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前货币理论的发展是无法让人满意的。至今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依然是这样一些问题：货币是交易媒介、价值储藏抑或是记账单位？货币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货币是否具有效用或货币的价值如何确定？归根结底，货币是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本书对发展至今的主流货币思想进行了梳理，并以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为界进行了划分。在交易方程式之前，货币思想具有鲜明的古典主义特色，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其有用性不在于本身具有效用，而在于能够便利人们交换到具有效用的商品。该阶段的主要货币理论是货币数量论，该理论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或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的数量存在因果关系，货币数量的相对增加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而货币数量的相对下降则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将货币数量论的思想推向了巅峰。然而，由于交易方程式并未认识货币运行的基本原理，使其对货币的分析视角由“时点”变成了“时期”，从而错误地引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最终陷入逻辑的泥淖而无法脱身。
在交易方程式之后，货币数量论因理论困境及与现实的矛盾而广受诟病。在此期间，主观效用论在价值理论领域取得了成功，于是人们将货币理论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对货币的主观需求与评价上。他们认为，既然人们对货币具有主观需求，那么货币就必然具有某种“效用”。为了分析这种“效用”，他们将货币的功能进行切割，认为货币具有“交易”、“储藏”、“预防”和“投机”等多种功能，而且这些功能之间都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由于“交易”功能最难处理，所以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着重放在了“储藏”功能上。从文献上看，这些研究同时进行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从微观角度，主要分析个体持有“现金余额”的动机，并以此作为其理论发展的逻辑基础；从宏观角度，力图将货币糅合进瓦尔拉斯框架中进行一般均衡分析。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同样无法修成正果，原因是该理论的基本假设：“货币总量=个体持有的现金余额之和”（M=∑m）是错误的。
在剖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和“M=∑m”假设错误之后，笔者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理论。当然“全新”只是形式上的，从思想上来说，笔者的这一货币理论仍属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或者说是从“交易媒介”角度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与深化。在笔者看来，货币数量论思想其实并没有错，错的是主流货币理论（交易方程式）的分析视角和表述方式。如果能对这个错误进行修正，货币数量论自然会恢复它应有的名誉。笔者对货币基本原理的推理过程如下：
（1）在利己主义假设下，消费者具有最大化其效用水平的动机，这导致他在选择商品时遵循等边际效用的原则。当货币出现后，等边际效用交换原则变成了等价格交换原则。商品的价格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品自身的“相对价格”；二是经济体系的“一般价格”。这两个价格相互叠加的结果便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市场价格。
（2）“相对价格”是指消费者在自愿原则下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它包含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程度、生产者对商品的供给能力等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从而对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价格”（即市场机制）要想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购买力不变”，或者叫做“绝对价格水平/一般价格水平保持不变”。
（3）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经济个体选择生产“货币”还是“最终产品”，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意愿和判断，完全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这导致经济体对货币的供给与对最终产品的供给始终保持在一个动态的均衡水平上，或者说，货币存量将始终与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保持一致。这就是货币在市场的自由发行制度下，一般物价水平或货币购买力保持不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后人经常提及的货币的“锚”的含义。
（4）生产的本质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因此，某个时刻货币存量与该时刻最终产品的供给能力（数量）之间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也就等同于货币存量与即期社会总边际效用水平之间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在微观层面由于遵循“等边际效用相交换”的原则，即每等份边际效用将占用或分割相同等份的货币数量，因此，每一商品所形成的货币价格（分割的货币数量）即为对该商品所包含的边际效用量的准确度量。这就是对马歇尔提出的“货币能够度量效用”的证明，其完成也意味着宣告了“基数效用论”的成立。
（5）综上分析可得“货币”的定义：货币在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准确度量商品边际效用量的工具。该工具的良好运行需要一个机制作为保障，那就是货币的数量必须时刻与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或者说与即期社会总边际效用水平保持动态的固定比例关系。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与普通商品开放程度相同的货币生产能够自发地实现这一机制；但随着货币发行制度的非市场化，保持货币购买力水平不变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6）货币的发行制度可分为“市场化发行”、“半联动发行”和“计划性发行”。商品货币时期（包括贵金属货币时期）属于货币的市场化发行阶段；而贵金属货币与部分储备制度下的银行券混合流通的时期属于货币的半联动发行阶段；纸币时期以及目前的电子货币时期则属于货币的计划发行阶段。货币形态的变化遵循着货币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之间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调和的规律。
（7）纸币制度下维持“货币的购买力不变”的货币发行规则应为：“货币发行增长率=社会平均利润率-通货膨胀率”。结合生产理论中的原理：“利润的本质是新创造的价值”或“利润最大化便是财富创造最大化”，可以理解上述规则的含义为：“货币的发行数量=社会新创造的财富数量”。
对上述货币基本原理的发现，离不开对“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的深入理解。维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曾指出：“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现代研究对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的起源和确定，作了很多说明。但遗憾的是，在货币理论——货币价值和货币价格——方面，却未尝直接有所推进。”维克塞尔在此指出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区别和联系，但他尚未认识到它们与“生产理论”的关系。
沿着维克塞尔的思路，笔者进一步探讨了价值理论、生产理论与货币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价值理论主要解决了不同商品之间交换的同质性基础和比例关系的问题，它充分阐释了商品在货币的购买力不变的条件下所形成的相对价格运行机制；生产理论则主要解决了人类生产的动力、方式、组织和制度等问题，它阐明了人类的生产行为所需要共同遵循的规律和原则，既然货币也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果，那么货币的生产自然也要受相同规律的约束，换言之，货币的生产函数必须要与一般商品的生产函数一致；而货币理论则主要是探寻经济体保持一般物价水平不变的基本原理，它阐述了货币在人类共同的生产规律和价值规律作用下，如何利用自身数量的变化来精确地映射最终产品数量的变化，从而保证了货币购买力水平不变目标的实现。
鉴于价值理论、生产理论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将其分为两篇分别进行阐述是有必要的：首先，这两大理论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即便只对其中的主要思想和文献进行介绍也要占据大量的篇幅；其次，这两大理论虽然发展久远，但因尚未成熟而致使后世存在大量的误解，有必要对它们擦拭浮尘、归其本色；再次，这两大理论是货币理论推理演绎的基础，有必要在探讨货币理论之前彻底地解决困扰它们的各种问题。如：价值理论长期被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来使用，即恩格斯所说的：“价值论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但通过笔者的分析可知，价值理论只是一个寻求解决交换物品之间的同质性基础和比例关系问题的理论体系；再如：受到边际效用论影响而产生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极大地制约了生产理论的发展，而僵化刻板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则无助于从人类生产的基本规律出发建构增长模型，这是导致生产理论长期陷入“资本争论”和“边际报酬递增”等困境，却始终无法实现理论突破的根源。
完成了对货币基本原理的阐述后，笔者对货币制度演进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从中不仅能找到各种货币制度演进的逻辑，而且也能从侧面证明货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此外，由于银行理论、利率理论和汇率理论与货币理论也存在紧密联系，或者说，这些理论只是货币理论的一部分，因此笔者同时对基于新货币理论的银行理论、利率理论和汇率理论进行了论述，并从中纠正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千真万确”，而实际上却是“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如：银行可以创造货币、银行需要严格监管、银行需要存款保险、信贷资金属于货币供给等。在这些新形成的理论帮助下，我们能够完美地解释历次经济危机（包括2007—2008年）的爆发原因，答案实际上就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早已做出的解释——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是由“不稳定的货币增长因素”所致。
本书构思于2007—2008年，至今已有近七年的时间。在撰写期间，经常反复斟酌、几易其稿，但仍不能完全满意。如：本书虽然侧重于货币理论的阐述，但相对忽略了对货币史实的解释（对货币理论的应用）；对于演绎得出的货币发行规则，也限于笔者所掌握的数据不足而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现行的国际货币秩序体系，尚未进行深入思考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但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当一个人研究的问题属于那种有许多其他论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时，他如果在确信自己已无可修改其研究成果之后才将其作品付梓出版，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是对他自己的重要性的一种高估。”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将这七年的思考发表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对于尚存欠缺的部分，笔者希望能在将来另文阐述，或者交给更有资格的专家完成。
笔者在银行系统工作，一线的授信评审工作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源泉，而单位较高的平台也为本人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感谢我的挚友俞建拖先生通读全文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感谢我的导师姜宁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卢小生编审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悉心安排。值得特别感谢的是，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国外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其取得的累累硕果极大地减轻了我对国外文献的了解和掌握难度。多年来，年迈的父母双亲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照顾我女儿的成长，使我能从劳碌的家庭琐事中抽身而出并全身心地扑在研究与写作上；妻子滕燕华女士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我共同搭建了一个温暖而舒心的生活港湾，至亲至爱的家人们对我的支持是本书得以完成的不竭动力。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当然，文责自负。
赵英涛
2014年5月20日定稿于南京玄武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