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本研究相关的前人研究
本书涉及汉、日两种语言的后缀问题。界定并确认研究对象必须兼顾历史断代与地域影响、典型意义与使用频率等。本章笔者选择了和本研究背景密切相关的研究，对前人研究目前的情况进行整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后缀的确认应该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大背景之中进行，故需要探讨目前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现状。其次，从后缀研究的角度对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进行调查；研究对象在汉日词汇交流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在现代语中使用情况的异同；初步掌握各个研究对象的构词情况。最后，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和各种研究方法的借鉴之处。明确本书内容在目前该研究领域中的所处位置。
第一节 汉日词汇交流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作为仅存的使用汉字的两个国家，中日双方的词汇学者分别站在本国语言的立场上论述过词汇的交流问题。他们的研究反映了汉日词汇交流的必要与意义。本节也将分别从中日研究者的视点出发，将上述研究进行分类和比较，探讨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把握汉日词汇交流研究的大背景，为本研究搭建一个可靠的平台。
一 以汉语为对象的研究
所谓“以汉语视点为基础”是指汉语在和外国接触时，从汉语的变化角度出发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从历史上看，近代汉语的演化与变迁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本节以“近代”为关键词，[1]尝试总结近代汉语受到来自外语影响的历史。由于本书也倾向于站在汉语视点上的研究，故首先进行这部分内容的总结和梳理。明确此领域研究现状有助于把握本书研究的位置和价值。以笔者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前人研究。
（1）王力[2]
《汉语史稿》在第四章第五十五、五十六节“鸦片战争以前、后汉语的借词和译词”中，多次提到这一时期汉语中产生了很多新词，指出：“开明人士纷纷介绍西洋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大量传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1898），新词产生是有限的。从戊戌政变（1898）到‘五四’运动（1919），新词产生得比较快。”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词汇史上的“近代”以1898年为起始点是易于接受的；而笔者认为，在词汇交流的研究领域，以汉语为角度进行语言接触的研究，必须关注另外一件对中日词汇交流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即“自1896年清政府正式选拔派遣了13名留学生到日本”[3]。据此，本书把“近代”的起始点确定为1896年。其“近代”的含义是从1896年开始到1919年这一历史时段。这一“断代”虽表面上有悖于“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的标准，但在语言学或词汇学，尤其是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意义上，这一“断代”考虑到了首批留日学生及其后的留学生对中日词汇交流的作用及影响，更符合词汇交流史意义上的时代划分。
另外，王力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语来吸收的。……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他们很自然地把日本译名搬到中国来。”由此，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日语对汉语的巨大影响。汉语“采用日本人的原译”从日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这一结论已经被之后的研究者证实了。
《汉语史稿》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值得借鉴：①对于近代的划分，尤其是从词汇角度对近代期的划分是笔者需要确定的；②大致概括了当时近代汉语“借用”日语的情况。
（2）王立达[4]
《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重点论述了从日本“借词”的问题，受到当时很多中日语言研究者的重视，但他的结论因为时代原因也曾引发争论。笔者认为其研究日语借词的角度非常值得借鉴。在论文中，作者共搜集到可以判定为日语借词的用例589个。这也是第一篇量性统计汉语中日语借词的论文，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研究。他具体将这些日语借词分为八类，包括日语的音译词、训读词[5]、近代新词、进入汉语后意义发生变化的词、中国古典词在日本获得新义后回流汉语的词、日本的国字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语义角度对日语借词做了详细的分类，另外，从量化角度统计并探究搜集到的词汇，也大大提升了论文的说服力。事实上，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词汇交流研究都很注重量化的方法，也是这篇论文的价值所在。
该论文中对后缀构词方面的论述也是笔者选题的原点。其中指出：“现代汉语词汇里凡是词尾是‘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等的词，都是从现代日语中借用过来的或是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的。例如：速成式、一元化、多元化、支配力、可能性、现实性、民族的、思想界、生命线、辩证法。”[6]前面二字加后面一字构成的三字词中，后缀的一字很不稳定，和前面二字的组合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有的几乎和所有词性的二字词都能组合，如“性”。有的则比较固定，如“化”。这样的情况使“词”的判断非常困难，即使判定为一个三字词，字典上也很可能不会作为一个词条给予解释，更不用说其和日语的关系了。由此也可以推断，近代后缀构词的这种“自由”（不确定性）、难以判断的特点可能造成汉字后缀研究的滞后。笔者需在以后的研究中探讨适当的后缀构词的调查方法。文中提到“的”受到日语影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值得注意。因为在汉语中“的”不会被视为后缀构词；另外，作为一个与语体有密切关系的关系助词，“的”的演变直接体现和影响汉语语体的发展。
《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的一部分研究是笔者选题的起因，其中有很多内容值得笔者借鉴，这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谈到汉字后缀构词的问题，并把其列入研究对象；②提到了从日语中借用了“的”；③定量性的研究方法。
（3）荒川清秀[7]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热潮过后直到80年代后期，国内词汇界才有了新的研究出现；而在隔海的日本，随着日本国内语言研究的进展，也有一些日本的学者注意到日语对外输出的现象，并进行了考证。如：『漢語と日本人』[8]中对跨越千年的汉日语言交流进行了论述，并指出梁启超为近代汉语吸收日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具体到个别人物用词的研究，拓宽了之后的研究领域。以此为契机，有更多的学者也把目光投放到了近代。其中，荒川清秀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9]中，对地理学用语“半岛”“盆地”“回归线”等词的来源做了辞源上的考查，对上述诸词的产生和传播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另外，荒川的论文「日本漢語の中国語への流入」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出当时近代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几种途径。这对于调查资料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例如，文中提到近代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四个方式：「（1）清末中国人の遊記類、（2）ロプシャイトの英華字典、（3）留学生による翻訳書と梁啓超らの活動、（4）辞書·用語集にとられた日本語」，其中第三种途径「留学生による翻訳書と梁啓超らの活動」更是最主要的，「こうした遊記の多くは、後の日清戦争後の留学生の翻訳活動や梁啓超らの新聞による活動とは比べようがない小規模なものである。日本漢語が中国語となるには、それ相当の量的な広がりを必要としたのである。」由上述论述可以发现：清末梁启超等进步人士做了很多翻译工作，他和留学生们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使用了大量的日语词汇。而这种在公开出版物中广泛使用日语词汇的结果是扩大了日语的影响，是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最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荒川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内容需要注意：①近代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途径可以为选择调查资料提供线索；②应对近代词汇在双方语言中的使用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4）沈国威[10]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创制、容受与共享》是对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全面总结，共五编，包括语言接触编、词汇交流编、词源考证编等，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论及日语进入汉语的途径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各类学校担任教师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为日本教习）和大量译成中文的日本书籍将近代西方新的知识体系带进了中国。”[11]文中还对个别的用例进行了词源考证，如“热带”“陪审”“化学”，其考证方法很多不仅是语言学方面的，还包括自然科学、人物志方面的。这表明在进行近代词汇研究时，不能忽视作为时代背景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例如，梁启超的用例，若用例是他在日本期间使用的，那么其受日语影响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高。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是现阶段这个领域研究的总结，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中①从各个角度系统全面地分析近代词汇；②注意历时性研究的特点等研究方法值得笔者借鉴。
（5）贺阳[12]
近年，伴随国内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来聚焦于基础语法研究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学者们将目光投放到更广阔的视点。语言接触理论便是其中一个很活跃的视点：如胡开宝（2006）《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中就提到过“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主要指语言内部接触和语言外部接触。前者是双语人心理词库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口头交际形式，又称为直接语言接触。后者则指语言应用过程中，两种或几种语言经由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等途径所发生的接触，即间接语言接触”[13]。而运用这种理论进行研究似方兴未艾，这里仅举近期出版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来考察除日语以外的外语对汉语产生的影响研究有何进展。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2009）第六章“连词、助词的欧化现象”中针对五四以后“de”字在书写形式上分化为“的”和“地”的情况进行了论述，通过比较旧白话和新白话，认为“的”字的书写形式分化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大概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仿照英语等印欧语言中形容词与副词的形式区别，将‘de’在书面上分化为‘的’字和‘地’字，‘的’字被确定为定语标记，‘地’字被确定为状语标记。”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de’的这种书面上的分化，借助大量翻译作品的影响便迅速流行开来”。
形容词 副词
active 积极的 actively 积极地
anxious 忧虑的 anxiously 忧虑地
brave 勇敢的 bravely 勇敢地
carm 镇静的 carmly 镇静地
mild 温和的 mildly 温和地
前面的两段论述，首先引发了笔者这样的思考：①“五四”时期的语言基本上已经属于比较成熟的白话，这种所谓的新白话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之前通过文言文和白话文融合而产生的。仅考察白话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忽视了来自文言文的影响；当时文言文中“的”字是如何使用的，是否也受到印欧语言的影响，或是其他语言的影响。②这里提到的“大量的翻译作品”都是指哪些？其传播途径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对“大量的翻译作品”的“典型”词汇及例词进行梳理，尤其是通过西洋→日本→中国这样的路径来对中国的词汇进行具体分析，展开对这些作品中“的”字的使用，以及其对“新白话”影响的调查，才能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另外，贺阳关于“语言接触”“强度”的观点虽有新意，但值得我们深思。文中提道：“语言接触可以具有不同的接触强度，接触强度越高，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影响也就越广泛，越深刻，不同语言社团交往的密切程度、语言社团的双语化程度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接触强度的等级。”若照此“分等”，日本与中国比邻又同样使用汉字，而且两国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词汇的“交融”及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日语理应成为汉语“语言接触”的主要对象。笔者认为，就近代汉语后缀的形成与演变而言，是不能否定“日本制造”对汉语的影响的，在这一特定的前提下，研究汉日语言的交流，比其他语言和汉语的交流更为重要。
二 以日语为对象的研究
与上一小节中的研究内容相对应，这里是以日语研究为基础的词汇交流研究，即包括汉语的外语对日语的影响研究。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近代时期，在古典汉语时期，几乎是单方面的汉语→日语的输出。由前一节的前人研究内容，我们可以推测，近代时期开始，两国词汇的交流可能从汉语→日语的输出，转变为“日语→汉语”的输出。也就意味着近代日语中「漢語」的用法可能对近代汉语产生了影响。[14]故本节将调查关于近代日语中「漢語」的研究，希望借此把握向中国“输出”前日语的情况，即把明治二十六年（1896）之前日语的使用情况搞清。下面选择关于近代日语中「漢語」的主要研究进行介绍。
（1）山田孝雄[15]
如果说王力代表了中国的语言学者开始关注日语对汉语的影响，那么在日本首先关注「漢語」对日语影响的就是山田孝雄。山田『国語の中に於ける漢語の研究』可算是近代日语「漢語」研究的开山之作。著作中论及汉字词流入的历史，汉字词的认定范围，汉字词的特点、字形、渊源、在汉语中的现状和汉字词对日语的影响等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之广、用例之多前所未有。基于山田的研究，使我们能更为直观、全面地了解近代「漢語」：
「江戸時代に至りての漢学の奨励は漢文漢語の勢力をますます盛んにし、漢文はなほ国家公式の文として用いられ、学者と名づけられるるものは皆漢文を用いて、公式の著述をなしたれば、その影響は国語界にも及び、漢詩文的の熟語の著しく日用の言語、文章に混入せるをみる。そしてこの傾向は明治維新以後ますます甚しくなれるをみる。これその当時政府の要路に立つに至りし所謂元勲と称せられたる人物は皆漢学書生のなりしものなれば、その素養とする所を以て直ちに天下に行ひしが故に、法令布達皆かたくるしき漢語を以て充さるるに至りしなり。」上面这一段论述已经基本勾勒出近代日语中汉语的发展和地位，对于这种发展山田认为「道理もなく、条理も立たず、若し正しき条理をたどりて解釈せばかへりて世の物笑いとなるべきが如くなれるまで、妄りなる語の跋扈するあさましき世となりぬ。」[16]
这段论述表明，山田对自古以来从中国引进的汉字词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的，而对近代，特别是明治后「漢語」的滥用表示疑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治时期「漢語」在日本的流行。对于这些流行的日本「漢語」，山田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中着重进行了论述。此处仅选择与本书相关的内容进行介绍。
山田首先对近代日语中使用的汉语按照构词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即「組織上よりの観察」。其中对三字汉语词，山田认为「三字の漢字が、そのまま国語の中に収用せらるるものはその数多からず。そしてそれらの多くは名詞としてのものなるが、そのうちにも物の名、薬品のな、病の名、音楽の調又は曲の名、官職の名等のものを多しとす。……その他のものにして一の名詞として取り扱はるる三字の漢語は多からず。そしてそれらにはその三字を二分して、下に質をあらはす語を置きて、上にそれを限定して意を明らかにしたるもの多し。そのうちにも、上二字がその意を限定し、下一字が質をあらはすもの多し。」虽然三字汉语词数量并不多，多引自中国的名称，但是其中有一种构词法构成的三字词却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构词法山田没有明确地给出定义，而是列举了80个用例。从这些用例的解释来看，都是汉语的后缀用例。笔者按其后缀构词数量的多少重新进行了整理：
后缀：用例
人：未亡人、被告人、弁護人、周旋人、風流人
者：修験者、哲学者、案内者、当局者、造物者
官：行政官、裁判官、検査官、監督官
使：観察使、鎮撫使、慰問使 道：明経道、紀伝道、入木道
師：陰陽師、教诲師、調馬師 生：卒業生、得業生、研究生
状：案内状、勧誘状、連名状 経：一切経、大蔵経、十三経
帳：歓進帳、大福帳、出納帳 所：行在所、研究所、出張所
学：朱子学、陽明学、生理学
家：陰陽家、小学家 心：執着心、愛着心
院：学士院、福田院
體：編年體、紀伝體 艦：巡洋艦、戦闘艦
書：通告書、絶交書
宮：十二宮、水晶宮
僧：行脚僧 漢：門外漢 本：袖珍本 図：地球図
集：和歌集
物：出版物 剣：斬馬剣 石：自然石 燈：走馬燈
言：一家言
吼：獅子吼 傳：自叙傳 銘：墓誌銘 眼：一隻眼
城：不夜城
殿：伏魔殿 国：君子国 堂：観音堂 楼：蜃気楼
碑：颂徳碑
節：天長節 艇：水雷艇 界：安養界 罪：無量罪
祭：復活祭
从上面山田所列的例子来看，在「若し正しき」时代，日语就从汉语中吸收了很多汉字后缀的用法，虽然后缀的语素都是「質をあらはす」名词，但是数量上和构词能力上的发展潜力已经初见端倪。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近代日语中使用频繁的「的」「性」「化」「式」[17]等后缀未见一例。山田没有解释原因，但笔者可以推测有两种原因：要么日语中没有吸收汉语中「的」「性」「化」「式」等后缀用法；或是古典汉语中还没有这些后缀用法。若考虑日本对古典汉籍学习与运用的悠久历史等因素，前者的可能性很小而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即当时的汉语中没有「的」「性」「化」「式」这样的后缀用法。由此引发笔者的进一步联想，若当时没有这样的后缀用法，我们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这些后缀是怎么来的，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的语言文字研究，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些用法由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可能性非常大。
山田的研究内容丰富，论证翔实，成为之后很多研究者借鉴的对象。笔者认为本书需要借鉴的主要内容有：①「漢語」在日语中的发展历史悠久，近代可能创造了新的后缀用法；②明治时期是「漢語」发展的最高峰，明治日语在语体、内容方面都受到「漢語」的巨大影响；③在「漢語」中三字词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结构有很多用例出现；④山田调查的范围中三字用例多表示古汉语的专有名词，但山田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用例的资料、使用时间。这也是笔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2）杉本つとむ[18]
近代「漢語」的发展源自兰学时期的翻译。在日本关于兰学翻译的研究，当属杉本。其知名的『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全5巻[19]、『江戸時代翻訳日本語字典』[20]应该是日语史研究界家喻户晓的著作。杉本的研究中论述了兰学者使用「漢語」翻译的情况：「江戸の蘭学者たちが我が国最初の蘭学翻訳書「解体新書」の翻訳に苦心したことは玄白の「蘭学事始」で良く知られている。……本木良永（栄之進）が独力で翻訳した最初の天文学書「星術本原太陽窮理了解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記」は、ほとんど未知の世界であった。ただ一人、苦心を重ねながら訳出していった。」怎样翻译这些从未听说过的事物和名词，当时的日本人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用现有的汉字造词。「翻訳することはオランダ語と漢語との対決をせま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もっとも蘭学者の翻訳によって漢語は急増していくし、造字「腺」のことなどもある。」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近代日语发展的一个契机。「蘭語学が近代日本語の形成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事実も決して見逃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いわゆる「文明開化」も、蘭学によってその幕が切っておとされたといってよかろう。……彼ら蘭学者により近代文体であるデアル体が創始され、文化や学問を推し進めるための近代日本語がつぎつぎと生まれていった。」上述使人联想到日语在进入汉语时，有没有也同样给汉语带来类似的变化，如新词的创造、新语体的发展。对此杉本曾提醒：「西欧近代文化を受けいれるために、日中は相携えて、その近代化に進んでいったともいえよう。中国の白話文学に及ぼした言文一致運動の影響まで考えれば、なおさら両国の関係は密接であろう。」是应引起足够重视的。
继杉本之后，更多的学者把这部分研究细化。杉本仅对当时的『和蘭辞典』等对译词典进行了研究，而其后的学者则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把研究重点转向更为专业的各个领域。如朱京伟（2003）『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21]中就对这一时期哲学、植物、音乐方面的新专业术语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近代日本兰学的兴起，为明治时期汉字的流行做了准备，也预示日语词汇发展新时代的来临。
杉本等学者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内容值得笔者借鉴：①近代「漢語」的发展源头在兰学时期；②「漢語」的产生和翻译内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翻译语体（近代汉文体）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一位在日本汉字词研究界享有盛名的是佐藤喜代治。他在1971年和1970年分别出版了『国語語彙の歴史的研究』和『日本の漢語』。按照古代、中古、中世、近世、近代的时间序列，分析有代表性的「漢語」在日语中的变化。虽然分析用例的量并不大，但注重特定资料中的用例搜集，具有鲜明的特点，『国語』就选取了江户时期知识阶层的名流赖山阳、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的书信进行了调查。还选取了当时知名的译著『万法精理』作为资料调查的对象。这些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搭建了深入研究的平台。之后和其思路相似的研究者就要数佐藤亨。
佐藤亨的『近世語彙の研究』、『幕末·明治初期語彙の研究』两部著作，是按照从近世到幕末、明治的顺序，分类选取每一个时期的主要调查资料，对其中使用的词汇出处进行的语言调查。其中『近世』调查了9种资料中的汉语词，『幕末』中调查了12种资料。涉猎资料之广为前人所未有。
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借鉴：①收集大量的实际用例进行实证研究，注重出处的考据；②力求覆盖当时主要有代表性的文本资料；③按照时间顺序注重历时性的分析。
（4）森冈健二[24]
『近代語の成立 語彙編』是论述明治时期日语对外国语的接受情况。在和外语接触时并不是单一地吸收，其中当然也包括日本人自己的造词。这部分造词是笔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前面提到「的」「性」「化」的用法很可能是日本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期日本都造了什么词？为什么会创造这些词？森冈在书中对上述问题给予解释：
開化の時期に怒涛のように押し寄せた新概念に対し、日本人が一つ一つ新語を製造してこれに当てることは、事実上困難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したがって、英学のレベルの進んでいた中国語の訳語を一般の翻訳者や辞書編纂者が採用したのは、むしろ自然の勢い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しかし、当時の中国の英学は、イギリス及びアメリカの宣教師たちの仕事の上の必要から生じたものである。そのため、辞書の編纂や聖書の翻訳の面では、大きな功績を残したが、中国人自身が西洋の学術全般を摂取しようという気運ではなかったため、あらゆる領域にわたって、中国語訳が整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開化の始めからあらゆる領域を開拓しようとした日本人には、当然、範とすべき中国語を発見し得ない場合も少なくなかったのである。一般用語なら、『英華字典』のような辞書の訳語を借用すれば、大方は間に合うとしても、事、専門術語となるとそうはいかない。ここに、それぞれの領域において、日本人自身の手で術語の作製をなす必要に迫られたと考えられる。[25]
具体的构词法有以下几种：「1古語の再生、2和語に当てた漢字の音読、3接辞的性格の一字漢字、4既成漢語による造語」，其中第三种「接辞的性格の一字漢字」和之前山田没有具体定义的后缀构词法异曲同工。对于这类词，他认为：
漢字の中には、訓のないものや訓はあっても音のほうがむしろ日本語として熟しているものも少なくない。このような漢字は、和語と同じように、訓に改めることなく、そのままで造語要素となりえる。たとえば、「長」「会長、所長、社長などなど」「量」「雨量、水量、微量」「線」「沿線、直線、下線」の例にならえば、日本人でも割合に自由に造語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と思う。しかし、これらの漢字が、造語要素として、最大の自由度を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接辞的な性格をもって既成漢語と合成語を造る場合である。厳密にいえば接辞でなく語であるが、下のような強い造語要素としての性格をもつ一字漢字は、既成漢語の上もしくは下について、自由に新語を作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此处，森冈列举了20个用例，如：
的：反面的 式：定形式 法：差違法 性：屈折性 計：角度計
点：孤立点 面：共軛面 数：不変数 角：切触角 題：作図題
円：曲率円 図：側面図 尺：計算尺 学：反射学 器：水圧器
体：蹄形体 節：循環節 術：等周術 論：函数論 率：心差率
他虽然只列举了20个用例，但是我们从中发现了“性”“式”“的”等现代日语中也常用的后缀。说明“这些后缀产生于日本”，首先产生于日本的明治时期，是随着日本人尝试翻译西方知识的过程而形成的。后缀用法的产生虽然可能起源于中国，但是那些以名词后缀为主的词汇不能满足当时新知识、新概念的需要，而富有更深刻抽象含义的新后缀则应运而生。虽然森冈并没有对这些用例的具体用法进行说明，但其提出的「接辞」的构词概念，给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森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在近代「漢語」研究领域，从西方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问题，森冈在著作中启用了「形態素」，汉语中称为“语素”的概念[26]。森冈利用“语素”的概念，对日语的词汇重新进行了分类、定义。这种尝试给「漢語」的分析注入了新的血液，这对于「漢語」研究近代化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之后，「漢語」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日本国内研究该领域的研究者增多，如柏谷嘉弘（1982）、池上祯造（1984）、松井利彦（1993）、日向敏彦（1993）、高野繁男（2004）[27]等，从不同角度深入近代日语「漢語」的研究。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列举，具体涉及与本书相关的内容将在各章介绍。
森冈的研究内容很多，其中和笔者本书内容相关的结论有：①各种原因迫使近代日语造词；②明治时期创造了很多现代日语中仍使用的后缀，如「的、性、化」；③这些语素在当时和既有的汉语词构成了很多新的三字词；④这些自由的汉字语素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
第二节 后缀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概括汉日词汇交流研究成果之后，本节将进入本课题的具体研究对象，即关于后缀问题研究。作为三字词构词方式的一种，对于后缀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受到普遍关注。本节笔者将分别从中国、日本两个方面，对后缀构词法研究的进展及成果进行概括。
一 汉语方面的定性研究
周荐《三字组合与词汇单位的确定》[28]曾指出：“三字组合中为学界视为词的单位和大于词的固定短语的单位在数量上不分轩轾，如何将它们正确地划分开来就已经是令人费斟酌的问题。”这种复杂情况导致现代汉语三字词的尴尬处境，这种三字词的难确定性又直接诱发后缀研究的分散与混乱。本节将从定性与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1）吕叔湘和朱德熙[29]
由于词汇研究界关于如何定义后缀及类后缀一直存在争论，所以如何更清楚地辨识后缀及类后缀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指出汉语中存在类词缀：“汉语里地道的语缀并不很多，有很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是后缀，然而还是差一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或是类后缀……类后缀有员，家，人，民，界，物，品（商品，药品）[30]，具（用具，吹具，雨具），件（文件，邮件），子（分子，原子，电子，转子），种（军种，兵种），类，别（性别，级别，国别），度，率，法，学，体（磁体，导体，抗体），质，力，气（脾气，才气，勇气），性，化等。说他们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存在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可以说是汉语语缀的第一个特点。……汉语语缀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些语缀（主要是后缀）的附着对象可以不仅是词根或词，还可以是短语。例如：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论者、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们；还有划入助词的了、过、的等，还有一般语法书里没有明确其性质的似的、的话等。不把前缀、后缀总称为词缀而总称为‘语缀’，就可以概括不仅是词的而且是短语的接头接尾成分，连那些不安于位的助词也不愁没有地方收容了。”[31]吕叔湘提出了两个汉语词缀的特点，其中第一个就是“类语缀”，并列举了23个类后缀，对个别的类后缀举了用例。他还解释了选择用“语缀”而非“词缀”的原因[32]。这段论述既简洁地给类后缀下了定义，又给予汉语的这种特殊语言现象以全新的解读，为当代数十年的汉语后缀研究拉开了帷幕。
从“类词缀”产生之日起，就有研究者持否定态度，其中立场最鲜明的是朱德熙。他对词缀的定义更为严格。比如在他《语法讲义》[33]中就指出：“词缀只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如‘着’，表示动作的持续；词缀都是定位语素，和动词组合的时候，位置总是在动词后边，如‘吃着’‘走着’。这类语素叫词缀，与词缀相对的叫词根。把词缀黏附在词根上的构词方式叫‘附加’。所有的不定位语素，我们都不把它看成词缀。如‘性’‘式’可以造词：酸性，硬性，弹性，可能性，新式，老式，手提式；但是也可以造词：性质，性状，式样，式子，这样的前后两个成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修饰关系。因此都应该看成是复合词。”以此为准绳，朱德熙认为汉语中真正的后缀只有“阿、子、头、儿”几个。虽然朱德熙的这种意见不断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诟病，但是笔者认为正是朱德熙提出的“意义虚化”和“定位性”两条严格的标准，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探讨空间。
通过二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①汉语中存在一种“类后缀”，它区别于一般的后缀，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②这种类后缀有时可以变现为派生构词，有时则仍是作为构词语素使用；③朱德熙认为“意义虚化”和“定位性”为类后缀的两条标准。
（2）陈光磊[34]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后缀中包含类后缀的这种认知基本已经被确定下来。研究者对“类后缀”进行了各个方面探索。陈光磊《汉语语法论》补充了吕叔湘（1979）提出的汉语词缀的两个特点，指出：“汉语的词缀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地道的词缀不是很多，而类词缀相当丰富；第二，有些词缀或类词缀，主要是后缀，其附着的对象可以是词以上的单位，如，者—好事者、持不同意见者，界—创作界、评论界，这实际上是把所附着的短语单词化；第三，从类词缀所构成的词看，绝大多数是体词性的，名词最多。而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要少得多：这和类词缀本身的语义特征有关，类前缀多半是限制说明事物的，类后缀本身则大都是从名词演化来的。这种情况有利于我们从构词形式上辨认词类。”从这段论述中可发现类词缀的另一个特点，即类词缀本身的语义特征会影响构成词的词性。
关于词缀的产生，陈光磊认为：“汉语里地道的构词词缀不很多，前缀、中缀尤其少，后缀较多些。但是类词缀相当丰富。所谓类词缀，就是类乎词缀的语素。它比词缀的虚化程度差一些，又没有词根的意义那么实；是一种半实半虚一般是虚大于实而在复合词里结合面相当宽的语素。它的虚化程度大小不等，但都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也许可以说它是一种正在转变而尚未最后完成虚化的词缀，是一种‘准词缀’或‘副词缀’或者说是‘预备词缀’。”
陈光磊还列举了“半”“超”等类前缀20个，类后缀44个，并把类后缀分为“用于指人名词的，如夫，家，匠，生等16个；其他名词的类后缀也相当丰富，如：观，论，学，派，度，率等26个”，除了这些，陈光磊还指出：
化：绿化，美化，净化，同化，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化，经常化，民族化，大众化，规范化（这可能是从翻译英语动词词尾-ize而兴起的，“使化为、使变成”之意。）
性：普遍性，片面性，可能性，能动性，正确性（这可能是从翻译英语名词词尾-ness而兴起的，造成表示性质、状态的抽象名词。但以“性”为后缀的词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名词，而是简别词[35]。）
陈光磊在列举类后缀“性”“化”的时候注意到它们产生的问题，并推测是翻译英语动词词尾产生的。这种推断在以往的研究者中没有人提及，之后的后缀研究者则多赞同并附和这种观点，事实上缺少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日词汇交流的研究者中，如王立达（1958）则在很早以前就提到过这些用法来自日本。究竟这些用例中英译的影响早，还是日译的影响早，这种相同研究对象的不同地域词汇交流的相悖的结论，很值得我们注意。而且两者研究都指出类后缀受到外语的影响，却都没有进行论证，这是笔者认为应该继续解决的问题。
陈光磊所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启发。①汉语“类后缀”的特点逐渐明确：汉语里类后缀比较丰富；会影响构成词的词性；意义虚化的程度比较模糊。②陈光磊推测类后缀的用法可能产生于英语翻译，但并没有论证。
（3）马庆株[36]
马庆株的研究中，对现代汉语后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基本观点和前面研究者一致，而且又发现了后缀的另一个特点：“从历时的古今比较和共时的方言比较的角度来看，和词根相比，词缀古今四方差异大，容易产生和消失，例如上古汉语名词前缀‘於’‘有’‘句’，形容词副词后缀‘而’‘耳’‘如’‘若’等秦汉以后消失了。还有缩略而造成的新后缀。”这是第一次有学者提及历时角度的变化特点，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更值得我们关注。马庆株还从以下两个角度对词缀进行了分类[37]。
第一，按标示词性的功能：单一功能的：名词词缀、动词词缀、形容词词缀、方位词词缀、副词词缀等；多功能的（跨类词缀）：跨类词缀是两类或更多类词共用的词缀。如跨三类词性的类后缀，性：
名/记性，悟性，抒情性，艺术性，哲理性
区（非谓形容词）/感性，纲领性，过敏性，流行性，中毒性
副/索性，爽性
这是首次在后缀构词内部进一步进行分类的研究，也是笔者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二，按词缀的能产性：
词缀：结合面宽的词缀能产型（化、性、学、员），非能产型（子、儿、头）
结合面窄的词缀非能产型（别、个、价、其、来）
除了这些内容，马庆株还提到了语体和词缀的关系：“汉语词缀语体色彩很浓，和语体之间的相互选择比较严格。”虽然文中只对口语体的词缀进行了举例，但考虑笔者的选题，语体和词缀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到了这个时期，后缀和类后缀的定义之争已经告一段落。其后的研究者不再以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语言现象，而是按自己的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有效地分析问题。如朱亚军《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潘文国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王洪军、富丽《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等，[38]都从不同的角度有所选择和侧重，对词缀及类词缀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总之，综合上述现阶段研究成果，多数学者认为汉语类词缀应具有以下特点：①意义仍然存在，但开始不完全虚化，产生了某些附加意义；②构词能力较强，可以产生大量的新词语；③具有改变、标示词性的作用；④后缀在历史发展上有变化；⑤用法和语体的关系密切。
二 汉语方面的定量研究
至此，笔者认为国内对于汉语后缀、类后缀特点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近年来有很多学者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对后缀进行了考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爱姣和曾立英。
（1）杨爱姣[39]
《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选取了宋初至清末这一历史断代，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也可以说为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共时研究。研究的主体是三音词，对搜集的三音词从构词、演变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她对后缀的定义非常广泛，选取了很多典型后缀，也列举了一些类后缀。她选取了以《西游记》《水浒全传》《儿女英雄传》《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红楼梦》《元曲选》等经典文本为参照编辑而成的《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编）、《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编）、《宋元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唐五代语言词典》共六种词典中的共3228个三音词为调查对象。在其书中确定的词缀也非常丰富，书中称“纯词缀”（以别于类词缀）的包括：“老”“子”“儿”“个”“里”“自”“生”“小”“头”“阿”“上”等，除了“纯词缀”之外，还有一些定义为类词缀成分也包括在调查对象之内，如“人”“手”“家”等。她从语义构成的角度把这类三音词称为“附和构成”。
本书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笔者注意：①历时性的量化研究是研究后缀的重要手段；②选择了词典中的用例为研究对象；③对三字词的界定没有提出明确的标准，没有选择典型的研究对象。
（2）曾立英[40]
专门对现代汉语类词缀进行考察的有曾立英《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定量与定性研究》。论文中主要介绍了她的研究方法：“基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8万词的词库，对类词缀的构词频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同时也对类词缀的能产性、定位性以及虚化程度等构词特征进行了探讨。”“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一个类词缀从读音、义项、同形、词频、构词方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共确立了现代汉语的单音节类前缀23个、类后缀53个。”这其中所提的类后缀包括“单”“度”“额”“犯”“方”“费”“带”“性”“化”“群”“症”“族”“风”“感”“观”“鬼”“户”“机”“计”“记”“家”“件”“界”“狂”“力”“率”“论”“迷”“面”“品”“期”“气”“器”“热”“赛”“商”“生”“式”“手”“术”“体”“物”“星”“形”“型”“学”“仪”“员”“业”“园”“者”“制”“状”“方”。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汉语的后缀。
综上，不难发现：同样是调查后缀用法，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时代得到认证的结果也不同。难怪潘文国等（2004）在《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中，关于各研究者对汉语语缀的认定问题写道：“在14部著作和论文中出现的340个语缀或类语缀成分里，只有16个或者4.7%获得多数通过，它们是‘—巴’‘—度’‘—儿’‘反—’‘—了’‘—化’‘—家’‘老—’‘—们’‘—然’‘—头’‘—性’‘—员’‘—者’‘—着’‘—子’。另外还有7个或者2.1%达到半数票，它们是‘阿—’‘—的’‘第—’‘非—’‘可—’‘—人’‘—士’。两者加在一起，还不到7%。与此相反，340个被列举的语缀里，有223个提出的语缀，除了提出者外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人支持。”[41]这种对类词缀的不同认定，虽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某种混乱，却客观地为词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从目前的量化研究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共时性量化研究也有历时性量化研究，但是没有兼顾中、日两种语言用法的量化研究。②各研究者在类后缀的认定上存在很大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判定标准，没有统一。③有些类后缀的认定度比较高，如“性”“化”“者”“员”。
三 日语方面的研究
这一节将介绍日本方面的后缀研究。相对于各持己见的中国后缀研究界来说，日本方面的研究则要统一得多。日语称后缀为「接尾辞」，一般定义为：「語を構成するにあたって、単独でも語を構成することができ、語の中核的な意味を担うものを語基と呼ぶのに対し、それ自身では語を構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ず、常に他の造語要素と結合して、形式的な意味を付け加えるものを接辞と呼ぶ。」[42]这种情况跟日语本身的特点有关：「漢字のような表形態素文字とカナのような表音節文字を併用する日本語の文字言語は、他に類をみない独特の世界を構成している。」[43]日语中有汉字和假名的表记区分，也使词缀按词汇来源可明确地分为「和語系接辞」、「漢語系接辞」と「外来語系接辞」。从选题出发，本节将主要考察日本「漢語系接辞」[44]的用法。日方研究者另外一个特点即很多研究者在论文研究方法上都兼顾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笔者认为这也非常值得借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野村雅昭[45]
从20世纪70年代，野村在国立国语研究所期间和其后的十年间，对日语中的汉字词进行了各个角度的分析。他的研究不但概括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也基本描绘出现代日语中汉字词的全貌。其中对三字词的研究也是比较成功的。下面笔者将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评价他的研究：
A.定性研究
日语中「三字漢語」会以如下几种方式出现[46]：
1）自立……いわゆる各助詞を伴うもの。
2）派生……接辞や付属的要素を伴うもの。
3）結合1……語基相当の1最小単位と結合したもの。
4）結合2……語基相当の最小単位同士の1次以上の結合形と結合したもの。
其中词缀的构成方式为（2）派生，其中的「接辞」又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47]：
ア.二字以上の字音複合語基と結合し、かつ和語や洋語の語基とも結合する.
イ.形式的な意味をあらわす.
ウ.語基の品詞性をかえ、語の文法的性格を決定する.
从上面的条件来看，基本上和汉语中后缀的判定条件是一致的，如“定位性”“语义虚化”“标示词性”。这种一致性为中日语言的后缀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提供了可能性。笔者认为其中“标示词性”的特点有利于笔者研究对象的确定，故进一步参考了野村（1978）。其中野村从标示词性的角度出发把后缀分类为：
1）名詞をつくるもの
—さ（暑―·悲し―）
—け（寒―·ねむ―）
—性（可能―·柔軟―·積極―·自主―）
—イズム（ゆっくりズム·がんばりズム）
2）形容動詞の語幹及びそれに準じた体言をつくるもの
—げ（うれし―·こころよ―）
—そう（寒―·にぎやか―）
—的（法―·機械―·具体―·イデオロギー―）
—風（王朝―·勤め人―·中国―）
—用（家庭―·子供―·レジャー―）
3）形容詞をつくるもの
—い（赤―·丸―·黄色―）
—しい（とげとげ―·かるがる―）
—ぽい（あきっ―·理屈―）
—らしい（男―·わざと―）
4）動詞をつくるもの
—る（デモ―·サボ―）
—がる（ありがた―·かわい―）
5）サ変動詞の語幹をつくるもの
—化（液―·近代―·合理―）
—視（敵―·問題―·重大―·絶望―）
6）副詞をつくるもの
—に（特―·現―）
—と（じっ―·ほっ―）
上にあげたのは、僅かな例であるが、接頭辞のタイプにくらべると、和語系のものも、かなり働い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ただし、生産性という点では、漢語系のものと比較して、すぐれているとは、いいがたい。和語系のものは、語構成意識としては分解できても、新しい語を派生することは、そうなさそうに思われる。
野村论文中对具有标志词性的后缀的论述和汉语方面陈光磊（1994）、马庆株（1995）的论述是对应的。笔者认为这种从改变词性的特点出发分类后缀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把握各种不同类型后缀的特点、建立后缀用法的系统性。在选取研究对象时笔者必须重视。
B.定量研究
野村的研究特别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在做定性研究时不忘做定量研究；反之亦然。这种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兼备两种研究方法的优点，直观易懂，客观且说服力强。也是笔者以后论述中努力尝试的方法。而且作为能产性强的“类后缀”，其在实际资料中的使用情况也会反映出它的用法特点。
野村研究中选择的主要资料是一般性的报刊。这样的资料最能体现一个时代后缀构词广泛使用的情况「考察の対象となる主たるデータは、現代新聞の漢字調査（『国立国語研究所報告56現代新聞の漢字』1976）に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た、部分的には、科学技術情報センター資料部が、『キーワード リスト』（『JICST科学技術用語シソーラス』1975）にもとづいて作成した部内資料である、「BASE LIST」から、用例を補充することもある」。
野村（1978）从使用频度和结合对象数两个角度各选择了前20位的后缀进行了列举：考虑到笔者的选题，结合对象数的情况更值得关注。因为结合对象越多表明它的能产性越强，也是笔者更加关心的研究对象。事实上结合力强的后缀，使用频度也高。「概していえば、結合力のつよいものは、使用度数もおおいといえそうである。」野村列举的前20位的后缀有[48]（以下按照「後部分の語基/結合対象語基数/用例」的顺序排列）：
的534（積極的·現代的）者376（科学者·関係者）
中236（午前中·前売中）化206（機械化·正常化）
会167（委員会·座談会）性165（可能性·生産性）
部146（宣伝部·文学部）用141（家庭用·工業用）
力122（競争力·防衛力）局121（事務局·放送局）
後110（終戦後·数年後）品103（食料品·記念品）
所101（研究所·裁判所）上 95（事実上·地球上）
地91（住宅地·分譲地）家 87（評論家·政治家）
費87（建築費·予備費）車 84（乗用車·機用車）
式79（折りたたみ式·回転式）室 79（休憩室·図書室）
从这个调查结果出发，笔者认为：①从定性、定量的研究来看，汉语和日语在后缀用法上是非常有可比性的；②两国现代语中，「漢語系接尾辞」和“类后缀”都是使用频率、认定度非常高的用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③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必须兼顾其在定性、定量两方面用法的特点，即选择时兼顾“典型性”和“普遍性”。综合考虑两国用法，「性」「的」「化」三个后缀比较符合笔者的选题要求。
（2）荒川清秀[49]
荒川在野村的研究基础之上，比较了几种后缀的用法。他也按野村的分类把后缀构成的词分为：
A.（体言）類 〈が〉をとるもの。
B.（相言）類 〈ナ〉をとるもの、連体修飾成分になるもの。
C.（用言）類 〈スル〉をとるもの。
D.（副言）類 直接あるいは〈ニ〉をとって連用修飾成分になるもの。
接着比较了「性」「化」「式」「的」「風」构成新词的词性，他总结各个后缀构词后的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后缀构成分类
笔者认为该论文值得借鉴的方法有：①按前接词的词性分析后缀构词的结构；②按构词后的词性分析可总结出后缀用法的特点。这两方面的分析都必不可缺。
第三节 前人研究的小结
前两节分别从汉日语言交流和后缀研究两个方面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本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了前人研究的内容：
（1）从中日词汇交流的角度（中方）：①近代是中日两国研究交流的重要时期，具体时间从1896年开始，下限为20世纪初，可延长到1916年前后。笔者调查的近代词汇是指这一时期两国语言中使用的词汇。②目前对于词汇交流的研究揭示了汉语受到日语影响的事实，对于这部分的前人研究以借词的研究为主。③缺乏构词法上的交流关系研究，即近代“后缀”构词中双方用例的关系。④近代汉语受到日语影响的途径主要是留日人员的翻译活动。
（2）从中日词汇交流的角度（日方）：①「漢語」在日语中的发展历史悠久，近代「漢語」的发展源头在兰学时期。「漢語」的产生和翻译内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翻译语体（近代汉文体）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明治时期是近代「漢語」发展的高峰，明治日语在语体、内容方面都受到「漢語」的巨大影响。③在「漢語」中三字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结构有很多新用例出现，当时创造了很多现代日语中仍使用的后缀，如「的、性、化」。④目前的研究中缺乏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调查。即近代后缀的发展和演变。
（3）中日后缀用法的异同：①中日双方的「漢語系接尾辞」和“类后缀”用法具有可比性，使用同样的后缀，如“性”“化”“员”等。②后缀用法在双方语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③双方研究者都从后缀构词结构、前接词、构成词后的性质等角度分析了后缀构词问题。④不同点在于，在对一些后缀用法的认定上存在不同。如汉语中“的”不是类后缀，日语中是；汉语中何时为“类后缀”用法、何时为“构词语素”用法判定标准不够明确。
基于以上前人研究的概括，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下。①近代构词结构特点的量化研究。很多研究者指出这时期用法的重要性，但还缺乏对当时具体用例的分析。②双方构词结构发展变化的关系。有学者提出近代汉语受到日语的影响，却没有进行证明。③各种后缀构词是否存在关系，缺乏对近代后缀用法的整体把握。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选定
综上，通过对前人后缀研究的梳理，确定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性”“化”“的”。主要依据有：①均为近代新汉语后缀。根据中日词汇交流历程，尤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确认这几个后缀用法是产生于近代的新汉语后缀。②三个对象后缀具有非常强的构词能力，在现代汉语、日语中发挥着重要的构词作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③“标示性”或“典型性”。作为有标示词性作用的后缀，它们各代表一类词性，分别属于名词后缀、动词后缀、形容词性后缀，通过四个典型后缀的考察可以代表其他该种后缀的共同特点。④各后缀在现代汉语与现代日语中用法不一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尚无具体的考证。笔者认为从产生的根源处进行历时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双方用法上的不同。
[1] 笔者这里一概不予考虑关于汉语在古代和日语或是翻译佛教用语时和印欧语系发生的互相影响的研究。原因有二：笔者考察的对象大致确定为“近代”，即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开始吸收西方近代各种知识的时期。另外，从语体的变化来看，本书倾向于考察从古典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转变这一过渡时期。故对于古典汉语和各国外语的接触方面的研究不予涉及。
[2]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本书实际使用的是1980年重排版本，第587—613页。
[3] ［日］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黑潮出版社1970年版，第76页。
[4] 王立达：《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5] “训读”是日语汉字的一种读法，王立达的论文中没有对训读做解释，可能是考虑到论文读者多有日语基础，事实上作为一般读者，对于“训读”还是比较陌生的，还有后面的“国字”都是这种情况，应该给予读者解释。这里只引用原文说法。
[6] 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7] ［日］荒川清秀：「日本漢語の中国語への流入」，『日本語学』17-5，明治書院1998年版。虽然荒川为日本学者，但笔者选取的内容和近代汉语更加接近，故放入本节内容中。
[8] ［日］鈴木修次：『漢語と日本人』，みすず書房1978年版。
[9] ［日］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白帝社1997年版。
[10]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作者1994年在日本出版的『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也是写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研究，由于内容的关系，最新的2010版本包括了1994年的内容，故此处选取2010年在中国出版的版本。
[11]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年，第232页。
[12]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3] 胡开宝：《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
[14] 在日语里也被叫作「漢語」，为了区别中文的“汉语”，本文使用「漢語」表示，也可译为“汉字词”。
[15] ［日］山田孝雄：『国語の中に於ける漢語の研究』，宝文館1940年版。
[16] 两段论述引自山田孝雄『国語の中に於ける漢語の研究』，宝文馆1940年版，第260—265页。
[17] 本文对象涉及中日两国同样的研究对象，为了区别，日语用「」引号，汉语用“”引号，以示区别。
[18] ［日］杉本つとむ：「近世における外国語の摂取とその影響——近代日本語史の一断面―」，『国語と国文学』，東京大学国語国文学会、至文堂1959年版。
[19] ［日］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全5巻，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7年版。
[20] ［日］杉本つとむ：『江戸時代翻訳日本語字典』，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
[21] 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白帝社2003年版。
[22] ［日］佐藤喜代治：『国語語彙の歴史的研究』，明治書院1971年版；［日］佐藤喜代治：『日本の漢語―その源流と変遷―』，角川書店1979年版。
[23] ［日］佐藤亨：『近世語彙の研究』（1986）、『幕末·明治初期語彙の研究』，桜楓社1983年版。
[24] ［日］森冈健二首次于1969年写成『近代語の成立 明治語彙編』，明治书院出版，后经改订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补充并在1991年10月由明治書院出版了『改訂 近代語の成立 語彙編』。本次选取的内容实为改订后的版本。
[25] ［日］森冈健二：『改訂 近代語の成立 語彙編』，明治書院1991年版，第202页。
[26] “语素”的概念首先出自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morpheme的汉译。在日本被翻译为「形態素」。
[27] ［日］柏谷嘉弘：「漢語の変遷」，『講座日本語学4 語彙史』，明治書院1982年版。池上禎造：「漢語流行の一時期」，『国語·国文学』，中央図書出版社1984年版。松井利彦：「明治初期の漢語の意味」，『国語語彙史の研究18』，和泉書院1993年版。日向敏彦：「近代漢字の位相―明六雑誌を中心として」，『日本語学』7月号，明治書院1993年版。高野繁男：『近代漢語の研究——日本語の造語法·訳語法』，明治書院2004年版。
[28] 周荐：《三字组合与词汇单位的确定》，《语言科学》2003年第5期。
[29]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0] 括号的用例表示只有在这些用例中，对象才体现类后缀的用法。
[31]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1—42页。
[32] 对于术语的选择也是一个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后来的研究者也多有选择“词缀”作为统一术语的。因为和选题关系不大，所以笔者这里不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更详细的论述可参照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第五章，巴蜀书社2009年版。在后面的论述中，如果是引用时，笔者维持原作者使用的术语；其余的笔者选择“词缀”“后缀”“类后缀”。
[33]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本书引用的版本是2007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重印的版本。新版里对于后缀的论述没有任何改变。第23页。
[34]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7页。
[35] “简别词”，区别于定语的名词修饰成分，也有研究者称为“非谓形容词”。
[36]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6期。之后马庆株又把这部分内容收录其著作《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7]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6期。之后马庆株又把这部分内容收录其著作《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8] 朱亚军：《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汉语学习》2001年第2期；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洪君、富丽：《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语言文字学》2006年。
[39] 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0] 曾立英：《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定量与定性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4期。
[41]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42] 朱京伟：《日语词汇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43] ［日］野村雅昭：「字音形態素考」，『国語と国文学』，東京大学国語国文学会1999年第5期。
[44] 对于「漢語系接辞」的用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接辞性字音語基」、「字音接辞」、「副語基」，但这些术语所指内容略有不同。笔者认为「漢語系接辞」更接近选题内容。汉语中使用“构词性词缀”翻译「漢語系接辞」。本文中，引用的场合按原作者的用语，论述时日语使用「漢語系接辞」或「漢語系接尾辞」或中文翻译“后缀”；汉语使用“类后缀”。
[45] ［日］野村雅昭：「三字漢語の構造」，『電子計算機による国語研究Ⅵ』，秀英出版1974年版。野村雅昭：「造語法」，『岩波講座日本語9 語彙と意味』，岩波書店1977年版。野村雅昭：「接辞性字音語基の性格」，『電子計算機による国語研究Ⅸ』，秀英出版1978年版。野村雅昭：「複合漢語の構造」，『朝倉日本語新講座1 文字·表記と語構成』，朝倉書店1987年版。野村雅昭：「字音形態素考」，『国語と国文学』，東京大学国語国文学会1999年版。
[46] ［日］野村雅昭：「三字漢語の構造」，1974年，第41页。
[47] ［日］野村雅昭：「複合漢語の構造」，1987年，第139页。
[48] ［日］野村雅昭：「接辞性字音語基の性格」，1978年，第109—110页。笔者这里进一步缩小只列举前20位的用例。
[49] ［日］荒川清秀：「—性 —式 —風」，『日本語学』，明治書院1986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