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性别平等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 问题的提出

今天,网络不再是一种陌生的技术,它已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高达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2012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19.9小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7/W020120719405405832029.pdf, 2012-07-30。网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大学生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尽管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学生群体始终是最基本的网民群体;2012年,超过1/4(28.6%)的网民是学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7/W020120719405405832029.pdf, 2012-07-30。与之相对应的是,现有研究对学生群体的网络使用关注颇多,已经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并且同时有着理论研究和以规模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大体上为“社会问题范式”:该范式重点关注网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恰当地假设网络的使用可能给学生带来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以“网络依赖”为中心的网络成瘾问题。

1998年,扬(K. S. Young)以鲜明的标题“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将对网络的依赖和沉溺于对酒精、毒品或者赌博相类比,并且修订了“是否迷恋网络,即使下线也念念不忘”等8个题目所组成的测试量表。Young, K. S. .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Cyb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1998,1(3):237-244.这一奠基性的研究形成了最初的研究基础和范式,之后国内的大量研究都是在“成瘾性”的范畴中,试图应对网络所形成的“失范”。这些研究数量可观,且研究对象集中于学生群体。肖黎:《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使用及网络成瘾情况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11年第1期;费利霞、邱绍德、姜庆新:《中学生网络成瘾与其网络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国学校卫生》2006年第5期;刘成运、陈岳虹:《大学生网络依赖度调查与心理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网络成瘾调查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11期。相关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网络成瘾进行描述性分析,而且开始将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心理需求、家庭结构、自我效能等多种因素联系起来讨论。罗喆慧等:《大学生网络使用、网络特定自我效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年第6期;李涛、张兰君:《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3期;梁宁建等:《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心理科学》2006年第2期;崔丽娟等:《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影响研究》,《心理科学》2006年第1期。与本研究所讨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结论主要包括两点:一是网络问题在学生群体中被切实检出,如最新的2012年的一个调查使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就医学院大学生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中网络成瘾者比例为19.69%;何敏媚等:《大学生网络成瘾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年第2期。二是网络成瘾带有很强的性别意味,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判断出了男性和女性在网络使用和网络依赖上的不同:大多数研究都指向男性相对于女性有更强的网络使用或网络依赖。何敏媚等:《大学生网络成瘾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年第2期;朱克京、吴汉荣:《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心理社会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年第11期;顾海根:《上海市大学生网络成瘾调查报告》,《心理科学》2007年第6期。

本研究并不打算对上述研究范式的研究进行详尽梳理,而是对上述研究理路提出质疑:网络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在网络开始普及的20世纪末,也许出于对新事物的不了解以及对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的惧怕,学术研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一种负面性的、偏向于社会问题的视角。当新事物开始普及的时候,也确实是其负面效应最容易吸引眼球。但是当网络不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时,单纯去关注网络的负面效应是否仍然恰当?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所有的网络成瘾的研究中,对“网络成瘾”的检出都是相对较低的一个百分比(如上文中的20%不到),那么盯着这一百分比,而对除此之外的人群(>80%)与网络的可能关系视而不见,又是否恰当呢?至少在中国的实际范畴中,尤其是对外来事物和新事物接受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网络已经改变了学生太多,也带给学生太多;而这些影响绝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或是负面效应。因而,是否应该适时地转换思路,将单一的社会问题范式转换成同时关注网络的非负面作用与负面作用呢?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试图同时关注网络的成瘾性(社会问题)使用和网络的一般使用(非社会问题)可能带给学生的影响。与已有研究一致的是,我们也关注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作为一种尝试,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将仅仅局限于便于获取相关资料的大学生。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已有研究已经指明了男性和女性(学生)在网络使用上的显著差异:男性相对于女性(学生)而言有更强的网络成瘾性。这一结果暗示,男女大学生是经历着并不完全相同的网络使用过程的。如上海市大学生网络偏好的研究表明,网络信息获取在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之间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差异;但是男大学生的游戏偏好更强,女大学生的交往偏好更强。周林、顾海根:《上海市大学生网络行为偏好的实证研究》,《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合肥地区的大学生调查则表明,男大学生在“消磨时间”的上网动机上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在“获取信息”“广交朋友”的上网动机上显著高于男大学生。此外,男大学生有更强的上网积极态度,但是同时却有着相对更弱的网络道德观念。邱杰、张承业:《合肥市大学生网络交往态度性别差异研究》,《中国学校卫生》2003年第4期。

或许我们应该强调,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面临着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期望或者说性别社会化过程,因此,其在实际的行为中也会有所不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是按照社会对自己的性别要求不断形塑着自身的行为模式。尽管这种形塑与行为模式的产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与网络使用联系在一起,本研究至少希望尝试回答,对于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而言,网络同样作为一种重要媒介,却为什么会有相对而言并不完全相同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网络本身在大学生性别群体中的可见性。本研究使用“可见性”这样一个术语指代是否能被社会接受或是获得外在的肯定。网络在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中的可见性是不同的,由此带来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网络使用以及并不完全相同的后果。对于男大学生而言,网络的可见性相对较高。在大学里像网络或者计算机这样带有明显技术标志的事物还是社会性地被期望为是“男性”的,因此男大学生和网络的亲和性较强。因而可以推论,网络本身对于男大学生而言有着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是日常的网络使用本身恐怕很难对男大学生形成积极的影响,因为对于男大学生而言,社会对他们比女大学生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对于他们而言,网络的相对满足感降低;但是另一方面,一旦男大学生在网络上出现问题,如研究者所强调的网络成瘾,当男大学生陷入网络时,其更可能受到社会的否定,而容易形成负面的影响。而网络对于女大学生的“可见性”明显降低,实际上很难说社会期待女大学生在网络使用方面有很外在的行为,对于女大学生而言,网络的日常应用性更高,她们在并不那么可见的地方使用网络,由此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男大学生的网络使用后果:一是日常的网络使用本身相对于男大学生而言更容易形成积极的效果;二是网络成瘾等负面现象可能也会带给她们相对较小的社会压力。下面,我们将使用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