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变”的历史解读

《说文解字》：“变，更也。”《小尔雅》：“变，易也。”《白虎通》：“变者，非常也。”变，就是更改、更换的意思。先秦诸子几乎都探讨过事物运动发展的“变易”问题。其中以《周易》为典型，其通篇都在传达着“变”的思想，无论翻到哪一卦，都会看到卦象中那周流不息、运动不止的动态感，即使周行到了状态最差的“否”卦，也有着“否极泰来”的变易性存乎其中。在《论语》中“变易”思想也不少见。这一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基于国家政治言“变”，后世学者对其理念的解读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发展说

后世学者注解“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有一部分学者既肯定齐国的尚功事业，又推崇鲁国亲亲尚恩之礼，把“齐—鲁—道”之变解读为不断优化统一的进程，本文指称这类观点为“发展说”。

何晏《论语集解》载包咸注：“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也。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者，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也。”这是说齐国有姜太公的政教基础，鲁国有周公的政教基础。齐、鲁两国是最有希望发展成为“有道之邦”的诸侯国，若有明君兴起，“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

韩愈、李翱在《论语笔解》（卷上）载：“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韩曰：‘道谓王道，非大道之谓。’李曰：‘有王道焉，吾从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谲是也；有师道焉，得天子礼乐，吾舍鲁何适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师道，师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在这一段话中，李翱借孔子“齐桓公正而不谲”之语，用“齐”代指霸道、以“得天子礼乐”的“鲁”代表师道、以“周”代指王道。“霸道”“师道”“王道”，三者皆可以“道”言，由此建构了“霸道—师道—王道”递进式发展的三重“道”的境界。

春秋末期，诸侯混战，人民游离困苦。“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齐国独树一帜，“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国通商惠工、尊贤尚功，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由此进入“道”的第一重境界，即“霸道”。

但齐国在推行仁政方面，还差强人意，而鲁国“庶几仁厚近道”。因此，齐国还需要有所调整完善，这样就可以达到鲁国所处的“道”的第二重境界——师道。

鲁国虽然推行仁政，但还没有达到“王道”的程度。因此，也需要有所改变、有所完善，才可以提升到“道”的第三重境界——“王道”。

（二）变革说

还有一部分学者，以当时时局而言，认为齐、鲁两国风俗俱坏，“俗有美恶，治有难易”，如果要达到“道”，都必须做革故鼎新之“变”，但因“坏”的程度不同，施“变”时略有先后缓急之分。这类观点可谓“变革说”。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对齐、鲁两国的弊政有过这样的批评：“齐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后桓公、管仲出来，乃大变乱拆坏一番。鲁虽是衰弱不振，元旧底却不大段改换。欲变齐，则须先整理了已坏底了，方始如鲁，方可以整顿起来，这便隔了一重。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论鲁，如《左传》所载有许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坏。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敝之屋，其规模原在；齐则已经拆坏了。”（《朱子语类》卷三十三）朱熹以房屋为喻，说明鲁国犹旧敝之屋，结构规模还在，而齐国则如拆坏之屋，结构规模都不在了。齐国要政治变革，至少要恢复到鲁国的制度规模。

故而朱熹说：“齐经小白，法度尽坏。今须一变，方可至鲁；又一变，方可至道。鲁却不曾变坏，但典章废坠而已。若得人以修举之，则可以如王道盛时也。”（《朱子语类》卷三十三）“齐自伯政行，其病多。鲁则其事废坠不举耳。齐则先须理会他许多病败了，方可及鲁。鲁则修废举坠而已，便可复周公之道。”（同上）在朱熹看来，鲁典章废坠，却不曾变坏，起用即可，故只需一变而至。至于齐国，则差了两步，故更需一变而再变。

朱熹弟子陈埴（生卒年不详）说：“王道，犹人之元气。齐、鲁之初，均有此元气。只缘中间元气各受些病，齐求速安，不于元气调养，便以乌喙投之，一时却得康强，不知元气已被此坏了。”这是以病为喻说明如果服错药再调理则更费力气，至于医治之法，陈埴则说：“鲁未曾用药，元气却未坏，圣人与调理出，便自浑然本来个人。齐元气已耗于乌喙，医欲治之定须先去了乌喙一段毒，始下得调理方法，到此时方与变鲁相似。”然而“齐鲁俱是圣贤之后，本都是王道，但鲁则中间废坏用着修葺，鲁虽不能修葺，然不曾改易周公法制，仍旧是这骨子。故圣人变鲁一番，便可复王道之旧。齐自威公以来一反为功利之习，把太公遗法一齐变了，虽一时振作却伤动好骨子。设若变齐，须除去许多功利了方还得骨子；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复王道之旧。……故变鲁只用一许多气力，变齐须用两许多气力。”

关于齐、鲁两国，刘宗周（公元1578—1645年）说：“昔太公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祸’。周公治鲁，曰‘尊贤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必弱’。二公开国，规模各异。而逆料后世衰乱因之。太公之齐已须一变方至道，况后世乎。积强而霸，积霸而乱矣。变齐者，一变今日之齐以至鲁，再变而后至于道，盖至道之难也。鲁之弱也滋甚，积衰而坏，亦非一变不能至道，但视齐差易耳。夫子借二国志更化之思，实自证经济下手，次第如此，所变者政耳，而俗因之。”（《论语学案》卷三）齐国的现状是“积霸而乱”；鲁国的现状是“积衰而坏”。要改变现状，而至于“道”，鲁国较齐国要容易。关于鲁国的弊政，刘宗周梳理说：

鲁之坏也，其始于隐、桓之际乎，桓公弑兄自立，春秋第一大变也，后公子遂擅弑立，迄于三家专政，迫昭公于乾侯，君臣灭矣。桓公见弑，庄公即位而不讨贼；昭公见逐，定公即位而不讨贼；父子灭矣。桓夫人姜氏如齐，昭公取吴孟，夫妇灭矣，于是三纲之道尽矣。其君设两观，乘大路；其臣八佾舞于庭，旅太山，歌雍彻；其宰据大都，执国政，盗宝弓，名分僣乱极矣。他如跻僖公而昭穆紊，初税亩而助法废，作丘甲、城中城而武备弛，搜狝之不时而军政坏，烝尝之不经而杞典渎，观鱼筑鹿囿而政事荒，纳郜鼎逐归父而刑赏忒，纪纲法度荡然尽矣，区区周礼在官末矣，国之丧也，何日之有，此圣人所以志变鲁与？

刘宗周列举鲁国诸多弊政，认为鲁国“三纲之道尽矣”“纪纲法度荡然尽矣”“区区周礼在官末矣”，批评不可谓不烈。关于齐国的弊政，刘宗周并未明言，但其政治现状比鲁国更乱、更坏，则可以断言。在刘宗周看来，齐、鲁两国政治都已经坏到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

（三）两端说

还有一部分学者将“齐一变，至于鲁”与“鲁一变，至于道”作为两个并列的语段加以阐释，强调“变”而“至于道”的重要性，对齐鲁两国优劣、进阶，不做比较、说明，留待诠释者去比较优长，这或许是更超脱的一种解法。

如陈祥道（公元1044—1095年）在《论语全解》卷三中说：“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春秋之时，成霸功者莫如齐，秉周礼者莫如鲁，由齐之尚功而变之则至于鲁，由鲁之好礼而变之则至于王道。……犹之百川至海，知有海而不知有百川。四时成岁，知有岁而不知有四时也。”“成霸功”之齐与“秉周礼”之鲁，在这里没有明显的优劣先后，两者好似“百川”之任意两“川”，“四时”之任意两“时”。如果能东到大海，这一条河与那一条河的差别何在呢？既然都是一年的组成部分，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区别孰轻孰重呢？以齐鲁两国言之，如果齐经鲁能至于道，如果鲁能直接“至于道”，只要达到了“道”的最终目的，其过程与途径的差异终将泯灭。以此观之，则齐之“霸功”与鲁之“好礼”之道应该都是契合孔子本意的。其关键在于“变”，其核心在于如何能“变”而达于“道”。可叹两国均未能“变”而至于道，先王大道遂不复存在。

再如，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在《日知录》“变齐变鲁”条目中说：“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字面观，简而言之，说明变鲁，要用“德”“礼”；变齐，要用“政”“刑”。这与鲁国“亲亲尚恩”，齐国“尊贤尚功”的开国之政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变齐变鲁，孰优孰劣、孰强孰弱，顾炎武在文中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是读者从顾炎武这一说法联想到《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百姓，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因而，以政、刑治国，虽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有缺陷；以德、礼治国则比用刑罚要高明得多。所以，若在亭林先生“变齐变鲁”条目的原文之后分别缀上“有耻且格”“民免而无耻”两个语段，亭林先生的意思或可解为“变鲁而至于道者”则“有耻且格”，“变齐而至于鲁者”则“民免而无耻”。这样一来孔子对于变鲁变齐之道则有了明显的好恶。但这种揣测是否契合顾炎武的本意尚不得而知。毕竟，对于齐鲁之变，顾炎武并没有孰褒孰贬的明示。

对“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解读，在上述主要观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说法，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历代而下，学人对于齐、鲁之国政不管如何褒贬评论，如何界定“变”说，都始终向着孔子“道”的目标出发，“变”是为了更加美好，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