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代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历史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是孤立的，是在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具有了较为有利的历史条件，首先是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统治者采取的措施使金代出版得以继承辽与北宋原有的出版成果和技术条件，具有起点较高的优势，自然发展起来速度也会较快。其次，在出版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的情况下，金代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出版业的运行营造了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再次，金代文教事业的兴起及发展则成为推动图书出版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此历史条件下，金代图书出版取得了丰硕的出版成果，出版技术也达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水平。
一 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
女真人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在辽时还处于契丹族的统治之下，长期过着半游牧半渔猎的生活，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后来，其中的完颜部统一了女真各部。统一后的女真人不甘于辽人的残暴统治，在阿骨打的带领下开始了反辽斗争。从此之后，女真人迅速崛起，于1115年建立大金政权，这一年为大金收国元年。建国前的女真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多用契丹字，因而当建国后的女真人开始与文明社会接轨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着手创制本民族文字。天辅三年（1119），完颜希尹利用契丹字与汉字的偏旁创制女真字成功，由朝廷下令颁行，成为女真政权的官方通用文字。同时统治者在女真人中开展了学习女真字的教育，于各地设女真字学校，教授女真字。创制本民族文字一事说明此时的女真人已经认识到文化对本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女真人开始文化建设的标志。刚刚建国的女真人急需精神食粮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图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是文化的载体，具备了文化传播这一社会功能。因此，接下来金统治者进行文化建设的措施就是搜罗辽与北宋图书文籍，将北宋的雕版印刷工匠北迁。统治者对待图书及图书出版的态度与政策对金代图书出版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中获得的大量图籍刻版也为金政权的图书事业发展积累了充足的条件。
1.搜集辽、北宋的图籍、刻版
金在与辽、宋战争中十分注重对图书典籍及雕版印刷板片的搜集与保藏。在战争中，物质财富的掠夺固然占据了重要部分，但在获得大量物质满足的同时，金统治者并没有忽视精神财富的吸取。战争之初，金统治者就认识到图书典籍对政权发展的重要性，并确定了“征索图书”[2]“拘收文籍”[3]的策略。天辅五年（1121），金对辽发动全面攻势时，太祖特别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4]在面对战争胜利后的诸多事件时，统治者能将搜罗图书文籍命令以诏书的形式下达，足见对图书典籍的重视程度之高。天会三年（1125）金灭辽后，收得了辽代皇室的全部藏书，开始了金政权图书积累的第一步。在一系列搜集图书、刻版的活动中，金统治者充分看到北宋图书出版的丰富成果和重要性，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对北宋的战争中加大了对图书和刻版的搜集力度。如对北宋汴京的图书及刻版的搜求是有步骤、分多次进行的，从中央官府扩大到平民书坊，只要是图书集中的地方均列入搜罗的范围。太宗天会三年（1125）发动对宋战争，天会五年（1127）破宋汴京，尽取国子监、三馆秘阁及鸿胪寺的书籍、板片。赵子砥《燕云录》载：“靖康丙午（1126）冬，金人既破京城，当时下鸿胪寺取经板一千七百片。”[5]
据《靖康纪闻》载，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检视府库，拘收文籍”[6]。十二月二十三日，“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指名取索。仍移文开封府，令见钱支出收买，开封府直取书籍铺”[7]。靖康二年（1127）正月九日，始取国子监书板、三馆秘阁四部书。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禅学通经僧行数十人”“索应刊经板”[8]等。宋人多次将书籍和印版送往金营，仅运送这些物品所用的士兵就多达几千人。“二十九日，差董迪权司业监，起书籍等，差兵八千人运赴军前。”[9]
从以上史料记载的情况可以看出金人进入汴京后，首先搜罗已经印刷成册的图籍，之后收取印书所用的刻版，包括国子监书板，佛经板片等。
2.迁北宋的出版工人入金
只有以上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发展本国的出版业，于是金政权接下来的举措便是对相关技术工人的北迁。两宋时期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繁盛阶段，雕版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写版、刻版、刷墨等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主要的程序都是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刻工技术水平的高低。金若要发展自身的出版业，只有已出版的书籍和已完成的刻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优秀的刻版技术工人也成为掠夺目标之一。天会五年（1127），金从汴京不仅掠走了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还将城内的伎艺、工匠、娼优等一同解往金源内地，“华人男女驱之北上，无虑十余万”，据《南征录汇》记载“各色工艺三千人”[10]。其中不乏从事雕版印刷的工人，如“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人”[11]。一月三十日庚申，取“国子监书库官，太常寺官吏，秘书省书库官……”[12]北宋国子监书库官的前身是“印书钱物所”，是国子监中专门负责刻书的机构，后由于兼判国子监李至奏称其名称近俗，而于淳化五年（994年）改为“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13]。国子监书库官掌管刻印经史及其他各种书籍，同时还负责管理国子监所刻图书的出售，并将售书所得上交于官府。秘书省的书库官也是负责图书的刻印与管理的。金索要这些人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金政权的图书刻印与收藏筹备有经验的管理人员。
金政权对图书、刻版及雕版印刷技术工匠的索取，经历了战前准备、战后的搜集与迁移的过程。从这一系列连续的行为来看，金对辽与北宋图籍的收求，并非史书中所讲为防止后人耻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据《三朝北盟会编》的所引《燕云录》“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马宝贝尽为攘夺，燕人乃说粘罕曰‘今日破国而掠取太甚，天下后世所讥’。于是又取图籍文书与其镂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14]这段话认为金索取北宋的图书典籍仅仅是战争时为防止被后人耻笑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其真正的目的是掩盖大肆搜罗人、财、物的低俗行为。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认可，如张秀民《金源监本考》一文认为金破汴之后，“凡宗室，后妃，下至伎女、打筋斗诸艺人，子女玉帛、金银彩缎，以及太医局灵宝丹之微（二万八千七百贴），无不人担车载，急如星火，解往金营。或说粘罕（宗翰）曰：‘今日破国而掠取太甚，天下后世所讥。’于是又取图籍文书与其镂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15]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贬低其为“奴隶主眼光，狭隘地盯在人、物上”。[16]但笔者对这一看法持不同观点，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宋人为诋毁金人所杜撰的，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情形，理由有四。
第一，从其出处来看，《燕云录》是北宋鸿胪寺丞赵子砥作，由于民族偏见及与金人处于对立面，宋人著作中记载的金人事件都应该仔细甄别，分辨真伪。赵子砥当时负责向金交割鸿胪寺书籍，与金人的接触也应是在金人做出索取书籍的决定之后，他也就没有机会亲耳听到燕人对粘罕的这一建议。那么这些话或者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主观臆测。由于当时宋人对于金人的掠夺行径极为愤懑，故意贬低女真人为没有文化的野蛮人，杜撰此事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二，据《靖康纪闻》载，金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十五日破城，靖康二年（1127）一月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欲尽竭所有犒诸军”[17]。可见拘收文籍与搜罗财物的命令是同时下达的，而不是掠取大量财物之后才提出来的。另外《金史》中记载金兵围汴时，“（刘）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毫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嘉纳之”。[18]也可证明金人收取典籍的真正动因。
第三，金朝的图书出版受辽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建国前的女真人一直是在辽的统治下，辽代就大量出版有《贞观政要》、大苏小苏文集、《史记》《汉书》，并还将《贞观政要》、通历、方脉等书译成契丹文出版。女真人中有许多是通契丹语的，在金灭辽之前金人是否读过以契丹语出版的书籍，现不能确定。但在攻克中京后，就将辽中京的书籍都搜罗回女真地区。既然太祖明确克中京之后首先要取的便是书籍，那么书籍取回之后自然是要即时地使用，“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19]。所以说从灭辽到攻入汴京的这几年中，金人对图书中的内容已经部分的吸纳，对图书出版也应该有了正确的认识。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等出使金朝祝贺金太宗即位，行至咸州（今辽宁开原），许亢宗按照“及赐宴毕，例有表谢”的惯例，拟谢表奉上，其中有“祗造邻邦”一语引起金使不满，金人引《论语》云：“‘蛮貊之邦’表辞不当用‘邦’字。请重换方肯持去。”[20]认为宋使有“轻我大金国”之意，要求许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写谢表奉上。从中可以看出金使已经对《论语》的内容熟知，并能恰当地运用，说明金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学习已经具有一定成效，并非不懂文事，对图书文籍的价值必定是有正确认识的。
第四，从金人的文化政策来看，其搜求典籍一事应是文化发展的策略之一。金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金收国元年（1115）就开始创制本民族文字，天辅三年（1119）女真字创制成功后即兴建女真字学校，并颁行《女真字书》作为女真学校的教材。女真字学校是金最早的学校，《女真字书》也是金最早出版的图书。这说明金代文化建设已经起步，图书出版也已经萌芽。天辅四年（1120）金攻陷辽上京，天辅六年（1122）初攻中京，年底伐辽燕京（今北京）。辽燕京印刷技术最显雄厚，官方、私家刻书水平比较高，印刷品质量考究、数量多、流布全国。这些都应对金统治者产生了影响，促使其将发展图书出版业定为预期目标。金在搜罗图书的同时，还长途跋涉运送沉重的书板和迁徙大量的刻工，如果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则没有必要做后面的两件事。正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所说“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又以女真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真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21]。证明金太祖阿骨打已经注意到文化建设。
因此，金人在攻下汴京之后许多人不是把目光盯在掠夺财物上，而是将搜罗图书作为主要目标。“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22]从以上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个十几岁的女真人也已经通晓契丹字、汉字，说明其对契丹文化和汉文化均有学习，他在汴京载图书以归也是源于对汉文化的向往。这样的事件也不只一例，充分说明了女真人对图书典籍的认识绝非处于盲目阶段。
综上可以认为，对宋搜罗图书、刻版与工匠，从金朝政府的角度来看，应是其进行文化建设的措施之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宋人先进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一点早在金攻辽之前太祖下诏所得的图书文籍都要及时发往京城时就已经被证明了。金人搜罗图书典籍与刻版是既定事宜，是金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与收藏高度重视思想的体现，也正是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为金代图书出版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先期条件。
二 金代经济发展对图书出版业的推动
在出版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的情况下，金代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出版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
1.手工业发展为图书出版业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出版业的发展水平是与相关手工业的发展程度紧密联系的。图书的出版需要经过雕版印刷的过程，印刷业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出版业的发展，印刷所需要的纸、墨等物料来源于造纸作坊和制墨作坊，所以这两类手工业的发展又直接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
建国前的女真人中没有手工业，但在与辽和北宋交往的过程中对手工业产品有了认识，看到了手工业品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为了满足自身对先进手工业品的需求必然积极发展手工业。金在与宋的战争中将大量北宋人口迁移到金境内，这其中就包含了人数众多的熟练技术工人。迁到北方后，金对这些手工业匠人的安排采取了与其他被掠来的人口完全不同的政策，他们不是被当作奴隶，而是被释放。据《靖康稗史笺证》引《呻吟语》记载，“靖康二年（1127）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说明被北迁的手工业者在金地是有生存自由的，金政府允许其自食其力，实际上是希望其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其掠夺北宋百工的目的，是为北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源。北方的手工业虽然在辽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北宋都城汴京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提高当地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是金迁技术工人入金的根本目的。被迁到北方的技术工人出于生存的需要必然重操旧业，就使得当地的手工业可以在较高的起点上迅速发展起来。《靖康稗史笺证》引《燕人尘》“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23]这些技术工人入金后的状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生产与生活的需要，金源地区的手工作坊和手工业产品也越来越多，其生产制造已体系化和专门化。冶铁业，金、银、铜制造业，制盐业，酿酒业，制陶业等行业逐步兴起。与出版业有关的雕版印刷业、造纸业与制墨业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
图书出版所依赖的雕版印刷业在金代是颇受重视的，如《金史·百官志》中记载的官手工业匠人的俸给数量，“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长行三贯石。射粮军匠钱粟三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习学给半”。[24]从中可以看出国子监雕字匠人中作头的俸给为六贯石，是各种手工业匠人中最高的，说明雕版印刷工人与其他手工业工人相比地位较高，雕版印刷业在各类手工业中亦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对雕版印刷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因而，金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原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图书出版所需物料包括纸张与印墨，因而造纸与制墨业的发展对出版业的发展有较大影响。金代的造纸业是较为发达的，造纸地区众多。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设有印造钞引库，“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金又设有交钞库物料场，“场官掌收支交钞物料”[25]。贞祐二年（1214）设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东平（今山东东平）、大名（今河北大名）、益都（今山东益都）、咸平（今辽宁开原）、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河北河间）、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山西太原）、京兆（今陕西西安）、平凉（今甘肃）、广宁（今辽宁北镇县）等府，瑞、蔚、平、青、通、顺、蓟等州，造纸工场遍布全国。生产麻纸、桑皮纸、楮皮纸，产量相当大，主要供给中央与地方印刷钞引与书籍。除此之外，金政府也鼓励各地种植麻、竹，为纸张的制造提供了原料保障。金代不仅纸张的产量高，在造纸技术方面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金史·百官志》列有书画局，掌御用书画纸札，[26]所造的纸都是高级书画用纸。
金的制墨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之前制墨多用松烟，但由于松林在逐年的利用中逐渐减少，使得制墨原料短缺，但金人根据各地的物产情况，利用煤烟制墨。金代山西盛产煤炭，于是制墨家又取煤烟制墨。“金杨文秀（伯达）以善墨闻，其法不用松烟，而用灯煤。”[27]元好问曾赋诗称赞杨文秀所制墨，“万灶玄珠一唾轻，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团更觉香为累，冷剂休夸漆点成。涴袖秦郎无藉在，画眉张遇可怜生。晴窗弄笔人今老，孤负松风入砚声”[28]。墨不用松烟而用灯煤，是利用了山西盛产煤炭的有利条件，解决了以松烟制墨原料不足的问题。原料方便易得，墨的造价就会相对降低，为需要大量墨来进行印刷的出版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金政府还在太原府设有官方造墨场，利用煤烟制墨，极大提高了墨的产量。这里生产的官墨一部分用于印造钞引，一部分用来印刷图书。
金代的纸墨生产能力较强，基本可满足印刷的需要。汉代官吏每月可得隃麋（西汉属右扶风）大墨、小墨各一枚，而金代吏人除每月得墨两锭外，又“月支大纸五十张、小纸五百张，笔二管”[29]。官吏除薪俸外，每月可得如许办公文具，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可见当时笔墨纸张产量之巨大。[30]因而，金代纸墨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商业繁荣为图书出版营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图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精神产品，图书的内容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具有无形性，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如语言、文字、动作等将其表达出来，才能被人们所感知，而图书就是将文字形式的表达加以固化的物质载体。图书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具有使用价值，同时它又是劳动产品，具有交换价值。拥有了这两种属性，图书便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图书流通是图书出版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流通，图书从生产者手中转入读者手中，最终实现图书出版传播信息的本质目的。图书买卖是其流通的主要方式。金建国后，迅速取得了对辽与北宋战争的胜利，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图书流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金代的商业发展表现为旧城镇的恢复与新城镇的兴起。
金所占据的淮水以北广大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北宋时已经十分发达，虽然战争期间当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破坏，商品生产遭受了打击，但社会对商品生产的需求促使辽宋故地的社会经济得以较快恢复，表现在城镇的恢复与繁荣。最能代表金代中原地区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是宝坻县的创建。宝坻县远在隋唐时代不过是一个滨海小镇，名新仓镇，历经几百年，几度兴衰，到海陵王天德年间以其盛产海盐，加之水上交通便利而迅速兴旺起来。时人刘晞颜在《创建宝坻县碑》中写道：“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青衮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既迁既引，隐隐展展然。鳞萃鸟集，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大率资鱼盐之利。”如此繁荣的商业景象，“虽古名县，不是过也”，于是金世宗在大定十一年（1171）冬到此巡视之后，就下诏升格为县的建置，居民发展到15000户。“岁入课利，通计一百三十余（万）贯。”[31]河东上谷也是各路商品出入山西的集散之地，有“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原原百货积，井井三壤赋”之说。[32]可见金朝各地商业发展之繁荣。
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在金代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机会。金对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东北与中原的阻隔，促进了两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商品货币经济逐渐取代了物物交换。东北内地在金建国前仍处于以物易物的时期，金建国后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而备受重视，实施了一系列的实内政策，为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些商业城市在东北萌芽并发展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上京会宁府的兴盛。上京路治所会宁府，从最初的女真各部落长活动的中心村寨，一跃而为金国都城，经过一系列的营造扩建，至熙宗时已发展成为拥有大量建筑群的城市，商旅往来十分频繁。“自金人兴兵后……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于其都。”[33]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统治中心虽然南移，但这里仍然是五京之一，许多宗室贵族聚居于此，除了官署和驻军以外，还有许多寺院、学校，有冶铁、铸造金银器物及陶窑等官私手工业作坊，到金中后期有居民三万多户。会宁府的繁盛也带动了周边大批卫星城市的兴起，以上京为中心，在今黑龙江地区已发现有金代古城近200处，在今吉林地区已发现200余处，加上辽宁、内蒙古及今俄罗斯、朝鲜境内的金代古城，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是军事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的标志。金上京不仅是女真人口集中的地方，也是汉人工匠和契丹人、渤海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城市。商品交换已经延伸到东北北部边疆地区，即使在今天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也有商业活动存在，在会宁府以北百公里的边防重镇肇东八里城遗址出土的79枚钱币，除了3枚为金代钱币外，其余均为北宋钱币。由此可知商业活动已深入到遥远的边境地区了。
道路交通的便利也为图书的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女真统治者为加强与中原的联系，自太宗开始，建立通往各地的驿站，天会二年（1124）“自京师至南京（即燕京）每五十里置驿”[34]，以上京会宁府和东京辽阳府为中心，开通了两条通往燕京的交通路线，两府所属各路州之间又有道路相互贯通，形成了十分方便的交通网络，为东北地区内部以及东北与中原地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天会年间已有商贾贩书到东北地区，宋徽宗就在北迁的途中两次向货书郎买书，说明书籍贸易已经进入东北地区。
金在鼓励商人通商方面，还采取了一些宽松政策和减免税收的措施。如大定二年（1162），“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大定三年（1163），减免山东西路“坊场河渡”所欠的税额。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这就大大减轻了行商的纳税负担，有利于商品流通。金世宗、章宗又几次下诏减免南京（今开封）等城市商人租赁“官房及地基钱”。章宗初年，又定“院务课商税额”，“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35]。由于世宗、章宗两朝先后采取了切实的轻税政策和正确的货币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城镇市场。
金统治区城镇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从而推动了图书买卖的发展。因而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金代图书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3.与南宋的图书贸易刺激了图书市场的需求
虽然金与南宋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但是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一直持续不断。为了便于南北方之间进行商品交换，金与南宋各在边境地区设置多处榷场，即双方进行正规商品交换的市场。除了榷场上的交易，双方的走私贸易也很兴盛。不论是官方的正规贸易，还是走私贸易，图书都是参与交换的重要商品之一。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人们购买图书看中的是书中所传递的信息，能够引起人们购买欲望的是图书的内容。金的图书在南宋是否有市场，主要取决于图书的内容，而图书外在的物质特征并不起决定作用。所以虽然南宋出版的图书数量远超过金朝，但因各自出版图书的内容不同，双方的图书仍然能在对方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有关各自政治和军事的图书都是对方特别希望获得的。不论是榷场上的图书买卖还是走私渠道的图书交换都为金的图书出版拓宽了销售渠道，并且这部分图书的交易价格也要比国内市场更具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的图书出版。最能说明与南宋间的图书贸易对金朝图书出版影响的是宋徽宗《谢表》一书的长期刻印。《谢表》的内容是宋徽宗在金期间对金人的赏赐表示感谢的表文。宋徽宗在金期间，每逢节日金人都要赏赐钱物，对于金人的赏赐，宋徽宗每次都要撰写谢表。[36]宋人对徽宗在金的情况十分关注，《谢表》是其了解徽宗生活状况的途径之一，于是金人便将这些谢文辑为一帙，专门拿到榷场上出售，非常受宋人欢迎，士大夫们几乎人手一本，这说明在南宋的图书市场上金刻印的《谢表》是很畅销的。由于金人的每一次赏赐徽宗都要写《谢表》，这样《谢表》的内容也就可以持续更新，成为一部长期连续出版的书籍。因而可以说，与南宋的图书交流同样活跃着金朝国内的图书出版。
三 金代文教事业的勃兴对图书出版业的促进
出版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发展水平是影响出版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文化是推动图书出版前进的最主要动力，出版的发展趋势与文化发展趋势是同步的，文化繁荣则文人数量增长，创作的著述增多，整个社会对文化的崇尚刺激了社会对图书的需求，教育的发展也就必然带来图书出版的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金代：“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于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37]金代文教事业的兴起以及发展成为推动图书出版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1.尊崇汉文化扩大了对图书典籍的需求
金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辽与北宋之后，却被其先进文化所征服，走上了尊孔崇儒，积极学习汉文化的道路。女真人本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的是半农耕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上还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女真人上层在与辽、渤海和北宋人交流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接触并了解到汉文化，对汉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于是在掠夺领土与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积极获取记载汉文化的图书典籍。
金将领完颜勖在金军攻下汴京后，宗翰问其想要什么，答说：“惟好书耳。”于是载书数车运往北京。[38]赤盏晖在攻打江南时带回《资治通鉴》的版片，而版片实际是生产图书的工具，与图书相比，价值更大，利用版片可以印刷大量的图书。以上事例反映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渴求，对汉文典籍的喜爱与收藏。
女真贵族还以汉文化来教育子孙后代，如完颜希尹就请北宋博学的洪皓教其八子读书，并能与洪皓进行诗词唱喝。宗干也是一个崇尚汉文化的女真人，他是女真政权汉化的支持者，并将汉文化的学习引入到家庭教育之中。其汉化的教育举措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为金朝培养了两位极力主张汉化的皇帝，一个是开启金朝汉化改革的熙宗完颜亶，一个是野心勃勃，欲建立统一大业的海陵王完颜亮。熙宗自幼接受燕人韩昉等儒士的教诲，“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学会了吟诗作赋、交际礼节、象戏博弈，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逐渐汉化、儒化，“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39]。海陵王完颜亮是宗干之子，幼年从汉儒张用直学习，“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40]也就是在熙宗与海陵时期，极力推崇汉文化，确立了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治国思想，这与其接受儒家教育，汉化程度较高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一思想在全国的确立也为汉文典籍在金的传播与应用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人们对文化的学习离不开承载文化知识的载体——书籍，书籍将知识与信息从出版者传播给接收者，实现了出版传播信息的本质目的，对信息的需求也就是对书籍出版的需求。金代对汉文化的推崇，促进了与汉文化有关的各类书籍在北方的编撰、印刷与传播。如金人争先刻印洪皓的诗文，据《宋史》记载：“皓虽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41]在《先君述》一文中洪适又说：“在冷山摘褒贬微旨，作诗千篇，北人抄传诵习，欲刻版于燕。”[42]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五月，“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43]金代哀宗也十分重视运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即位后经常诏太常卿、翰林学士等官员讲授儒家经典，经常达到“上听忘倦”[44]的程度。金从辽与北宋搜罗来的图书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都收入内府，供皇家或政府使用。个人对汉文化的需求转化为对汉文典籍的需求，当社会上已有的书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就要求出版者生产出更多的图书来解决这一供求之间的矛盾。可见，金人对汉文化的推崇是促使其出版业发展的动因之一。
2.推行科举增加了对考试用书的需求
“金源氏崛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于唐、宋之盛。”[45]金建国之初为实现对新占领区的统治，急需汉族士人协助其管理，于是天会元年（1123）开汉人科举，这时的科举还只是为了临时挑选人才，因此在考试的时间和选取的人数上还都只是根据需要而临时确定，“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46]，虽然如此，却开了科举之门。天会五年（1127），为管理占领的辽、宋故地选拔的官吏，为适应两地士人所学不同，分设南北榜取士，南榜为宋人，北榜为辽人。随着金各方面统治制度的逐渐健全，科举制度也得以不断地完善。海陵天德三年（1151），鉴于辽、宋故地在金的长时间统治之下，区别已渐消失，便并南北选为一。考试科目也在逐渐增加，天德二年（1150）增设殿试，以后又陆续增设了明经、律科、经童等科，最终多达十科，“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创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47]世宗后期又增女真经童科。
科举是走上官宦之路，改变命运的捷径，于是人人争相读书应试，如果能够在考试中登科、擢第，即使在皇亲国戚之家同样视为荣耀之事。辽阳人李石为辅佐世宗登上帝位的勋臣，进封广平郡王，做过太尉、尚书令等高官，同时又是皇亲国戚，既是世宗之舅，也是世宗岳丈，即便有这样显赫的地位，当其子献可登大定十年（1170）进士第后，世宗同样称赞说：“太后家有子孙举进士，甚盛事也。”[48]父子相继及第，则世代为官，更是为人称羡。浑源刘
及子孙八人先后登第，其孙求闲闲公赵秉文书“八桂堂”。“闲闲曰：‘君家岂止八桂而已耶？’为书‘丛桂蟾窟’四字云。”[49]若要科举中第，不仅要十年苦读，许多人是读了一辈子的经书却还在应试。因此，科举一开，各种考试用书便获得了巨大的市场。金代的科举与前代相比，有几个方面的显著发展，对于图书出版来说均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金代的科举取士范围与前代相比有所扩大，放宽了对应试者身份的限制。其实自科举制产生之日起，就把那些被视为低贱行业的低层劳动者及其子孙排除在外，使其世代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唐代规定“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不得充贡。[50]宋制“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不得参加科举。[51]辽代的经济关系中还有奴隶，所以规定“医卜、屠贩、隶奴及倍父母或犯者逃亡者不得举进士”。但对商人应试科举似乎不做限制，从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规定“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52]可以推断此前商人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金制对科举应试者的限制是，倡优之家、伶人，太常大乐署的乐工，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奴婢、叛逆人亲属、罪犯不得应科举。但允许奴隶放良后应科举。如皇统年间，赤盏晖知宋州，“属县民家奴王夔者，尝业进士，晖以钱五十万赎之，使卒其业，夔后至显官”。[53]时治中，“少为人奴，后读书为学，第进士，其主良之”。[54]后泰和年间，尚书省上奏认为这一规定不恰当，于是章宗于泰和六年（1206）下诏：“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而奴免为良者则许之。……遂诏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子孙则许之。”[55]而辽、宋时，“奴免为良者无力应举，其子孙虽为官。亦不得居清要之职、不得临民。”[56]金与辽、宋相比是有所放宽的。再比如辽、宋均规定巫医之家不得应举，金代则取消了这一限制。如“冯延登，字子俊，吉州吉乡人。世业医。……承安二年（1197）登词赋进士第”[57]。镇州人李平父因出自医家，尝业医，后攻词赋，“登明昌二年（1191）词赋进士第。”[58]赵州王好古，先后师从洁古张元素、东垣李杲，精研极思诸家医书。中经义进士第，仕为本州教授。[59]《大金国志校证》记载：“举人应试，而或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听责保试。若武官，并诸经及第官人，已在任欲应进士举者，如不犯赃私追当罪，听告所属，申覆本部所听。”[60]举人只要所犯罪刑不重的，可以听保应试，在任官员只有小的过失，不至犯罪的，都可以参加考试。放宽应试者的资格限制，扩大了应试人员的范围，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学习与科举的行列。
其次，金还取消了科举取士的地区界限，孔叔利《改建题名碑》记载京兆府路的进士28人，他们或“隶业于此而登第”，或“宦游于此而成名”，[61]这些人均客籍于此，经科举考试而登第，说明金代科举已打破地区界线，客籍外乡者得以随时到所在州县应考，已取消了宋代“籍非本土”不得应试的限制。
第三，金代科举一个开创性特点是不仅有汉人科举，还于世宗时设立女真科举，即以女真大小字应试的科举考试。金以武得国，崇尚武功，因而金代前期女真族多以军功入仕，另两条主要途径即门萌和世袭。世宗时始设女真进士科，为女真人开辟了一条新的入仕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一般的女真平民子弟来说是一重要机会。金代的门荫、世袭等特权是针对贵族、世戚、官僚子弟的。平民子弟只有少数人在战争时期能以战功获得做官的机会，当国家处于稳定发展的和平时期，只有科举才能使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有机会走上仕途。同时金对于科举入仕的官员在薪俸上给予优待，以激励更多的女真人参加科举考试。在科举的刺激下，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女真语言文字。为发展女真科举，朝廷组织人员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刻印出版作为女真人科举考试的教材，为金代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开辟了市场。
综上可以看出，金代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在兼采唐宋之制的同时，还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扩大了应举阶层，激发人们对科举的热情。而取消应试地区的限制更是为了便于应试，省去士子们旅途的劳累与金钱的浪费，推动社会形成一股崇文之风。诚如元好问所说：“若仕进之路，则以词赋、明经取士。预此选者，多至公卿达官。捷径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化民成俗，概见于此。”[62]即使在田地劳作仍不忘带上一本经书，待歇息时拿出来诵读，好学之风俨然已经成为社会风俗。在这一社会风气影响之下，科举考试所用书籍的需求必然扩大，直接促进了此类书籍的出版。如《校补两汉策要》的出版，其书前序言称：“皇朝专向词赋取士，限以五经三史出题，惟东西汉二书，最为浩汗，学者披阅，如涉渊海，卒莫能际其畔岸，大抵菁华无出策论书疏而已，可取而为题者，十盖八九，真科举之急用也。”[63]进而刻版印刷。
3.发展教育加大了对教学用书的需求
女真族建立金政权以来，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发展教育的基本国策。教育的发展，促使教学用书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1）金朝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政府主持的官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私学及家庭教育也非常兴盛，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崇学重教之风。“我国家应天顺民，虽马上得天下，然列圣继承，一道相授，以开设学校为急务。以爱养人材为家法。以策论词赋经义为擢贤之首。天涵地育，磨砺而成就之。”[64]
金代的中央官学始于海陵天德三年（1151）的国子监，大定六年（1166）置太学。地方官学主要是各府学、州学、县学和乡学，金初曾恢复了一些辽宋时期的地方学校，到世宗后增加地方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世宗于大定十六年（1176）置府学17处，收学生千人。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下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校，共84处。
天辅三年（1119）女真字创制完成之后，创建女真字学，以教识女真字为主。女真字学应是金代最早的官方学校，《女真字母》为这一时期女真字学的教材，是金最早出版的图书。熙宗与海陵时期加强汉化，女真字学的发展进入低迷时期，世宗时提倡女真旧俗，大定九年（1169），开始恢复女真学，金政府在猛安、谋克内挑选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65]又选其优秀者百人送京师，由名师温迪罕缔达教授。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建女真太学。
金代的私学与官学共同承担着教育的职责，在金初官学还没有恢复的时候，民间的私学就已经担当了培养人才的角色。金代私学内容广泛，有从事儿童启蒙教育的蒙学，有从事高等教育的私学，还有一些专门之学。
除了设立教育机构提供教育条件以外，金统治者还采取许多具体的方针、措施，以激发百姓读书学习的热情。比如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程度，制定薪俸待遇。《金史·选举志》中记载：“大定六年（1166），更定收补内侍格，能诵一大经、以《论语》《孟子》内能诵一书、并善书札者，月给奉八贯石，稍识字能书者七贯石，不识字者六贯石。”[66]
教育的发展与教学用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凝聚着中华文化精髓的图书文籍在教育中担当着主要角色，正如世宗所说：“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67]这段话是世宗对图书典籍教育功能的评论，认识到经籍在教化方面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世宗为加强对亲军的教育，特“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68]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69]命颁行之，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教育发达，对教学用书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图书出版也就越兴盛。学校数量与学生人数的增长必然带来书籍需求的旺盛，金代官学中的学生人数一方面是汉官学人数，另一方面是女真官学的人数。府节镇防御州学总数为1800人，女真官学为3000人，医学校1464人，总计6264人。这一数字是章宗时期的汉官学的学生总数，女真官学是在世宗时发展最盛。虽然这一数字只能代表金代文教最盛时期的情况，但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教育类图书的大致需求量。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学生数量无法统计的私学存在，均构成了教育用书的需求群体，使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这些措施都加快了汉文化在金代传播的步伐。到了世宗、章宗年间，典章礼乐，灿然大备，刻书事业也随之勃兴。现存的平水版书籍大多为金中叶大定、明昌以后的刻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2）学校所用教材种类多样，经、史、字韵、医学、法律等，不论是哪一类书籍的出版，都体现了科举、教育与图书出版相互影响的关系。
除了正经正史类考试书籍的大量刻印之外，韵书也是教育类图书市场的热销书。金代比较注重经学字韵的学习，科举考试设有经义科，考试时考生可以将韵书带入考场作参考。因此，市场上大量刻印出售字韵书籍，如《埠雅》《广韵》《新修絫音引证群籍玉篇》《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崇庆新调改并五音集韵》《重编改并五音篇》《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新刊韵略》《草书韵会》等字韵书籍都是常销书，流传较广。金平水出版家王文郁看到市场上的韵书销量大，但却久无善本，无法真正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重新编辑并刻印出版韵书《新刊礼部韵略》。此书经过精心校对，弥补此前韵书版本的缺陷，出版后产生重要影响，直到元代还在重刊。市场对韵书的需求还促进了韵书的改编与修订，从以上各书书名中“重编”“新改”“新修”等用词中就可以看出是新编撰或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各代著名文人的作品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唐宋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就备受金人推崇，苏东坡、欧阳修等人的作品也成为图书市场刻印的主要对象。《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金朝非常受欢迎，流传较广。苏轼的作品对金代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手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章宗时，学士院还曾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文集二十六部。[70]
金代专科教育教材的使用。金代医学书籍流传较广的，有《政和本草》《圣济总录》《伤寒直格》《伤寒明理论》《伤寒论注解》《伤寒类证》《附广肘后方》等，宋代医书成为金代医学重要的教科书。司天台学生使用的教材，如《宣明历》《婚书》《地理新书》《易》筮法及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71]
儿童教材（蒙学教材）指使用韵语、歌赋形式编写的教科书。常用的蒙学教材除了流传千年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金朝也极有可能流传外，金人还自编蒙学教材。如金末元初针灸大家窦默，金时编撰的《标幽赋》，以歌赋为体裁，该书便于习诵，发挥了普及医学知识的积极作用，成为当时及后世受欢迎的医学入门书。蒙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童蒙教材的编撰，姑汾王涿编有《次韵蒙求》，交城吴庭俊又重编《十七史蒙求》。“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间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书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可以广异闻。”[72]其认为王逢原《十七史蒙求》在汇编的时候取材不够严谨，其书中选用的《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四部书不能称之为史，鉴于此自己重编《十七史蒙求》，其中的内容则只于史书中选取。
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为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是金代出版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金在与辽、宋战争中大量搜集图书典籍及刻书板片，并迁北宋雕刻工人入金等措施，为金代图书出版的发展奠定了前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其次，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图书出版业营造了大的经济环境，同时造纸、制墨等相关手工业对图书出版业发展起到了辅助作用。第三，金代文教事业的勃兴为图书出版创造了文化环境。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代的图书出版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为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