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1933年，胡适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演变，提出了以1923年为界标的“两期”说：第一期“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姑且不论思潮的演变是否因某一时间点而截然两分，胡适所提示的中国现代思想有一个从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演变大势，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张灏认为，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相伴并存于五四人物的思想中。罗志田则进一步指出，“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虽然是并存并进，毕竟‘集体’渐占上风，到‘五卅’后，‘个人’基本丧失竞争力，终不得不让位于‘集团主义’。”

思潮的演变，常是潜流涌动，或混流并进，或盈虚消长。要想分辨出一个“此起彼伏”的泾渭界标，实在不易。本章没有勾勒五四思潮演变大势的宏大野心，只想择取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个人、社会、群众、党”在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略做粗线条的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