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古代居民及其文化的若干问题

黄文弼（1893—1966）先生是毕生致力于新疆考古和西北史地研究的大学者。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要成员，他对现代新疆考古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和李济（1896—1979）、梁思永（1904—1954）等先生不同，黄先生没有系统学习过当时国外的考古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但是，通过勤奋自学和考古实践，他对现代考古学的认识不断加深，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曾四次去新疆考察，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调查。黄先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麴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努力说明塔里木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1957—1958年的考察，足迹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阿克苏、巴楚、和田等地区，为探讨新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人地关系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黄先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他的著作是20世纪我国西北考古和丝绸之路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的宝贵的学术遗产。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又处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所以也是东西方人群交汇融合的大熔炉。黄文弼先生对此也非常关注。黄烈（1924—2008）先生所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了《大月氏故地及西徙》、《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论匈奴族之起源》、《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论文，体现了黄文弼先生对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由于新疆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下面拟选取其中若干方面稍作讨论。

石器之路

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于1923年，是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1952）、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根据线索来到水洞沟考察，在一处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又发掘出300多千克的石器制品和动物化石，1928年他们发表报告《中国的旧石器》，证实水洞沟3万年前就有人居住。90年来，这一遗址是讨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石器时代东西方交流和古人类生存策略等学术问题的重要场所。该遗址群经多次发掘，包含12个旧石器地点，共出土3万多件石器和大量古动物化石。尤其是出土的石叶工具，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接近，早期法国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高星研究员等则认为，通过对出土于第2地点的一万多件石制品的技术分析，可以确定两个技术体系，即石叶技术系统和石片技术系统，石叶技术是西方传入的勒瓦娄哇石器技术，而石片技术是中国北方本土发展起来的石器技术，后者是第2地点文化遗存的主流，石叶技术仅存在于遗址形成的初始阶段，后被石片技术所取代。

对于水洞沟遗址体现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侯亚梅研究员提出，在确立旧石器时代早期“华北中心说”和“华北小石器文化自源性”概念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丝绸之路”的前身是史前时期就已存在的“石器之路（Lithic Road）”，这一假设认为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风向标。

关于新疆石器时代，已经发现一些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存，如哈密七角井遗址，但总的说来，还缺乏更多发掘和深入研究。按照安志敏（1924—2005）先生的剖析，细石器工艺传统发源于华北地区。但在新疆交河流域四号台地，曾经发现柱状石核，经鉴定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技术的传播方向主要是由西向东，新疆北部可能在四万五千年前或更早，就已进入旧石器中期阶段；约三万多年前，这种技术已经到达内蒙古和宁夏水洞沟遗址，然后继续向东，到达山西和黑龙江等地。

距今数万年前，是否确曾存在这样一条“石器之路”？由于证据尚不充分，笔者持存疑态度。不过早在20世纪20年代，步日耶（Henri Breuil,1877—1961）和德日进等学者就指出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年代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时代与亚洲现代智人的出现紧密相关。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在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国的多年工作，也使我们认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丹尼索瓦人的发现，几乎改写了人类进化史。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在2008年发现于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古遗址，化石包括一块指骨和一颗牙齿，还出土一些饰物。通过DNA测序，该化石代表一名5至7岁的女性。其身体构造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有所不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现代美拉尼西亚人中有部分基因与丹尼索瓦人相同，可能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在亚洲东南部与丹尼索瓦人相遇并通婚，然后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疆和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和中亚诸国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距很近，今后应该在石器时代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调查研究中，与上述地区和国家紧密合作，这对于弄清新疆地区在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和融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国外学者如美国的伊朗和中亚学家费耐生（Richard N. Frye,1920—2014）认为新疆地区古代有说Burushaski语的族群，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在此暂不讨论。

古代新疆的印欧语和印欧人

这里说的印欧人，是指古代新疆说印欧语系诸语言的族群，因而主要是就其语言学意义而言的，其实并不是“种族”之类的概念。现在有些中文著作中还有像“雅利安种”、“印欧种”之类的表述，很不准确，不宜使用。

在塔里木盆地二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以突厥回鹘（维吾尔）人入居为界限，可以分为突厥化以前（约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11世纪）和突厥化以后时期（公元8—11世纪）两大时期。大致说来，突厥化以前的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至北面的巴楚（可能包括疏勒在内），说的是中古东伊朗语，即和阗塞语和据史德语，与现在帕米尔地区塔吉克族所说的瓦罕语可能有比较接近的渊源关系；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焉耆和吐鲁番等地区则是用吐火罗语（分为A、B两种）。此外，犍陀罗语流行于楼兰—鄯善王国，这种语言属印度雅利安语支，但通过对以佉卢文书写的文书的语言学分析，当地语词约百、专名近千难以解释，所以此文书语言有吐火罗语成分，甚至有非印欧语成分。英国学者Thomas Burrow（1909—1986）等把其中的吐火罗语因素称之为吐火罗语C。

近年来，我国学者韩康信先生等对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人骨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和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研究结果证明，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从大的系统讲，以高加索（欧罗巴）人占优势。其形态类型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至少有三种形态偏离的类型，即：1．原始欧洲人（ProtoEuropean）类型；2．地中海东支类型，或印度—阿富汗（IndoAfghan）类型；3．中亚两河类型（两河指阿姆河和锡尔河）或帕米尔—费尔干（Pamir-Fergana）类型。

在这三种欧洲人类型中，时代最早的是孔雀河下游收集的头骨（距今约3800年）所代表的原始欧洲人类型。这些头骨除了具有较狭长的颅形、眉弓和眉间及鼻骨强烈突出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外，还兼有后斜的前额、低而宽的面和低眶、阔鼻等原始特征。这表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或更早一些），具有某些古老形态的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经深入新疆的腹部罗布泊地区。就分支系统学而言，他们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及远至伏尔加河下游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骨所代表的居民有许多共同点。在起源上，他们很可能与东欧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类型的晚期智人祖先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的晚期智人化石在顿河流域的沃罗涅什附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有所发现，其化石头骨的形态特征与孔雀河的头骨很相似。

在上述各支高加索（欧罗巴）类型之外，来源于东方的蒙古人类型的成分也出现在古代新疆境内，蒙古人类型人群中又有南西伯利亚类型、东亚类型、北亚类型等。目前所知蒙古人类型成分较早出现的地区，据人骨资料是哈密地区，距今三千多年。较大规模的蒙古人类型成分的向西扩展活动大概是在秦汉时代和其后时期。这些族群所说的语言，当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汉藏语系诸语言。

新疆各处墓葬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即所谓干尸也往往具有白种人的体质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对著名的小河墓地遗体做的DNA检测证明：Y染色体分析揭示只有印欧人单倍群R1a1a，而从线粒体分析可以看出既有东方标志性的单倍群C，又有西方标志形单倍群H和K。东西方基因和文化的融合在新疆至少可以上溯至四千年前。基因混合的最初地点，可能是在南西伯利亚某地，后有关人群南迁至塔里木盆地。小河晚期人群遗存结构更为复杂，既有西部欧亚成分，同时南亚成分和东亚成分也有所增多，小河人群墓地的整体表现为晚期成分较早期成分复杂，基因多态性增高，这是小河人群迁入塔里木盆地后，与周边人群不断发生基因交流的结果。

关于人们比较关心的月氏、匈奴的体质人类学特征，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月氏可能与吐火罗人有某种联系，但经一个世纪的争论，问题依然存在，其最终解决尚有待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学科的综合研究。

关于古代匈奴的“种族”属性，从考古发掘的人骨材料来看，具有混合的性质，即蒙古利亚成分和欧罗巴成分的混合。根据对新疆巴里坤遗址等地所出材料的分析，匈奴墓葬的Y染色体单倍型包括Q-M242、N-Tat、C-M130和R1a1，足以说明其群体组成的多样性。而最近的检测结果是多数为Q-M3。Q-M3最多见于叶尼塞（Ket）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亦见于楚科奇人。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等学者曾认为匈奴说叶尼塞语。此前李盖提（Lajos Ligeti,1902—1987）也有此主张，这是值得注意和进一步研究的。

中国出土古代人骨的欧亚大陆西部特征

如果西方人群向中国和东亚大陆运动，根据最近国内外的研究，其最可能的通道是由南西伯利亚流向中国北方。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调查证实：无论是铜石并用时代还是青铜时代的文化，其墓葬出土的人骨都具有明显的欧亚西部人群的特征。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与印欧人直接相关的欧洲系人群就大量移居到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南下的早期游牧民，可能是中国境内群体最早接触到的白种人。

但是前已述及，根据已有的骨骼人类学形态调查和研究，还难以证明在汉代以前有相当规模的西部人群东进到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秦汉以前具有高加索形态的人群向东扩展的地理界限也大致在新疆的东部和甘肃的西部。这一结论，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但总的来说，为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基本认同。

有关安阳殷墟祭祀坑人骨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C. S. Coon（1904—1981）认为其中有白种人的头骨，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根据部分头骨数据的变异度比较大，也认为可能存在异种种系的成分。杨希枚（1916—1993）先生对近400具头骨进行了测量分析，于1976年发表论文，认为可以从中分离出2具“白种人”头骨。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重新分析了这些资料，认为在殷墟祭祀坑人骨中可能存在蒙古人种支系的不同类型，这两具头骨只是华北地区古代人骨同一种群的个体变异而已。代表当地居民的殷代中小墓人骨的研究也证明，他们具有非常明显接近东亚类型的特征。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桓晨在2012年通过的博士论文中报道：从河南省偃师商城遗址采集了33例古人样本，对17例个体的mtDNA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人群主要与东亚人群接近，尤其是东亚东部和中国北方汉族。距今三四千年的青铜时期，新疆地区存在西部欧亚人群谱系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并未影响到我国中原及北部地区的人群。二里头夏代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人群与偃师商代人群遗传结构相近，且对偃师商代人群有遗传贡献。

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基因研究都表明，东亚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属于蒙古人种类型。金力、宿兵和张亚平等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迁徙路线主要由南向北。但东亚的新石器文化是本土起源的，与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认为蒙古人种类型的居民创造了东亚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和东亚文明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东亚人群就是清一色的蒙古人种类型。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北地区不断有高加索成分进入中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些成分也可能飘落到各地，如中国北方人中，据金力先生估计，可能有5%左右，其父系祖先来自中亚或西亚，是高加索类型人群的后裔，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些族群的原初成分。

切木尔切克文化

切木尔切克文化是迄今新疆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这个文化的中心在阿勒泰地区，从这个区域开始，切木尔切克文化沿准噶尔东西两缘向天山南北麓地区扩散。切木尔切克石人和石棺墓群，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发现，其准确年代虽不清楚，但它在阿尔泰山草原文明史上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深入乌鲁木齐以西的地区之前，北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及其在各地的变体，所以极其重要，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有学者设想，说原始吐火罗语的族群东迁后与阿凡纳羡沃文化的居民融合，到达萨彦—阿尔泰地区，然后沿额尔齐斯河、阿勒泰进入准噶尔盆地。切木尔切克墓葬表明这可能是吐火罗人进入新疆的主要通道。俄罗斯考古学家柯瓦列夫（A. A. Kovalev）曾在那里进行考察，并在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发掘过类似墓葬。20世纪80年代末在哈密发掘了“林雅墓地”，年代为距今3700—3300年左右。据研究，该墓地是目前新疆东部已知年代最早的含彩陶因素的遗存，其出土陶器分甲、乙两群，分别与河西走廊早期的四坝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相近。因此，对于切木尔切克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今后仍需加强。

（原载荣新江等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392页）

【补记】

2017年8月16日，在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召开考古发掘现场会。据介绍，该遗址地层堆积丰富，第6—9层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发现石制品2600余件和破碎的动物骨骼。碳十四测年表明，遗址最下层的年代距今42000年至45000年。这是一项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而且显示出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特征，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是少见的。请参看《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2日第一版报道。

201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