒导致的疫病灾害具有明显的输入性和流动性特点。

（三）战争对疫病的诱发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战争对疫病的产生同样影响巨大。从现有记载看，南宋时期的杭州因战争而出现大规模的疫病灾害有3次。例如，隆兴二年（1164），金军南侵，为躲避战乱，淮河流域二三十万百姓流亡江南，他们“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艰难的流浪生活使流民群落中疫病横生，而两浙地区的百姓也受到传染，“浙之饥民疫者尤众”。

对于南宋后期蒙古南侵传播鼠疫至中原、江南地区的可能性，曹树基曾进行研究。1232年，蒙古攻克汴京（今河南开封），随后发生大疫，死者90余万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烈性传染病暴发，曹树基推测为鼠疫所致。在南宋灭亡前夕，元军占领杭州，随后杭州大疫暴发，“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这与蒙古攻克汴京后的大疫，何其相似。

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虽然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但随着蒙古军队大规模南侵，使得鼠疫流行范围扩大。由于鼠疫流行与战争可能同时进行，历史文献又缺乏对鼠疫的认知和直接记载，所以容易被忽视。尽管目前尚缺少直接的证据表明，德祐二年（1276）发生在杭州的疫病是鼠疫，但元灭南宋的战争是该疫病灾害的直接诱因，应属无疑。战争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尸体不能及时掩埋，很容易导致疫病暴发。

（四）人口流动对疫病的诱发

南宋时期，杭州是北方流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从隆兴二年（1164）、乾道元年（1165）、庆元元年（1195）、庆元三年（1197）、嘉定元年（1208）和嘉定二年（1209）杭州疫病灾害的发生情况看，疫源多来自于江淮流域的难民。大规模的难民潮在迁移过程中，因为饥饿、疲劳、寒热等原因染上疫病，某些病原体的分布与传播也发生改变，这对杭州的疫病灾害具有较大的影响。

除了北方难民，杭州还承接来自更广阔地区的流动人口。包括商旅、官吏、士子和僧道等短期居留杭州的流动人口，尤以三年一次的会试，最为壮观。“有十万人纳卷，……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显而易见，庞大而频繁的人口流动，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五）迷信陋习对疫病的诱发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普遍存在“信巫不信医”的风俗。每有疫病流行，乡民就会祈求神祇庇佑，或延请巫师驱邪，此风在京畿之地的两浙路尤其盛行。“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好鬼尚巫的迷信之风，轻则延误病人的救治时机、加重病情，重则助长疫病蔓延，导致疫情恶化。

饮食与卫生陋习也容易诱发疫病。周密在笔记中记载：“凡驴马之毙者，食之，皆能杀人，……岂特食之，凡剥驴马亦不可近，其气薰人，亦能致病。”这说明当时屠宰、食用病死牲畜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基本的防疫意识。宋人对待人体寄生虫的习惯及态度，也不容忽视。“尝泊舟严州（今浙江建德）城下，茶肆妇人少艾，……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而视者亦不怪之”。这种吞食人体寄生虫的习惯是危险的，特别是疫病暴发时。

三、南宋社会对疫病灾害的应对

（一）疫病暴发时的医药救治

1．遣医送药及时诊治。疾疫发生后，南宋政府会组织医疗力量诊治疫区患者，以减缓疫情。绍兴二十八年（1158）六月，“令翰林院差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看诊，合用药令户部于和剂局支拨应付”。此类遣医送药之举，在杭州疫病流行时多有记载，可见南宋朝廷对此是很重视的。

2．指导民间正确用药。绍兴二十五年（1155），因民间医生误用医药致人死亡，宋高宗下诏戒饬民间医药。“缘即今地土气令不同，宜服疏涤邪毒如小柴胡汤等药，得大便快利，其病立愈，临安府可出榜晓示百姓通知。”南宋政府下达诏书指出南北方“地土气令”有差异，应改用“下法”治疗，指导民间正确用药，从而降低疫病的损害。

3．设置隔离病坊避免传染。设置隔离病坊，这是在疾疫流行时针对疫病患者采取的一种隔离措施，目的是减少或控制疫病传播范围。由于疫病横行，当时朝廷也有制度规定：“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上述隔离措施，无疑是有利于控制疫病流行范围的。

（二）疫病暴发时的救济措施

南宋时期杭州疾疫灾害常常由饥荒引发，如果不及时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饥荒和疫病死亡。对此，南宋政府往往采取赈济、赈贷和蠲免赋税等救济措施。

赈济是在疾疫流行时，无偿给灾民提供钱粮，特别是老、幼等弱势群体。有时都城贫民由于缺乏口粮，在病后因劳作复发。针对此类情况，南宋朝廷也会给予赈济。赈济还表现在政府发放安葬费和抚恤费，用以帮助贫困家庭及时掩埋死亡者，避免尸体成为疾疫传染源。

赈贷是对灾民实施有偿的救济措施。也就是说政府给灾民提供恢复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如粮食、种粮或耕牛等，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等秋收后再归还所贷物资。蠲免赋税是另一种救济办法，即减免疫病灾民的税赋。这些做法在当时不仅能稳定人心，而且对疾疫的有效救治起到保障作用。

（三）采用中医药防疫治病

1．重视中医药学。两宋帝王多对中医药学十分重视，不少大臣都有医书传世，如南宋朱肱的《南阳活人书》、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等。在宋室南渡不久的绍兴二十七年（1157），由南宋政府主持修撰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颁布天下。受此影响，南宋地方官刊和私家刊刻医书的种类及数量也超过以往。

在宋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大行其道。唐代陆贽（宣公）被贬后著医书《集验方》，杨万里评价说：“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宋代文人知医、通医蔚为风尚，医学人才大量出现，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

2．探索中医疫病新理论。随着疫病的流行，危害的加大，宋代医家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方面，对“伤寒”和“温疫”等主要疫病进行探索。这一时期，医药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前人仅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外感热性病，提出“冬温”“寒疫”与“温疫”等新概念，并强调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为后世中医温病学理论打下基础。南宋医学家陈言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其中，外因包括了瘟疫和时气，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统一制作销售中成药。随着对各类疾病研究的深入，绍兴二十一年（1151），南宋朝廷颁布中成药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并要求各地药局按照方书制作中成药，这是南宋官方规模化、标准化地制作销售各类中成药用以防疫治病的开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有治疗各类时疫的成方及名方。例如，治疗热疫毒的至宝丹，治疗伤寒、温热病的小柴胡汤，治疗时行瘟疫的柴胡石膏散，治疗时行疫疠、风温、湿温的圣散子，治疗赤痢、白痢和休息痢的痢圣散子等。今天常用的“藿香正气散”也首次在该方书中出现，并标明“常服顺气宽中，辟除瘟疫”。这些局方不仅写明药物配伍、煎服方法，还详细告知用药宜忌等。在南宋政府倡导和疫病防治需求的共同推动下，杭州成为全国中成药制剂中心，救人无数。

4．设立或完善官方医药组织。南宋杭州医药组织有和剂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惠民利（和）剂局，在太府寺内之右，制药以给。太平惠民局，置五局，以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和剂局为官方制药机构，太平惠民局为官方售药机构，所制售药物的价格比时价要低，每遇有贫困或水旱疫病，还施给药剂，以此惠民。若百姓将病状寄给药局，药局也会配制成药寄予病人，直到康复为止。尽管官办药局也有舞弊谋利等事，但其在防治疫病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后期由政府出资在杭州又成立“施药局”。淳祐八年（1248），临安府“以民间盛暑，病者颇多困，因创局制药，命职医分行巷陌诊视与药，月为费数万，多所治疗。……都民多赴局请药，接踵填塞，民甚赖之。”此外，翰林医官院也会秉承皇帝的旨意为民间提供医药救治。

（四）建立公益救助机构应对疫病

1．养济院。养济院是一种季节性的救济机构，多在冬季救济贫病之人。“临安城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条养济，遇有疾病给药医治，每岁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钱米至来年二月终。”杭州的养济院设立于绍兴二年（1132），共有两处：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后移宝胜院；一在艮山门外。此外，余杭、于潜、昌化等县也有此类机构设立。

养济院或安养院主要由僧人、医官等管理。被收养的贫病之民可以在这里获得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等，在疫病暴发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洪迈所说：“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可见，养济院发挥了重要的贫、病兼济的救助作用。

2．漏泽园。漏泽园为带有公益性质的丧葬之所。庆元年间（1195—1200），南宋政府将漏泽园制度编入法令，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对死者入葬，各州县应无偿为贫民提供葬地。漏泽园通常选择高旷无人的所在，用于停放棺柩，掩埋遗骸，存放骨灰等。临安府仅钱塘、仁和两县就有漏泽园12所，余杭、于潜、富阳和昌化等县也都有漏泽园，其数量规模不等。漏泽园的管理一般由僧人负责，费用多由政府出资，特别是有疫情出现时。

3．化人场。南宋时期杭州的疫病灾害常在春、夏季暴发，由于天气湿热、死者众多，出于防疫考虑或来不及掩埋，疫病死者常作焚化处理，其焚化场所被称之为“化人场”。嘉定二年（1209）四月，“行在疫病流行，死者众”。南宋政府紧急诏令“临安府将见存化人场依旧外，……余一十四处并许复令置场焚化”。化人场多选在“深远去处”，除了平时常用的化人场外，余者“往往拘于禁地”或“多被拆去”，实际主持焚化工作的也以僧人为主。

当时，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和完善，为应对疾疫灾害的发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南宋时期疫病困扰下的杭州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疫病灾害对南宋社会的影响

（一）改变热情好客的民风

南宋初，宋、金在江淮流域一带持续交战，大量“淮民”南逃避祸。宋金议和后，淮民重返家园，当有北上的江南人就会热情款待，江南人也会留钱感谢淮民。然而，“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竢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开禧二年（1206）南宋北伐失败，战乱中淮民再次南迁，却受到江南人的冷遇。战乱平息后，淮民也不再热情接待江南人。

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民呢？这与南迁淮民屡屡给江南民众带来损失惨重的疫病灾害，有密切关系。从隆兴二年（1164）到嘉定二年（1209），仅杭州就至少有6次疫病灾害与江淮流民有关。尤其是“开禧兵变”后不久的嘉定元年（1208），淮南大饥，流徙江、浙者百万人，疫情从当年冬季持续到次年夏季，“都民疫死甚众。”淮民给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带来频繁的疫病灾害，这可能是江南民众厌恶淮民的重要原因。

（二）影响驱疫避邪的风俗

疫病的反复流行直接影响人们驱疫避邪的风俗习惯。“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不仅市井百姓如此，南宋宫廷也悬菖挂艾、佩带香囊，借此预防、驱除疫病。一般认为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但其最初是驱邪禳灾仪式和龙图腾崇拜融合而成的节日，南宋端午节的习俗反映了其驱疫避邪的原始意义。

宋人最典型的驱疫活动，是除夕夜的驱傩仪式。“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除夕当日，南宋皇宫举行盛大的驱傩仪式，人们身着面具彩衣，手执枪剑旗帜，扮成神仙鬼怪，一边舞蹈一边驱傩打鬼。宋画《大傩图》展现了民间驱傩活动。画中有12人身着奇装异服，携拿鼓、铃、檀板等乐器，以及扇、篓、帚等用具，或手舞足蹈，或敲锣打鼓，展示古老的驱邪防疫习俗。无论是隆重的宫廷仪式还是简单的民间活动，人们都期望借此达到驱疫避邪，祈求健康的目的。

（三）养成家庭和个人的卫生习惯

除夕夜南宋杭州人还有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洒扫”。“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家家户户打扫卫生，去除尘秽，有利于预防疾病，也满足人们祈求平安的愿望。除了洒扫，按照风俗人们还要焚烧苍术等香药，苍术有燥湿健脾等功效，也具有辟瘟防疫的作用。

随着疫病的反复流行，良好的卫生习惯被更多人接受。南宋杭州有3000余所营业性的公共浴堂，“水由诸泉供给，人民常乐浴其中”。浴室的开办，便于民众保持个人卫生，也起到消毒防疫的作用。宋人还养成吃饭、祭祖、观花等事前洗手的习惯，宋画《盥手观花图》描绘了一位仕女正在盥手的情景，正是这一卫生习惯的写照。

清水洗沐难以彻底清除污垢，卫生用品便应运而生。“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肥珠子类似于肥皂，用它来洗面、沐浴、洗衣。南宋杭州有“凌家刷牙铺”和“傅官人刷牙铺”等牙刷专卖店，其“揩牙方”（牙膏）用茯苓、石膏、白芷、细辛等多味中药炮制而成。这些卫生用品的使用能去污脱垢，具有一定的防疫作用。

杭州城中多有卖“蚊烟”的小经纪人。所谓“蚊烟”，可能是晒干加工好的艾条和蒿叶。宋人还有加入樟脑、硫黄等药物的驱蚊药方。杭州城中还有数十家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可见药物灭鼠很普遍。蚊蝇老鼠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之一，人们采取各种措施灭杀，也有利于疫病的预防。

五、结语

传统中医药学至少有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与各类疫病的斗争史也有上千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与财富。时至今日，中医药仍然在疫病防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治疗恶性传染病疟疾的“青蒿素”为例。东晋医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首次记载青蒿被用于治疗疟疾。1972年，我国中医药学家从青蒿中分离出具有显著抗疟作用的“青蒿素”。青蒿素类药物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为在世界范围内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2015年10月，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她在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这既是对青蒿素类药物的肯定，也是对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上的肯定。

2003年，一场被称为“非典”的呼吸性传染病席卷全球。在“非典”防治过程中，世人再次认识到传统中医药的价值。在对比香港与内地“非典”病死率时发现，前者比后者高一倍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香港医院不允许使用中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112例“非典”患者中，除了7例死亡，其余全部治愈出院。这其中以升降散配合达原饮为基础方的中医药，在治疗过程中发挥了奇效。

从“非典”和“疟疾”的防治过程看，中医药对现代疫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反之，在现代疫病的防治过程又推动了传统中医药的继续发展。从这一点而言，宋代社会在疫病灾害应对与防治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诸如，及时遣医送药，对症用药；及时隔断疫源，避免传染；给予经济救助、临终关怀；发展医药事业，防病防疫；注重个人卫生，灭鼠灭蚊等做法，时至今天仍然大体沿用。再如，由于气候异常、战争、饥荒、人口流动、迷信活动、卫生陋习等因素，导致各类疫病灾害反复发生，实属前车之鉴，应该认真吸取，以为殷鉴。

（张峰，浙江省气象局工程师；贾燕，浙江省气象台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