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评论

技术进步（或近似理解为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改造）对就业的影响是直接的，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是间接的。技术进步要通过影响就业（总量和结构），再由就业及就业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来影响社会保障的筹资能力。

因此，文献综述的基本逻辑是：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和资本深化，就业和资本深化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结构，从而影响社会保障的筹资能力。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又分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其中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产业结构变迁来实现的，故而也需研究技术进步对宏观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一）研究现状

基于研究任务的需要，本书着重从以下七个方面来把握研究现状。

1．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技术进步是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之一。每次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技术进步将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引导产业结构变动。从社会供给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会在催生新产业的同时淘汰落后产业；另一方面，发生在已有产业的技术进步会改变该产业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使其生产结构和规模边界发生改变。在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整个产业的质、量、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从社会需求来看，很多技术进步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各个生产部门的需求而产生的，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需求层次的提升对产业生产要素的质量、数量、结构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动。

技术进步通过多种路径影响产业结构变迁。谢旭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示范效应、优化效应、创新效应、放大效应、优势效应五大效应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示范效应、优化效应、创新效应、优势效应依次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产业结构变动前期、变动初期、大变动时期和成熟期。朱燕将劳动力转移视为“桥梁”，认为技术进步通过形成新的产业分工来使劳动力发生转移，进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张晖明、丁娟则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供给方面：技术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引起各产业比重的调整；提升劳动者素质，为持续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出现、兴起准备人才。需求方面：技术进步产生新机器设备，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引起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需求结构和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升产业的技术素质、产品质量，优化成本结构，增强国内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产业结构变化具有世界意义；促使原有产业更新换代，形成新兴产业，创造新需求。

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朱国栋认为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呈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依次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杜春亭认为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出现“第三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取代“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实际影响比较复杂。如张永鹏等分析了技术进步对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技术进步对第一、三、二产业的结构影响逐渐减小的结论。蒋永彩分析了贵州的情况，认为由于贵州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不大。李健等做了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中国处于技术引进消化、技术模仿和自主研发的过渡期，自主创新力度还不够。

2．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且不同阶段人们的认识也不同。早期关于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会促进就业。Pissarides、Paolo Pini、Stoneman认为技术进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产出等增加就业人数。D. 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一书中提出技术进步不一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机器的生产、操作、维修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如此，如果技术进步使社会总产量的增速高于人口增速，人们的实际收入会增加，会更加重视闲暇的价值，从而增加服务业就业人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消极性影响。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机器夺走了工人的工作，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熊彼特认为技术进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会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Douglas Jones认为技术进步的“补偿效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问题，长期来看仍会增加失业。

实际上，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每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来淘汰一些旧产业和旧岗位，但同时也通过开发新产品、新兴产业来创造出一些新的就业岗位。

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就业总量的实证结果并不明确。如齐建国的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阶段性：技术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就业，在90年代却减少了就业。何平等发现企业科技活动对企业生存有正面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无效。王光栋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对欠发达地区就业总量产生不利影响。冯泰文等认为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弹性的影响不显著。刘春燕认为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减少就业，长期来看会增加就业，但是中国技术进步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没有相应地促进就业。孙永君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了就业的净增加。陈心颖认为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有消极影响，但长期的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对不同细分行业就业总量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其中资本深化程度对就业影响显著。胡雪萍等、魏燕等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减少了中国东部、东北地区的就业量，但是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量。

虽然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由于“替代效应”与“补偿效应”孰大孰小的对比而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技术进步会显著影响就业结构的变迁。Katz认为技术进步使低技能劳动力将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曼纽尔·卡斯特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就业结构变化，认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成熟，绝大多数国家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工业部门，普通劳动力的用工需求不断下降，而高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则不断增加。丁建定研究了美国的就业情况，认为技术进步增加了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就业人员，蓝领工人则面临失业问题。邵文国认为技术进步会改变就业结构，提高就业条件，劳动者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毕先萍等认为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不明确，但是对中国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

3．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工资结构）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工资结构的影响是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很多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技术进步均呈现资本偏向性，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是近几十年来工资收入差距（尤其是不同劳动技能劳动者之间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恶化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状况。

大多数研究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拉大了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差距。如钟世川等认为，技术进步偏向性使得资本生产率增长更快，导致国民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目前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两方面。钟世川等、王林辉等认为，技术进步偏向性使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市场分化且出现技能溢价。丁从明等认为发达国家是以资本替代相对稀缺的劳动力，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选择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王林辉等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越偏向资本，资本的收入份额就越高，相应地，劳动收入份额越低。中国技术进步呈资本偏向型，但其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地区间差异。张杰等研究发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劳动者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之一。董直庆等发现中国省际和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使劳动者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近60%降至2010年的42%。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也影响收入分配结构。王忠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中国的工资结构呈宽化现象，但中国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并没有恶化，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相对较快，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也在增长。姚先国等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呈现技能偏向型，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占比。喻美辞、包群等考虑了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因素，认为中国的进口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偏向技能劳动者，从而提高了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黄先海等研究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何洁等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新旧行业的不同影响，认为新技术使新行业就业扩大和工资上涨，弱化或淘汰落后行业，导致新旧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4．资本深化对就业总量及结构变化的影响

目前关于资本深化影响就业总量及结构的研究成果不多，也没有成熟的共识。李冰认为不管是中短期还是长期，资本深化都明显地抑制了就业总量的扩大，基于此，提出要减缓资本深化速度，以减轻对就业的冲击。段远鹏等发现中国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深化加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两者比较而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小于资本投入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姚战琪等认为中国的资本深化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王艾青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特点，投资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因而降低了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出现了资本排挤就业的现象。

张晓晖区分了不同行业中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里，就业数量随资本深化而相对减少；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就业数量随资本深化的扩大而增加；而在劳资密集型行业中，就业数量也伴随资本深化而增加，但增幅要小很多。温逊尧研究了广东制造业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影响，结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影响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小。

5．资本深化对收入分配（行业收入、工资结构）的影响

研究资本深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成果也较少。王丹枫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深化对整个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U形（先降后升）变化规律。

6．产业结构变迁对就业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迁通过“创造与破坏”来影响就业结构。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经济增长和新行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落后产业衰退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劳动者失业。通常，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越大，对就业的破坏效应越显著。

赵利等认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就业结构的改变，从业者由基础部门向新兴服务部门转移。中国三次产业当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不断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而第二产业中有些部门就业人员减少，有些部门就业人员增加。朱轶等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周源等认为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抑制了就业的增长，资本深化是影响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刘春燕认为技术进步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对中国整体的就业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在服务业方面甚至还产生了负面影响。蒲艳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方向、变动速度对转型期的中国就业有显著影响。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改变着劳动力的流向、资本投入的方向、生产要素占有者的回报，必然改变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变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叶立梅对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变化情况的研究中可见一斑。叶立梅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职工的相对工资水平下降，社会结构正在从扁平形向金字塔形转变。与此同时，北京形成了以行业为区分标志的新富阶层，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水平行业大量减少，高收入群体和超高收入行业已经形成，城市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加剧。从全国来看，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中国基尼系数连续多年保持在0.47以上的高位，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刘祖春等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加了“富者”的增收机会，减少了“穷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使两者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冯素杰通过定性与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间存在内在的累积循环效应。

7．收入分配变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影响

一个基本共识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偏高，收入分配结构亟须调整。关于收入分配影响养老保险筹资的研究，普遍的结论是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对养老保险筹资产生不利影响。如，穆怀中认为社会保障只能实现部分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范围及能力是有限的。韩龙菲、葛开明认为，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最高，居民占比最低，加上养老保险缴费率较高，导致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水平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不匹配，现行缴费模式难以为继。张洪林认为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个人工资收入相关，而工资收入会随着生产要素项目的增加或技术进步而日趋减少。从收入的税负结构看，工资收入税的累进税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税负却具有累退性。因此，应该适时地进行费改税，以提高筹资能力。

（二）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现有的研究，发现以下五个方面仍需继续研究和探索。

1．对技术进步本身的研究

现有的很多文献在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时，并不关注技术进步背后的逻辑、力量及趋势，只是将技术进步看作既定的、抽象的外生变量，是一个黑箱，而且多数研究将技术进步视为“价值中立”，不去深究技术与资本的紧密关系，甚至将技术进步看作人力资本提升、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上升的标志。由于不熟悉技术进步的脉络，没有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一、二次技术革命作本质上的区分，没有看到第三次技术革命及之后的技术进步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带有颠覆性的改造。由于它使社会生产绕开人的参与成为可能，今后的技术进步对经济、产业、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随着劳动力成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上升，以尽可能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已经而且越发显示出技术偏向，即不断地用机器来代替人工，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机器对人的替代范围将不断扩大、层次将不断提高，不仅低端劳动力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地遭受挤压，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脑力劳动者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失去工作的危险，甚至决策、咨询此类对脑力要求较高的职业也可能被机器及其运算逻辑所取代。虽然这种替代目前只是苗头，还未成为潮流，但已经是暗流涌动，正在快速积聚能量，未来到某一临界点时，将对就业产生爆炸式的冲击，届时资本相对于劳动者将变得更加强势，劳动者收入结构更加失衡，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者越来越少，大量劳动者集中于收入很低的低端服务业或依靠社会救助度日。而企业用工人数的减少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下降，都会削弱目前以工资为基数、以收费为方式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能力。

2．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将重心放在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周期上面。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技术进步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本身就意味着就业增长。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一书中，就将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等同起来。改进型的技术进步能够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率，细化分工并拉长产业链条等，这都将扩大生产规模；变革型的技术进步能够开辟新的领域，产生新的行业，形成新的需求和市场。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理解，集中在技术进步的“替代效应”与“补偿效应”孰强孰弱上，而这似乎是不可控，只能事后通过实证研究来得出结论。而且由于采取的方法、选择的数据等方面不同，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能不能通过逻辑和理论分析来对未来有一个判断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逻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虽然它做不到无所不能。

如果将技术进步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考虑在内，技术进步会改变劳资收入结构以及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当社会总供给找不到足够的市场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加以缓解，但由于不能根除，会周而复始地、以一次比一次尖锐的姿态出现。因此，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快，人们可能由于难以适应而被挤出劳动力市场。二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提供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大的市场，只有能够证明市场是无限可能扩张的，就业才会增加，但这并不容易实现，否则为什么一再上演经济危机呢？看看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全球化、自由贸易受阻，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某种潜藏的威胁。三是技术进步的状态。特别是今天随着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服务环节都在减少人工时，就业形势将越来越严峻。第三次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社会就业能否找到应对冲击的办法尚未可知，但绝不能盲目乐观。

3．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将技术进步的方向粗略地分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中性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总体趋势是节约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资本深化（人均资本品的增加），另一种是资本浅化（人均资本品的减少）。一些研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呈现浅化趋势。但这里的资本浅化通常是对实物资本而言，若考虑到技术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最终要与有形资本相结合来获取利润，将此类无形资本规模的增加也算作资本深化，则资本深化也是历史发展趋势。

4．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中，普遍关注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缺乏关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研究。即使假定资本深化的结果对就业数量影响不大，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却很可能发生改变。宏观上，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后，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相比会增加；中观上，资本深化后，将出现较少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一步分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是“高增长、低就业、低社保缴费”，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低增长、高就业、高社保缴费”，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能力不相匹配；微观上，资本深化后，管理阶层、技术阶层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会扩大，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会更高。这些都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构成挑战。

5．对养老保障的研究

现有文献多是在养老保障内部开展研究，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缴费年限、退休年限等对养老保障基金收支的影响。但就业和收入是养老保障制度筹资的来源，而技术进步又对就业和收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见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没有充分估计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筹资的影响。经济新常态、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等，都会迫使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加快机器对人的替代（2015年全世界一半的机器人被中国企业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加快发展，发展的速度很可能超过劳动者技能转换、知识更新的速度，再加上从业者大量集聚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有学者称，从第二产业退出的劳动者将被第三产业吸收，但需要面对的问题是：①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全行业的，服务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同样会进行资本深化；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与第二产业密切相关，第二产业资本深化后，劳动者数量少，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结构更加扭曲，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服务业的规模，进而限制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就业人群，就业不稳定、就业增速下降甚至绝对就业数量减少都会影响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筹资能力。

二是缺乏收入分配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概念、认识和理解的冲击的研究。例如，对基本养老保障标准概念的冲击。目前普遍用养老金替代率来评价保障水平。但如果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劳动者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越来越高，最终养老保险变成一个“穷人俱乐部”，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不进入养老保险资金池，即使替代率很高，退休者的实际经济地位也可能很低。再比如，对基本养老保障筹资办法的冲击。目前的筹资办法显然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长此以往会对就业和基本养老保障筹资产生冲击，因此，有必要适时地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来修改筹资办法。

三是缺乏关于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障筹资中的责任研究。目前“大账户”、“全账户”的社会呼声很高，这等于是强调个人养老责任而弱化财政的养老保障责任。资本深化后，由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劳动者自身能够提供的保障水平会逐步下降；而不管资本如何深化，政府总能以税收的方式来调节过高的资本收入，即政府有能力通过扩大财政收入来弥补个人自我保障不足的部分。因此，随着情势的发展，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政府养老保障责任的边界不是缩小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因此，需要详细论证政府的养老保障责任。