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与现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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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大者不治小”

根据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管理者应坚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则,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则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保证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这就是汉代学者刘向所说的“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说苑·政理》)的管理精义所在。

在现代管理中,任何一个管理者,在企业和公共管理中,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则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管理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管理者也是体力、能力、智慧和时间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面对管理场中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一个高层管理者应不拘泥于小事,尽力做到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什么是管理者的“大事”呢?管理者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决策,二是用人。必须使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牢牢把握住他在管理系统中的这一科学定位。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应是音乐演奏会的“指挥者”,而不是具体的“演奏者”;应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具体地说,要求高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管向”(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管事”(对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管总”(对企业全局的管理)与“管分”(对企业局部事务的管理)、“管帅”(厂长、总经理、总裁、董事长)与“管兵”(普通员工)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确保管理者集中精力抓好“大事”。如果高层管理者不从全局出发,放弃制定企业长远发展规划,放弃组织和实施这一战略规划,而去参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因为他把作为高层管理者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搞颠倒了。这样的管理者只能是一位事无巨细、忙忙碌碌的“事务员型”的领导,是一位头脑糊涂、事无成效的官僚主义者。就他干涉下级工作,造成管理场的严重混乱而言,他犯了“越位”的错误;就他放弃“管向”、“管总”和“管帅”而言,他犯了“缺位”的错误。

(一)问答陈平

西汉王朝是实施“无为而治”的成功典范。汉文帝丞相陈平深谙道家“无为而治”管理之道的真谛。有一次,汉文帝临朝问:“天下一岁处决罪犯几何?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右丞相周勃愧不能对,汗流沾背,而左丞相陈平则回答:“有主者(主管官员)。”文帝又问:“主者为谁?”陈平答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院长);问钱谷,责治粟内史(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文帝反问陈平:“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陈平回答:“主臣(主管群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也。”文帝非但不责怪他,反而“称善”。(《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作为丞相,从长远着眼,放眼全局,紧抓大事,主管群臣,使群臣各尽其责,这就是高层管理者的领导艺术。

(二)丙吉察牛

中国汉代还有一个“丙吉察牛”的故事。丞相丙吉有一次外出考察春耕,他看见一群人在路上斗殴,“死伤横道”,他未下车过问,继续向前走;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他立刻停车派人前去向赶牛人查问原因。随行者不解丞相之意,认为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之”。丙吉解释说:“民斗相害”,这是长安令、京兆尹“所当禁备逐捕”的事。“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汉书·丙吉传》)在他看来,现在正是春耕季节,天气还不很热,看见耕牛口吐白沫,是不是“时气失节”?他认为“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国泰民安,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当问之。“丙吉察牛”这则故事,所揭示的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道理。

(三)台湾王品集团董事长戴胜益、台湾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都把CEO定位为思考者

戴胜益根据黄老道家的“治大不治小”的管理思想,他认为快速灭亡的企业都是CEO想得太少,管得太多。所以CEO的思考力远比执行力更重要,要将80%以上的时间用于思考,20%用于执行即可。戴胜益将自己定位为思考者,“除出席每周五王品集团的高阶主管会议之外,我几乎都在登山”。戴胜益说自己对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爬百岳。因为爬百岳一趟回来,立刻有三四十条新点子,有助于企业挑战现况、解决问题。尤子彦:《CEO该花多少时间思考?》,《商业周刊》第1180期。台湾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的工作,90%时间都用在动头脑,一星期只有两个早上进公司,因为待在办公室里会有各种干扰。所以,只好包一条船到海上动头脑。从道家管理哲学的视角看,戴胜益和许文龙都是成功运用“无形”、“无为”的思考力量,激发出“无不为”的组织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人生圆满的价值。这就是宁静生智慧的道理。

法国社会学家帕斯卡指出: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然而在现代管理中,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根据“大事有为,小事无为”的管理原则,把那些过于拘泥小事的企业家分为五种类型:(1)身居领导岗位,却无法免除事务人员气质的“事务员型”;(2)失去解决困难问题的热诚,为掩饰虚无感而热衷于开会、不干实事的“会议型”;(3)参加各种轻松愉快的迎来送往的礼仪活动,却偏不干本职工作的“礼仪型”;(4)没有政治或派系斗争,顿感无所事事,即处于虚脱状态的“政治斗争型”;(5)碰到人就老谈过去之辉煌的“回顾型”。这是对那些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无能管理者的真实写照。所以,聪明的管理者善于“抓大事”,而昏庸的管理者则喜于“管小事”。抓好“大事”,则事事都得到治理,事半功倍;样样都管,则事事荒废,事倍功半。这就是“抓大事”与“抓小事”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