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竹桥黄氏家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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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明末清初学术巨擘黄宗羲的研究成果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家族史的角度考察他所处的家族群体及其家族史的流变,长期以来却一直阙如。华建新老师这部《余姚竹桥黄氏家族研究》的问世,无疑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标志着对余姚竹桥黄氏家族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学者由于对家族史研究的价值观及着眼点不同,有的偏重于研究某一家族在历史上曾经出了多少举人、进士和达官贵人;有的则偏重于对当地望族礼仪文化的梳理和综述。这可以从人们对两宋东莱吕氏和四明史氏的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然而,读过此书以后,则可明显发现它虽然也以考察余姚竹桥黄氏家族代表性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为重点,但并不至此为止,而是由人物而延伸到当时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乃至科技等诸多方面,体例新颖,别开生面,可谓厚重笃实,创见迭出。我以为本书主要有三方面的特色:

第一,紧扣人物,以人显史。晋宋间杰出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有言:“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伸世模。”对家族史、地方志、国史的研究而言,虽各有侧重;但互相勾连,相互辉映。就宗族史而言,实质上是家族的流播史、文化史。若没有众多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卓有成就的贡献,就不可能成为连绵数百年的一地望族。正因如此,本书作者以时代为背景,以人物为重点,由此构建此书的逻辑架构可谓顺理成章。以人物业绩显其家族史,作者作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展示。

作者以人物为主线,分四个阶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南宋初年至清朝末年约800年间余姚竹桥黄氏家族创基、发展、兴盛的历史流变。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选取其突出的事迹作概括性的叙述;对其中杰出人物则不惜重墨、全面考察和论述。作者在对人物生平事迹的叙述、评析中,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叙事和议论之上,而是着力于对这些人物所作贡献之时代和环境作出具体分析,揭示其对社会的贡献,梳理其家庭、家族的文化传承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以广阔的文化视野,逐次展示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竹桥黄氏代表性人物的家国情怀,尤其是在社会嬗变之际这一家族成员心灵所经受的创伤、裂变及其明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选择,回答了由此而导致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剧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诸如,南宋初,金兵犯浙东,余姚竹桥黄氏始祖黄万河之父其时为明州官员,金兵陷城,喋血献身。再如,晚明那场反阉党魏忠贤的重大斗争,竹桥黄氏第16世孙黄尊素不惜身家性命勇斗奸邪、宁死不屈。再如,黄尊素长子黄宗羲在明清嬗变之际,清军铁蹄蹂躏浙东,铁肩担道义,联络黄竹浦宗族弟子,毁家纾难,揭竿而起,武装抗清,力挺时艰。又如,晚清海疆告急,西方列强犯我领土,竹桥黄氏第23世孙黄炳垕以其高超的测绘技术服务于抗击西酋的军事战略。如此种种,作者将人物放在时代的变局中加以考察,贯通了家国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丰富了历史细节,及其对竹桥黄氏家族群体命运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第二,紧扣时代,以文显族。余姚竹桥黄氏家族在南宋、元、明、清这约八百年的历史时期,历经战火洗礼,家国多难;但其家族成员,尤其是杰出人物能审时度势,忍辱负重,以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立族,求生存、求发展。本书作者紧扣竹桥黄氏家族所处时代的内在机理,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上思考问题,开显其家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深刻地揭示其家族在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期能独占风气之先的文化精神。

一是批判精神:诸如在明清鼎革之时,竹桥黄氏家族诸多族人在沦为遗民后,深感武装抗清复明斗争已无希望,家族中诸多有识之士明智、果断地选择了隐居乡里,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与形式,走上了以学术研究、教育报国的道路。竹桥黄氏家族最明显的价值取向,不以高官厚禄作为衡量家族成员是否有为的惟一标准;而以家学、诗文表异于诸姓。家教门风,孝悌妇德,形成了家族共识,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明末清初不愿与清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集体的心态和道路选择。竹桥黄氏的杰出人物黄宗羲在史论上已不再是简单地抨击历代帝王,而是与时俱进,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深层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深刻地总结历代兴衰之成因,尤其是明亡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教训;从新民本主义思想出发,在理论上、实践上系统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开思想之源。

二是传道精神:竹桥黄氏作为一地望族其最显著的贡献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诸如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兄弟,著书立说,各出新见,被世人誉为“浙东三黄”。焚膏继咎,奋笔疾书,鸿篇巨著犹以黄宗羲为最,名邦遗献辉映日月。作为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黄宗羲在哲学、经学、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天文、历算、地理、民俗、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识见卓著,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道德文章,垂学后世。其为学力主“经世致用”,反对泥古不化、墨守陈规,成为学界的精神向标。《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著作在当时的影响振聋发聩,直至今世仍有现实意义。本书作者在力显竹桥黄氏家族的传道精神时,努力挖掘其学脉上的传承关系,凸显出其家族在历史转型期文化创造对家国命运的深刻影响。诸如,作者应用《竹桥黄氏宗谱》及其相关历史文献,揭示竹桥黄氏家族在明代中期的一些重要代表性人物均系统地接受过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亲炙,成为王阳明的入门弟子。这一方面见证了阳明心学在余姚的传播,另一方面说明阳明心学对这一家族的深刻影响,包括黄宗羲亦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为传承阳明心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说明清代“浙东学派”的流播与阳明心学具有内在的联系。当近世西方科技文明之风东渐时,竹桥黄氏家族中的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自觉接受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知者。

三是读书精神:耕读业儒传家,是竹桥黄氏家族在历史流变中主流的生存形态。其宗族历代先人十分重视族人弟子的藏书、读书,设有义学,激励学子诚实为人,宗规族约,书礼传家,儒风独茂。在历经数百年的累积后,竹桥黄氏家族至明代中期被王阳明认为已是“衣冠礼仪蔚然有称”,而成为一地望族。可见,藏书、读书与竹桥黄氏能成为一地望族亦有内在的联系。

四是文学精神:竹桥黄氏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相互辉映,互相激荡。竹桥黄氏历代均有才人涌现,诗家渊薮,其中不乏女性诗人,诗风极盛。诗人群体以歌咏乡里风光、风俗流变为主;在民族危亡之际诗文主流变风变雅、抒发黍离之声,成为时代之强音。诗文创作成为其家族教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形成了“诗教”传统。同时,竹桥黄氏家族的诸多成员在绘画、书法、金石等艺术领域均有造诣,这有力地提升了家族的艺术品位。由此,本书作者将竹桥黄氏家族的文化属性界定为累积型的文化家族,是名副其实、极有见地的。

第三,紧贴史料,以实显真。余姚竹桥黄氏家族作为累积型的文化望族,根深叶茂,文化积淀很厚,要将其流脉与众多的人物表述清楚绝非是件轻而易举的的事,尤其是如何把握家族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及区别是对作者学术功底的挑战和检验。为此,作者在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在弄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考稽源流,广征博引,探幽发微,辨讹正误,提出了诸多富有创建的学术观点。在收集和考稽史料方面,因作者身在县级城市要想获得大量的研究资料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但其为完成这一高难度的课题研究,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搜集史料。一方面从有关图书馆、文物保护和管理单位、档案馆等收集有关竹桥黄氏家族的存世宗谱、竹桥黄氏家族人物的存世著作,以及诸如地方志等相关历史文献,包括收集一些实物性的史料;另一方面通过对竹桥黄氏家族的发祥地、支系的徙居地等进行实地考察,与竹桥黄氏的后裔进行访谈,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线索和新的观察角度,书中许多珍贵史料首次得到披露。同时,作者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前后比对,对其中的一些错误记载作了辨析,还其真相,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纵观全书,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探讨了竹桥黄氏家族长久不衰的原因及历史影响,得出了“余姚竹桥黄氏家族以文化立族、以人才兴族、以成就显族”之结论,是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是经得起历史和文献的检验,是真实可信的。贴着史料走,真如傅斯年先生所说:“一分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学方法导论》,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先辈和同仁们,始终秉承着这一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从本书中欣喜地看到,华建新老师曾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访问学者,确实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且努力加以践行。

从整体上说此书是对余姚竹桥黄氏家族史系统研究后的全面反映及理论概括,极具原创新,构建了竹桥黄氏家族衍变的崭新论述体系。不仅厘清了竹桥黄氏家族的发展脉络,而且还深入探讨了这一家族之所以负有盛名的原因。本书逻辑严密,文字清通,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社会更大的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史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通过对竹桥黄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全面认识,对于当代社会的家族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也为浙东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但是,正如作者所言,余姚竹桥黄氏家族史的研究尚有诸多待开发的领域,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和对现存史料作深入发掘而更彻底、更完善地予以解决。由于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这个不足之处既难以避免,与本书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相比,也就显得不很重要。

曾记得,2004年10月的某一天,我在为历史系的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时,本书作者恰巧也来听课。课间休息时,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有人认为黄宗羲在别人还在武装抗清的时候,其早早地退出了,有失‘气节’,您怎么看?”我当即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道:“黄宗羲在气节上绝对没有问题。人们只要结合当时民族斗争的新形势,认真地研究黄宗羲一贯以来的思想和表现,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光阴荏苒,此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此书的问世,便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华建新老师在浙江大学访学后,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有关余姚先贤的学术研究,可谓成果累累,迄今已出版了多部专著,且皆颇获好评。今天,他又将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学术上,对竹桥黄氏家族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确实令人欣喜和期待。是为序。

何忠礼

2016年3月28日于杭州凤起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