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注中职德育的研究从总量来看，成果较为单薄。因此，课题组拓宽了搜索范围，以便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　国外的研究成果综述

国外的研究没有专门针对中职德育的，在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中查找与道德教育相关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关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总体来说，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

(一)学生的道德发展、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

如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的《当前欧洲道德教育及发展研究》[5]，论文研究了道德教学、道德发展、决策、道德价值、能力、价值观教育、背景效应、测试的合法性等;又如毕特·德瑞贝瑞和史蒂芬·托马(W.Pitt Derryberry＆Stephen J.Thoma)合写的《道德判断、自我理解和道德行为:多元建构的角色》[6]，论述的内容涉及大学生的价值判断、道德培养模式、道德发展和测量，重点指出当前大学道德培养模式的缺陷，提出要建构一种注重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新模式;再如索布瑞克和贝瑞特·卡赛斯(Tone Dyrdal Solbrekke＆Berit Karseth)写就的《专业/职业责任——是高等教育的事吗?》[7]，论文谈到学生态度、新生道德问题、工作环境和专业职责，明确提出大学应当关注和培养学生承担起专业职责。

(二)技术教育中的价值与道德

如萨缪尔·娜塔莉和马克·凡顿(Samuel M.Natale＆Mark B.Fenton)合写的《商业教育与培训:一种价值——负重的过程》(第1 辑:教育和价值的冲突)[8]，该书的19篇论文揭示了所有职业/专业(professions)中的价值冲突。又如吉尼·克罗纳(Gene W.Gloeckner)撰写的《性别因素:一个道德两难》[9]，其中具体阐述了在技术教育中出现的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道德两难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再如弗列达·窦瑟特(Frieda Douthitt)的《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来发展工作伦理》[10]，它是一则研究报告，主要阐述了工作伦理的教授过程，提出了传统工作伦理在工作时就能在工人之间形成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觉服从性，但当前则只有一小部分人那么做，因此仅仅通过工作来确立工作伦理是困难的，需要教师通过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来实现这一点。

(三)欧洲多学科视角中的道德与社会行为

道德与社会行为国际会议(MOSAIC)集合了国际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前来参与，这些学者、专家从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来观察道德发展、道德教育以及道德观念的发展情况。该主题内容是多样化的，包含价值观教育、宗教导向、跨文化道德评价、个性差异以及道德主导论。

英国利物浦霍普大学的尼尔·弗格森研究了“尼日利亚和北爱尔兰儿童的道德判断力:政治冲突的影响”，该项研究将尼日利亚和北爱尔兰10—11岁儿童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对比。该项研究使用了社会道德反应测量表(SRM- SF;Gibbs et al.，1992)，并对跨文化测量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在社会道德反应测量表中，尼日利亚儿童得分明显偏低。结果表明:与北爱尔兰儿童相比，冲突强度以及对宗教的、当局的毫无疑问地遵从使尼日利亚的孩子道德水平偏低，尤其在涉及法律、法律正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关于这个研究量表的有效性是可以保障的，这个量表对于非欧洲人同样适用，尤其是儿童样本。

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的辛利德·韦瑞杰和派崔·让—卢克(Sieglinde Weyringer＆Patry Jean- Luc)研究了“价值观和知识教育可以合并吗?概念、哲学基础、经验、评估”，介绍了由萨尔斯堡大学开发的以班级为基础的价值教育项目。目前，随着欧盟成员国的扩展，欧盟越来越强调共享价值观。价值观的教育最为关键的是教师，但是很多教师称很难有时间将价值教育作为正常必需授课内容的一部分。价值与知识教育(Patry，2002)是一种试图将知识获得和价值教育整合在一起的教学途径。1984年柯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理论和格拉斯菲尔德(Glasersfeld)的建构主义理论形成了价值与知识教育的理论基础。实践中，价值与知识教育是基于两难困境形成的。当面对该两难问题进行讨论时，学生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辩论，因此，他们要通过搜寻必要的信息来进行高水平的辩论。而建构学习过程是学生自己的责任，学生必须根据讨论中所呈现出的挑战创造自己的知识，这样的学习便成了主动的过程。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乔治·林德(Georg Lind)开展了“道德判断的跨文化的有效性:结果来自于17例研究”，将道德判断测试(Lind＆Wakenhut，1985)用于评估欧洲五个国家(奥地利、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前南斯拉夫)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测试的有效性不仅通过严谨的翻译已达到语义对等，而且通过运用理论研究中的三个实验标准已达到语用等效。这三个实验标准是:　　(1)偏好层次(Rest，1969);(2)情感—认知度(Piaget，1976);　　(3)准单纯结构(Kohlberg，1958)。此外，这个道德测试还被翻译成25种语言并在更多不同的国家得以应用。已有17个不同语言版本的跨文化有效性研究的结果被呈现出来。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所有满足这三个标准的新版本被认为是跨文化有效的，并可以应用于跨文化研究。此外，这些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支持了认知发展理论的三个假设效度。

匈牙利赛格德大学的凡达和哈拿(Zsuzsanna Vajda＆Szabolcs Hajnal)研究了“道德判断的环境影响”，该研究运用社会伦理主导理论，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形成伦理观念的过程。作者认为社会道德主导论对于道德判断过程缺乏解释力度。这项研究目的是为了发现道德判断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理性思考的背景。一个假设是，除了失范本身，环境对道德失范的严肃评估以及道德特征有影响。环境是显著的原因(违规者的动机以及其他环境因素)，而行动是最终结果。另一假设就是当人们采取了违法行为，尽管没有针对某个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针对某个人的违法行为会比没有针对某个人的违法行为更加严重。基于皮亚杰的故事的道德两难问题是通过四组年轻人来呈现的。参与者被问到道德两难问题的评价所呈现出来的道德违规是可以识别的，但是原因和结果却是不同的。大体上，该结果支持了假设，并显示了当人们要对道德违规行为的严肃性作出判断时，人们会考虑其前因和后果。该项研究表明了道德观念具有复杂性、逻辑性的特征，并且帮助理解儿童和成人道德判断的差异性。

波兰华沙学院社会心理系的亚历山大·锡兹莱克(Aleksandra Cislak)研究了“在道德归属和政治认知中利己主义的作用”，通过三个实验性研究检验了在道德归属和政治认知中利己主义所起的作用。尽管有数据证实:利己主义在人们作出判断和决策时，发挥了潜在的作用，但是在社会认知中的利己主义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并且利己主义被认为只是影响社会判断的一个因素。作者构建了这样的理论并认为利己是通过道德归属形成人际态度的主导因素。在目前的文献中的发现证实了利己的重要性，在当代波兰，在政治直觉中以及选举偏好领域能获得道德能力。实验一的被试有82位退休军官，80位大学生，实验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参加选举的政客或是有能力或是没有能力的信息，政客或者推行对退休军官有力的政策或者推行对其利益有损的政策。结果表明个人利益影响了选举意图和对政客的认知。同时，如果政客的行为是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政客则被认为是更加道德的，反之亦然。实验二的被试有133位大学生，实验为其提供了政客候选人的行为可能会有益于候选人和选民的利益，也有可能有损于候选人和选民的利益。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了候选人为选民利益而工作时，被认为是更道德;但是如果政客为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们会被认为是更有能力。实验三的被试是来自三所大学的103位大学生，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模的案例检测，这些案例或是有利于或是有损于他们的个人利益。结果表明，个人利益的影响与其他人的道德评价相对。该结果表明坚守道德常模的人被认为是道德的，而那些打破常模的人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然而，仍然存在大量的悖论。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道德教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但遗憾的是，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关于中职德育方面的研究相对少了许多，其研究内容仅限于一般的阶段性道德发展研究。

为了充分收集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课题组深入挖掘，发现还有三个相关的研究领域:

一是专业/职业伦理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深入，对不同的专业，甚至不同的岗位的道德规范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伊利诺斯技术协会的专业/职业伦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thics in the Professions at IIT，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工程与科学伦理中心(Ethics Center for Engineering＆Scien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电子与电气工程伦理委员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Ethics Committee)，马萨诸塞技术学院工程伦理国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gineering Ethic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曼哈顿学院专业/职业伦理中心(Center for Professional Ethics，Manhattan College)，以及西密歇根大学社会伦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thics in Society，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等。其研究成果公开发布，如在美国、英国等国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网站，以供查阅。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仅仅研究了不同专业/职业的伦理要求，但没有涉及如何教育的问题。

二是生涯指导的研究，是职业教育中除课程外的研究主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英、澳、德、日、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纷纷探讨从学校到生涯的过渡途径，其内容包含了德育的内容。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苏柏(Donald E.Super)，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书籍，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论文《关于生命长度和生命角色的生涯教育和生涯指导》[11]，主要阐述了生涯发展理论，包括生命阶段，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生涯模式和个体差异，并据此提出了不同阶段生涯指导的目标、内容、课程、评价、结果等。随后他进一步深化了生命阶段论，撰写了《生涯发展的生命长度、生命空间方法》[12]，这是最能代表苏柏思想的经典篇章，也是目前引用最多的。论文界定了生涯的含义，并根据这一含义，提出了生命—生涯彩虹图(Life- career Rainbow)。此后，他所做的研究更为细致，进行了实证调查和模式研究，如1988年同道润西·纳微尔(Dorothy D.Nevill)合写的《大学生生涯成熟度和工作成绩》[13]主要研究了职业成熟度和职业表现之间的关系，以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大学水平为维度对372名本科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职业表现与态度及职业成熟度的认知因素密切相关，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无关。再如，《发展性生涯评价和咨询:C- DAC模式》[14]，主要论述了职业生涯发展评价及咨询的模式，填补了生涯发展理论和生涯创新评价手段，并开创了用咨询的方法来进行职业生涯指导的模式。到了1995年，苏柏的研究趋于成熟，出版了《生命角色、价值观和生涯:工作重要性研究的国际成果》(第一版)[15]，重点探讨了在现代生活中工作本质的基本问题，涉及生涯教育、跨文化学习、文化影响、就业、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角色冲突、工作态度和工作伦理等问题。除苏柏之外，其他人对该问题也有研究，其结果同苏柏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三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即技术伦理。它是技术哲学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伦理转向。有不少技术哲学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不同领域进行技术伦理研究，拉普、马尔库塞和米切姆等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伦理思想。如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用犀利的语言批判了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的单向度性、政治领域的单向度性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单向度性，由此提出了伦理维度，他指出，“人们日益变成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奴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工作关系相异化。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了单一、片面的社会关系，个人自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理性，社会协调并统一了人的生产、消费和娱乐，排除了一切对立和反抗的因素。这样科技进步就造就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16]。米切姆则对生物医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具体的技术伦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具体内容在下文详细说明。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量上而言是有一定积累的，但直接研究中职德育的非常少见，从研究跨度来看，主要集中于专业伦理、技术伦理和生涯教育上，其他方面涉及较少。

二　国内的研究成果综述

从国内中职德育的研究看，一个同国际研究相同的趋势是，中职德育与基础教育德育的研究成果相比，显得非常单薄。

(一)关于中职德育的研究

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最为关心的仍然是学生的出路问题，虽然刊物上不乏关于德育问题的探讨，但都停留于较泛的层面，仅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来对待，或者个案经验的总结。

例如，有论文提出:长期以来，现行德育存在着以智育模式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并提出，围绕着“优秀职业人”为目标的中职德育模式，学校以职业生涯规划、行为规范强化、道德实践养成、校园文化熏陶为重点工作，同时加强与企业联络，对比企业用人要求、行业标准、企业文化，真正促成校企培养目标一致，形成了以生涯规划提升职业意识、以企业要求养成职业规范、以行业标准促成职业素养、以校企文化强化职业道德、以园区保障确立职业理想的培养“优秀职业人”德育实践模式。[17]

又如，仲爱萍提出，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理念的更新，原有的课程观——课程即学科的概念已经被突破。新的课程观认为，课程是知识，课程是经验，课程是活动。德育活动的课程化建设正是顺应了课程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将内容不一、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按照课程理念加以整合，使之成为领域广泛、较为稳定、便于实施的课程。通过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职业情境中得到专业发展，丰富道德体验，促进个性特长的发展。以学分制为框架，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德育活动系列课程，整合社会资源，完善德育课程评价体系。[18]

其中，长期进行职业院校德育研究的是蒋乃平先生，他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创新精神的培养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职教通讯》2000年第5 期)、《职业生涯设计与德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12期)、《职业理想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教育与职业》2003年第1期)等，并编写了高教版《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一书，为职业院校德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仅从职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设计有助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强调，并没有从职业教育德育本身的内容结构、方法途径来系统探讨。此外，还有一些硕士论文谈到相关问题，如《职业学校内化式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当前重庆市职业中学学生的道德问题及学校德育对策研究》等，其中确实揭示了一些关于学生道德和中职德育现存的问题，如缺乏诚信、不负责任、只重知识灌输、脱离生活实际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加强责任感的教育、德育要贴近生活实际、要重视体验等。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挖掘仅停留于事实的表象，还没有深入到深层原因，因此所提出的建议只能是流于表面;此外，论文对中职德育的探讨没有凸显中职本身的特色，仅仅是从学校德育的困境与对策角度来论述的。

就技术伦理教育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职教育中，但关注它的学者都认为它是中职德育的重要内容，如陈向阳提出:(技术伦理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是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实施方法:学科渗透式教学和活动渗透式教学。[19]

就职业道德或专业伦理而言，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如有医疗人员的职业道德、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等。但这些行业职业道德的研究较粗、较泛，同社会公德没有很大区别，主要停留于道德原则层面。且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职业道德对从业人员的约束力还是比较缺乏的。

上述这些研究确实针对中职德育现存弊端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但是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实践经验多于理论研究，关于中职德育的研究，大多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实践经验的总结，总体上具有零散性和个性经验的特点;(2)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缺乏对中职德育背景的思考和对中职德育发展至今的历史必然性的思考;(3)缺乏具体化、可操作性的德育方案和建议;(4)对职业道德和技术伦理的研究不成熟，且对于如何进行相关教育研究不多;(5)缺乏对中职学生群体特征的研究，对于中职生特有的心理特征、道德认知水平等研究不够深入，由此导致研究的针对性不强，难以起到“有的放矢”的作用;(6)缺乏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几乎没有从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开展交叉研究。

(二)关于德育原理的研究

从德育原理研究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对德育的内容和实施途径都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几大主要的观点:如以人性化和生命教育为核心的系列研究(班华，2002[20];高德胜，2005[21];王健敏，2002[22];刘慧，2005[23];李菲，2005[24])。又如以德育生活化为主要观点的系列研究(高德胜，2003[25];李太平，2005[26];郑航，2005[27];侯亚彬，2005[28];林宁，2005[29])。再如以体验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刘惊铎、姚亚萍，2005[30];刘惊铎，2003[31];苏静，2005[32];刘济良，2005[33];韦京利，2005[34])。《教育研究》杂志专门对2005年关于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归纳，主要有如下观点:(1)道德之知本是一种实践之知，当代的道德教育却以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割断了与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走上了一条唯知识化的道路。(2)20世纪末全球性道德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道德教育本质的认识不够全面，即把道德等同于知识，忽略了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行为的改善。(3)对于德育工作细微品性缺乏认知和领悟，在分数和升学率面前，德育不过是一种陪衬和摆设，导致德育工作的形式化、空泛化和简单化现象相当严重。(4)德育低效源于普遍利用虚拟道德教育情境进行道德教育，而不能引发学生真实的道德冲突。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和精确制导的“技术手段”，缺乏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和关怀，缺乏真实的道德体验。(5)道德教育不仅是社会或国家对个体的一种规约和要求，也不仅仅是用社会性的价值规准去要求个人，道德对个人要求最终应当是关注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6)为克服传统德育方法表现出的诸多弊端，道德教育应从“知识”转向“故事”，从“灌输”转向“对话”，从“大道理”转向“小细节”，从“感悟”转向“践行”，从“受爱”转向“创爱”。(7)进行德育工作制度化、个案化建设，是解决德育形式化的关键;改善师生的道德生活环境，强调学生的德育体验，是学校德育工作必须加强的细微环节;德育工作生活化、真实化是改变德育工作空洞说教倾向的必然选择。这些都代表了德育研究的主流思想。

与此同时，德育原理的研究经历了若干变化:从宏观主题走向微观化、个性化的转变;从对德育本身的研究转向关注德育外部环境的研究，并注重理论研究与变革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从以经验为范式的研究向科学化的研究转变;更加注重德育实效，特别是德育实施途径和方法的创新研究(迟希新、檀传宝，2005年)。[35]

但从其涉及的范围来看，主要是社会公德和私德，主要指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德育。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基于上述观点的教育实验和实践。但涉及职业院校的德育研究和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还为数不多。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础，如对于道德教育的认识、道德发展阶段、德育课程教学、各专业/职业伦理规范、生涯教育的理论与指导等方面有了专门的、长期的、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对中职德育缺乏针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范围方面涉及中职的研究数量少，不够深入。德育研究尽管在国内进行了较长时间，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具有较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空间。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以总结归纳德育做法和经验的居多，也有一些从应然层面探讨改革策略的，但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之间总是存在较大的脱节和割裂。能够从总体上系统研究中职德育的困境、问题，并整体设计中职德育方案，寻找试验点验证的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极少。

这些都给本书预留了充分的研究空间。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能够充分回答以下问题:当前中职德育的总体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及其原因何在?中职德育应该如何改革?其特色何在?它和生涯教育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在实践层面创新中职德育模式?等等。这些问题将成为本书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